中国经济思想起源说 《易经》:中国经济思想起源说 刘新权
中国不解之谜  《易经》：中国经济思想起源说
  刘新权
摘 要 作为六经之首的《易经》，因其语言的坚涩及其卜筮的外衣而成为不解之谜。要揭开罩在其上的层层迷雾，就必须把它置于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从其逐渐产生的社会实践基础去考察。本文认为《易经》是中国经济思想的起源。
关键词  易经  农业经济  卦辞
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一般从原始社会就开始，而中国经济思想史形究却笼统地从先秦开始，且“先秦”主要是指诸子百家学说。近年来，把《易经》与现代企业联系起来的形容也日渐增多。但很少有人从《易经》产生的社会基础，以及《易经》与儒、道、墨、法等学说的继承关系，从经济学角度去研究。当然，任何把《易经》与经济学刻意拉在一起的做法都是不科学的，至少是牵强的。而忽视或避而不谈也不行，因为《易经》的研究有助于看清中国经济思想的整个体系，有助于完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一、《易经》的成书时代
《易经》和《周易》是不尽相同的，《周易》的内容除《易经》外还包括《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等。关于《周易》，《左传》中有记载：“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左传·昭公七年》：“孔成子以《周易》筮之。”这从侧面表明，《周易》最晚在春秋时代已出现。《周易·系辞传》一般被认为是孔子言论。此外，司马迁也对《周易》作了推测。《史记·周本纪》载：“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司马迁的推测有一定的根据，可能在于其中有许多殷周历史故事的记载；同时也表明，《易经》在周文王之前已经存在。但据《周礼》载：“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这表明《易》有三种不同的版本。《易论》《易赞》又认为：“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这就表明，在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时就有了《易经》，名字叫《连山》。再说，《周易》的形成绝不会是空穴来风，它必然是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所以笔者认为，《易经》从原始社会就开始逐渐产生，历经夏、商，至周时得以补充完善。
众所周知，从原始社会后期到夏、商、周，在政治形态上是国家产生并获得发展，在经济形态上是从采猎时代向农业文明的过渡及农业文明的发展。《易经》正是在这个大的时代
背景下产生，也必然反映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事实上，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由某个圣贤想象出来的，它必然来源于社会实践并高于社会实践，指导社会实践。所以，笔者以为，《易经》正是采猎时代向农业时代过渡过程中人们思想的理论概括。至于这种思想是什么，那就要看当时的社会主流是什么。
二、《易经》的社会实践基础
关于《易经》究竟体现了什么思想，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如有人视其为算命之学，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哲学，也有人说它是为周历王复兴出谋划策的政治书，等等。至于把周前社会和天命五行之说并论，从而认为《易经》是卜筮之书的观点，有一定道理，因为由于当时科技水平低下，古人便用天命之学来解释某些自然现象乃至社会问题，这是必然的。但要接开《易经》之谜，就必须看到社会历史发展的主流，即脱胎于原始采猎的农业文明的发展。“农业、畜牧业的出现，标志着先民们开始依靠自己的劳动增加天然物产，进入生产性经济生活。” (张岂之主编.中国传统文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13)也就是说，《易经》与先民们的生产性经济活动密不可分。
农业发生于旧石器时代末、新石器时代初。在关中西部生活着姜姓部落，其首领神农氏是
本部族历史发展中最先开始农业生产的。原始社会的氏族首领的作用便在于，管理氏族内部事务与对其他氏族的关系，其中主要的当在于带领人们进行经济活动。《淮南子·修务训》载：“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食，食蠃蚘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浇高下，尝百草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便是氏族首领带领人们进行经济性生产活动的最初尝试。黄帝也长于农业，据《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随着新石器的普便使用、铜器的发明，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并逐渐成为决定性的生产部门。这就需要氏族首领总结经验，形成一套管理农业经济的办法。据《周礼》载，黄帝时便“以九职任万民”，即“一曰三农(平地、山、泽之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徼，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植鸟兽”。在农业上有了种植业、畜牧业、林业等分工。不但如此，氏族首领们还总结出一些管理思想。据《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的后代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职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材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在管理过程中，“其动也时，其服也士”；能“取地之材”因地制宜并能节约资源。正因为他能顺天时、知民急、大公无私、因地制宜，从而使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人民生
活水平有了提高。司马迁评价说，其“溉执中而遍天下”，治理天下如水之灌溉，平均而中正，无所偏颇；其仁义如“日月所照、风雨所至”，天下民众“莫不从服”。
原始社会末期的大禹在农业生产方面也有很大的功绩。作为当时的“统治者”、“管理者”，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治理水患、发展生产。他面对食物的匮乏、分配的不均，提出“调有余而补不足”；且划定九州，按地亩肥瘠征收等差赋税。辅助大禹的皋陶说：作为管理者，应当“宽而栗”，态度宽大而严谨；“柔而立”，性情温和而有主见；“愿而共”，行为善良而端恭；“治而敬”，办事胜任而认真；“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实”，“强而义”，即对上服从而坚定，待人正直而温和，性行简约而明察，刚强而笃实，勇敢而合于义，并且要“章其常有”，持之以恒。并认为“非其人居其官，是谓乱天事。”在这种思想的反指导下，最终使“众民乃定，万国为治。”(以上引文均见《史记·五帝本纪》。)
到了夏朝，农业生产更进一步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了发展。奴隶制国家的君主们更加注重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商汤就说，“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并主张行仁政，“君国子民”，使“为善者皆在王宫”。(以上引文均见《史记·殷本纪》。)周朝时，工商业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手工业号称“百工”。姜太公因地制宜、工商富国，使齐为大国。
综上所述，农业文明的发展以及涌现出的优秀的经济思想、管理思想，都为《易经》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也许有人会对以上所引史料的历史真实性存疑，但无论如何，经济性生产活动的存在总是事实。既如此，经济思想也就必然会产生。而且，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尽管有宗教迷信、战乱争斗的干扰，但经济活动始终是最主要、最根本、最有影响力的因素。而产生于周前的作为六经之首的《易经》，经济思想也就是其主要的内容了。
三、《易经》是对周前经济思想的总结
通过前文分析可知，周前无论氏族首领或奴隶制国家君主，在其经济管理实践中产生的思想主要有：爱民，仁政，修身，观察，节约，因地制宜，唯才是举等。而所有这些，在《易经》中均能到佐证。下面举几例以说明。
1.《易经》中“孚”的广泛使用
《易经》中42次使用“孚”字。“孚”字意为“信用、诚信、守信”，又引申为“仁、德”。如《损》：“有孚，元吉。”内心有诚则吉。《习赣》：“有孚巂心，亨，行有尚。”只要有诚信规范人心，就能亨通，行为高尚。《解》：“有孚于小人。”对臣民百性要诚信。又如《革》：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意思是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取信于民，改革事业将大为顺利并得到好处。本卦九四爻辞再次出现“孚”：“悔亡，有孚，改命吉。”其中“有孚”是说改革很得人心。九五爻辞：“在人虎变，未占有孚。”在同一卦中，就三次使用“有孚”强调取信于民的问题。这种重民意、取信于民的思想，显然有得于帝喾以来治理天下的仁信思想，合于大禹时“宽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的原则，与商汤“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的治国纲领相一致。
2.“章其常有”与“恒”思想上的一致性
古人非常注意做事情的一惯性，尤其强调在“仁德”修养上要“章其常有”，持之以恒。夏桀无“恒其德”，被汤灭之；商纣不“恒其德”，被周灭之；厉王不恒其德，有夷人作乩而周室衰。之前的皋陶早以意识到“章其常有”的重要性。这事实上是讲开明盛世如何长久不衰的问题。《易》中充满了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恒》卦。其中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已成为后人管理国家的一条格言。
3.民本思想的延续性
从前文已知，从原始社会中后期到夏商周时代，“民本”思想已日渐突现。在《易》中，民本思想占得地位日益重要。如《同人》卦讲以仁德诚信去团结人民，《比》卦讲以诚信之心与民亲比。再如《蹇》卦：“王仆蹇蹇，非躬之故。”王公大人们行匆匆地忙碌，全是为了人民，而非谋求自己的私利。这显然有得于周前社会的民本思想。
4.对自然资源节约利用的思想
与古时“取地之材而节用之”的思想相对应，《易》也注意到节约利用资源问题。如《节》：“节：亨。枯节，不可贞。”即强调要以节约作为行为准则。否则，如果“不节若”，不知节约，“则嗟若”，日后必会唉声叹气。因此要“安节”、“甘节”，以节约为乐。原始社会采集渔猎的对象物为野生资源，人们注意到节约利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又如《林》：“禁林，贞吉。禁林，吉，无不利。”就指出保护森林资源的问题。
5.唯才、唯德是举的用人思想
与古人“为善者皆在王宫”思想相对应，《易》中也体现出用贤人、勿用小人的思想。如《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师》尚六：“在人君有命，启国承家，
小人勿用。”这些都表明了《易》的用人思想。再如《屯》六三：“即鹿无虞，唯入于林，君子几，不如舍。”其中“虞”是专管山林的专家。要打鹿，就必须让“虞”来作向导，否则不如别去。
等等，例子不在多举。纵然没有这些例子，我们也可以推断，《易》是对其产生时代及之前的思想的总结。而社会经济活动——农业经济中的管理思想，也必然有所反映。通过前面的分析，基本上可以断定，《易》是对周前农业经济社会中涌现出的智慧的概括。
四、《易经》政治经济思想的哲学基础
《易经》的政治经济思想有其哲学基础，其一是循环中兴论，其二是“中行”思想，其三是无为思想。《易经》以盛则衰、衰则盛的循环论作为中兴的理论依据，《乾》卦用九“见龙无首”便是循环论的形象描绘。从初九“潜龙勿用”，依次发展到九二“见龙在田”、九三“君子终日乾乾”、九四“或跃在渊”、九五“飞龙在天”、上九“亢龙有悔”。“见龙无首”即是说，初九不是头，上九不是尾，而是循环往复。《荀子·王制》：“始则始，终则终，若环之无端也。”无头无尾，无始无终，形成循环。再如乾上坤下的《泰》和坤下乾上的《否》卦，均体现了循环中兴的思想。
《易经》中42次用“孚”字，有讲诚信的，如《解》九四的“朋至斯孚”；有讲事实的，如《讼》卦辞“有孚，窒”。但最多的却是《中庸》二十三章“唯天下至诚为能化”的“诚”。并认为孚的作用很大，只要有孚，就会无往不利。这种孚在《易经》中首先是作为原始客观唯心主义的天所转化而成的主观唯心主义本体，并衍化为精致唯心主义的“道”，(参见宋祚胤.周易经传异同.长沙：湖南师范在学出版社，1991)如《随》九四“有孚在，道以明”。“孚”的现实意义，《易经》用“中行”表示。如《泰》九二“亡得，尚于中行”，《复》六四“中行，独复”，《益》六三“有孚，中行”。“中行”即恰到好处，无过与不及，只有有孚之人才能做到“中行”。所以，《论语·子路》说：“不得中行而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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