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之谜新解拉康的后精神分析批评
外国文学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期哈姆雷特之谜新解：拉康的后精神分析批评
方汉文
内容提要：法国后精神分析理论家拉康认为，莎士比亚悲剧人物哈姆雷特行动延宕，不能实施报仇行为不’是偶然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处予一个心理一语言的结构之中，他没有本人行为的自由，只能遵守“他人”的规则。拉康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框架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相结合，用后精神分析理论为争论已久的“哈姆雷特行动之谜”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理论。
关键词：后精神分析俄狄浦斯情结镜子阶段符号级菲勒斯中心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是西方文学研究中的难解之谜：哈姆雷特为何迟疑不决不能实行报仇行动？从１７３６年西方学者提出这个问题后，一直是各派理论阐释的中心。在已有的种种解释中，２０世纪初期出现的精神分析解释是最引人注目的说法之一。从弗洛伊德到琼斯（Ｅｒｎｓｔ
Ｊｏｎｅｓ）都认为：哈姆雷特并非不愿行动，而是不能行动。原因在于他的意识要求他行动，但他潜意识的“俄狄浦斯情结”使他不能行动，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这种见解曾经让西方学术界为之震惊。殊不知，半个世纪之后，后精神分析学的代表人物法国的拉康（ＪａｃｑｕｅｓＬａｃａｎ，１９００—１９８１）再次让学术界如醍醐灌顶，他提出了关于哈姆雷特之谜的一种新解释，又一次展示了精神分析文学批评的独特风格。
拉康的《欲望及对＜哈姆雷特＞中欲望的阐释》（Ｄｅｓｉｒ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ｓｉｒｅｉｎＨａｍｌｅｔ）就是这方面的一篇代表作，这是１９５９年４月拉康在巴黎圣安娜医院主持的讲习班系列讲演《欲望及其阐释》中的一篇，这篇作品在７０年代由拉康的继承人雅克一阿莱茵·米勒整理后，于１９７７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的《耶鲁法国研究》杂志（５５／５６）期先行刊出，一时间风行英语世界。但是对于大多数只熟悉弗洛伊德学说，不了解后精神分析的中国读者来说，我们还要作一些基本范畴的说明，才能理解拉康以艰涩出名的阐释。
一、主体与欲望客体关系：走出俄狄浦斯情结
首先涉及的问题当然是俄狄浦斯情结，但拉康与弗洛伊德不同，不再是恋母情结的简单表现。主体仍是哈姆雷特王子。在拉康看来，实际上，在儿童经过一个特殊的生理时期——镜子阶段——以后，主体的欲望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这个变化的原因在于主体获得了语言。进入了语言符号体系之后，主体的欲望从原来的低级“需要”（ｂｅｓｏｉｎ）变成了“要求”①，需要是以客体对象得到满足的，主体这时所得到的其实是一种话语，这种话语必须与他人对话，而对话的对象并不是原来的客体。予是，在“要求”中所存在的不是具体的客体，而是大写的他人——Ａｕｔｒｅ即他者。他者代表了一种必然性：在某处“必然”有着另一个要求的他人，另一个主体，由他来满足主体的要求。这另一个主体是要求的“原初主体”。原初主体满足主体的要求，它可以使话语具有意义。这时的变化是：１）从主客体关系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原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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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雷特之谜新解：拉康的后精神分析批评
的对于具体客体对象的依恋变为对于他者的联系。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者把主客体关系变为主体间关系的理论渊源之一。２）“需要”的欲望成为“要求”的欲望，话语淘空了“存在”的意义，使它干瘪，成了一个空空壳体了。欲望从主体的欲望向他者的欲望转化。拉康认为哈姆雷特的母亲便是他者（她在一开始处于他者位），她在戏中的地位是主动的。拉康说道：
我们在这个方向的开头一步，便是要说明在这戏中，是由他者也就是要求的原初
主体母亲来主持的。在精神分析中，我们所经常说到的“绝对权力”（ｏｍｎｉｐｏｔｅｎｃｅ），从
开头就是最初要求的主体作为主体的绝对权力，这一绝对权力来源于母亲。＠
需要本是对具体事物有效，当它转化为要求，对象便成为普遍性，于是就出现了主体的语言要求的危机——它会成为无法为具体对象所满足，甚至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拉康这里其实是指纯粹能指，这个能指已经成为他者性的不变的本质，它是语言所无法把握的。也正因为如此，人的欲望只能是他者的欲望。哈姆雷特的欲望依靠于他者，也就是处于菲勒斯位置上的母亲的欲望，母亲的欲望则使得哈姆雷特处于犹豫不决之中。哈姆雷特在母亲的两个欲望客体之间游移不定，一个是理想中的高贵客体—
—已死去的国王；另一个是无耻的杀人犯，即现实存在的客体克劳迪斯。阴阳两界相隔，美好的客体可望不可即，倒是那个现实的“生殖客体”还在面前，哈姆雷特只好依从于母亲的欲望——压抑地规劝母亲明哲保身，要她去“钻入那与罪恶的衾被之中”，投身于欲望之海的渺小满足。主体欲望便是他人的欲望——拉康称其为“哈姆雷特戏剧的唯一准则”。由此可见，俄狄浦斯情结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完全不是弗洛伊德所津津乐道的对于异性父母的欲望，一个新的复杂的主体欲望模式在这个情结之上展开了。
依据儿童心理与生理的发展，下一步就是进入符号级，这时由于母亲的欲望作用，儿童想与母亲身体认同，但这种幻想被镜象认证的假象所打破，于是又转为与母亲的欲望保持同一，把自已幻想成母亲的欲望客体。这个客体是关键的能指，它便是菲勒斯，它是绝对权威的化身，谁拥有菲勒斯谁就有了权威。可是，在这个阶段中。可怜的王子哈姆雷特不过是一个无知的儿童，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就是最终要服从于他人的欲望，他只是想独占母亲，想要成为母亲的欲望客体。不料好梦不长，符号级的到来是无情的，父亲与法权同符号关系一同来到，菲勒斯将要被夺去，因而向他者认同无可逆转地变为向父亲认同。于是残酷的阉割发生了，母亲成了这种作用的牺牲品，这便是哈姆雷特可怜母亲的地方。菲勒斯本是母亲的欲望现在要被父亲所取代，哈姆雷特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他含痛向母亲要求做她所应做之事，在父亲的法权下求生存。对于王子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就是对于他人欲望的再次认同。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处于法权地位的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欲望
的对象客体竟是这样一个无耻的小人，他僭取菲勒斯的空缺，这就使得主体成为病态的，是精神症状的起源。最后的结果是明显的，只有向他人地位屈服，承认这个权威才是唯一出路。不过事实上也有这样的安慰：在符号级中，那个现实的菲勒斯其实是不在的，它不是真实地在位的，只是在能指位上的一个进化过程而已。
至此，拉康才明确了奥菲丽娅的地位，她是幻想的客体，也是主体的镜像与“病苦”，是主体欲望的替代物，“这种想象级的客体在自身缩聚了存在的意义和标准”，“成为完全的存在的诱饵”。它看起来是价值连城，实际上毫无意义，在拉康的幻想级中它只是倒错欲望的目标。简单说，幻想就是无意识（拉康说“幻想是在无意识的回路上被获取的”），它的客体——奥菲丽娅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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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期不能真的满足欲望。性倒错的特点又体现为：幻想的整个重一Ｄ都押在纯属想象级的事物之上，这种幻想的失败必然会产生精神病症状。
以上发展是幻想层的第一阶段，它主要表现为主体的幻想与神经症状并行，两者的目标不同，但产生的行为方式近似。哈姆雷特行为表现出两种因素，一是依赖于他人的欲望，即是他母亲的欲望。二是在他者的时间中犹豫不决，延宕迟疑不能行动。这便是对于哈姆雷特的延宕行为新解释的根据。比如歌德说，哈姆雷特不能行动的原因在于理性主义的束缚，发达的智力会麻痹人行动的力量。丹纳的观
点则几乎完全相反，他认为是过度的激情伤害了理智，也会使人不能起而复仇。别林斯基则主张，哈姆雷特不能行动是出于意志不够，枉有巨人的雄心，却只有婴儿般柔弱的意志。拉康指出，在戏中戏一场，国王作贼心虚，不愿再看到自己的罪行重演，匆匆退席。哈姆雷特嘲笑了国王的慌乱后，去和母亲见面，不料刚好遇上国王在为自已的罪行忏悔祷告，这时正是杀死他的好时机，但哈姆雷特却停止不前，不能立即行动。这是因为现在不是“他者”的“时机”，哈姆雷特没有自己行动的可能，他只能按他者的时间来行动。从剧中的所有情节来说，无一不是如此，哈姆雷特从剧一开始就一直按他者的时间行动，这个“他者”是不停变化的，先是按父母的时间去不去维登堡，接着又按国王的时间去英国，乃至到最后，他又按国王的时间去进行决斗。拉康把哈姆雷特自己的时间说成是“最后的时问”，也就是死亡的时间，这也是弗洛伊德的的死本能的翻版，只有回归死亡才是回到自己。这是拉康对于哈姆雷特延宕不行动的新解释。这种行动的犹豫不决是一种对于自己身份新的认同，也就是所谓与他人的认同。第二阶段表现为客体的毁灭，由于性倒错出现于幻想关系中，哈姆雷特不再把奥菲丽娅作为女人看待，她成为一个“孽种们的温床”，失去了任何价值。奥菲丽娅的丧失只是剧中的现象，它的原理可以追寻到精神分析的临床症状也就是病理学的意义。这个幻想物是在幻想的想象级结构中暴露出来的成分与在正常的想象级中关系中达到信息层的某种事物——另一主体的形象，正是它构成了我本身的“自我”——形成了交流关系，幻想物在交流中产生。这是暗指剧中的情节，当哈姆雷特见到父亲的鬼魂后，所碰到的又是奥菲丽娅，这不仅说明她与菲勒斯之间的联系，同时也在暗示着下面一个阶段——主客体关系的第三阶段，即墓地一场，客体奥菲丽娅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了。
中国不解之谜二、决斗和哀悼：疯狂的显形
第三个阶段中，拉康提出，如果仅仅从主体的欲望是他者欲望的角度来理解哈姆雷特的命运是不够的，因为这只是一般人的命运。而哈姆雷特的命运能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必然有他的特点，要明白这一特点，就要到哈姆雷特的具体行为中去寻。哈姆雷特与每个人一样，都在朝着自己生命的结束在运动，从他者的时间向着自己的时间（也就是生命之结束）在运动。对哈姆雷特而言，他的特点还在于他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Ｃｈｅｖｏｕｉ？），“他从来没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目标，一个客体”，他总是站在他人的立场来提问，而超越了自己个人的目标。拉康认为这一特点集中表现于哈姆雷特看到福丁布拉斯军队以后的思索，这支英勇的军队为了一个小目标就去流血牺牲，使得不能复仇的哈姆雷特倍感惭愧，从而把思索推向了对于人类行为客体的深思。主体在这时要给自己寻一个结论，真正的荣誉只是作为能指隐匿于其中，使得客体不断地变换，主体只在能指作用下活动，这是哈姆雷特的特点——是对欲望中客体的功能形成某种基本的观念。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才会对莎士比亚的戏有历久不衰的兴趣。拉康说：·３·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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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根据是：由于主体与能指的关系，主体被夺去了属于他自己的、他的生命
的东西，而这个东西的价值就在于它一直是把主体与能指结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指
向主体在意谓意义作用中的异化的能指，我们可以用“菲勒斯”这个名词来表示它。如
果主体被夺去了这个能指，某些个别的客体对他来说就变成了欲望的客体。＠
拉康在这里说的是，所谓欲望的客体在本质上不同于任何需要的客体，这是由于某种事物代替了那个在本性中始终对主体隐蔽的东西，他举了个例子，比如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犹太商人夏洛克所要求借债者到期不还要被割下的一磅肉，这就是一个令人害怕的东西，一个秘密存在并发生作用的东西。
哈姆雷特与莱阿第斯之间的决斗从戏剧情节来说是在最后，但出于拉康要说明的主客体关系的要求、‘，把它放在墓地致哀一场之前。拉康认为这场决斗是一个由克劳迪斯和莱阿第斯所共同组织的、针对哈姆雷特的阴谋，哈姆雷特被团团围住，无法脱身。但是他既然参加了这场赌斗，他也就成为了“他叔叔兼继父克劳迪斯的同盟者”，他被打上了另一个人的印记。从第五幕第二场可以看到这样的台词：“虽然都把他看作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天赋元与伦比，把他说成是独一无二的，其俦侣（ｓｅｍｂｌｅ）唯有在镜中来寻，那些纷沓而至的摹仿者，只不过是他的影子而已”。拉康认为这一段台词是哈姆雷特对于莱阿第斯的看法，这是一种镜子关系，主体在
镜象中发现了自己的“类似者”，二人在想象级领域中的关系是侵略性的，按黑格尔的说法，与你斗争的这一个便是你所敬慕的这一个，自我的典范作法是不共戴天的，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在拉康看来，墓地一场中已经进入了哈姆雷特与莱阿第斯间的决斗的前奏，当他们共同来参加奥菲丽娅的葬礼时，哈姆雷特为了扼住莱阿第斯的喉咙竟然跳进了奥菲丽娅的墓穴之中，这似乎已经预示了他即将到来的死亡。如果按照上一节对于欲望客体的分析，奥菲丽娅作为客体已经对他“毫无价值”，为什么他又会如此敌视莱阿第斯的哀悼呢？拉康解说，关键在于，由于奥菲丽娅的死去，她作为客体的地位发生变化，她再次成为了哈姆雷特欲望的客体，哈姆雷特信誓旦旦地说：
我爱奥菲丽娅，四万个弟兄的爱
全部都加在一起也休想抵得上
我的份量！你又能为她干什么？
（《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一场）
哈姆雷特这里明显地重新恢复了对于奥菲丽娅的爱情，这是以后者逝去为前提的。而且这种对于欲望客体的态度是神经病的症状，就象一些患者总是想念逝去的情侣～样，以至于把这种态度泛化。正如拉康所说：
在这时还有一个特点，它以另一种方式呈现了哈姆雷特欲望的结构，并完成了这
个结构：只有当哈姆雷特的欲望客体成为了一个不可能得到的客体时，它才能再次成
为他的欲望客体。……在强迫性神经症患者的欲望中，我们早已遇到过作为欲望客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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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期的不可能得到的事物。……换句话说，他把每样事物都奉为客体，以至于他欲望的客
体成了这个不可能性的能指。④
除此之外，还有深层的原因，这就是哀悼功能本身，这种观念可以说来自弗洛伊德的《哀悼与忧郁症》（１９１７）等著作，弗洛伊德曾设想人在哀悼亲人时会有一种“强迫性自我责备”（ｏｂ—ｓｅｓｓｉｖｅｓｅｌｆ－－ｒｅｐｒｏａｃｈｅｓ），病态地想起自己对不起亲人的地方，以悲痛欲绝的表现来作为补偿，这是一种精神神经疾病（ｐｓｙｃｈｏｎｅｕｒｏｔｉｃ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这时的感情是矛盾的，在哀思的感情后面也有无意识中的敌对（ｈｏｓｔｉｌｉｆｙ），这是人类情感矛盾的典型型态，也是原型（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由此产生了一种与移情相反的情感转移（移情是以爱为主的）“投射”（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就是把敌对的情感转向另外的目标。弗洛伊德指出：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两类对死者的感情（柔情和敌意）在居丧期内，都力图
以哀悼、以满足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两种对立的感情之间注定要发生冲突。……因此，
人们必然要以投射和设立仪制的方式，来压制这种潜意识的敌意。这种仪制同时也表
达了人们害怕魔鬼惩罚的心理。⑤
拉康尤其重视弗洛伊德的这一看法，即当我们哀悼时，就与哀悼的客体产生了一种身份认同的关系。拉康说“哀悼的客体对于我们的重要性，源自某种身份认同关系”。在这种时刻，哀悼是与精神病一致的，哈姆雷特在哀悼中所表现的疯狂是完全可以想见的。客体的失去在主体方面引起一种由破裂、洞穴的所形成的哀悼，这里可以指那个墓穴，同时，它更可以指弗洛伊德所说的排斥和断裂，这是精神分析的一个隐语，拉康把它扩大化，作为菲勒斯的原初丧失。也就是拉康在１９５８年的讲座“无意识的构成”中所说的Ｖｅｒｗｅｒｆｕｎｇ，它指的是主体想借着客体丧失的机会，产生了与主体认同的欲望或是相反作用，在这里是菲勒斯要借用客体的丧失而形成归化的局面。所以，拉康才说，在哀悼中与精神病中一样，“各种影象僭取了‘菲勒斯’的位置，形成了各种哀悼的奇观：这些奇观不仅显示出每个个人身上的疯颠症状，而且还证实了各种很值得重视的人类共同的集体疯颠”。有学者认为，拉康的这种说法可以与另一个后现代理论家福柯在《疯狂与文明》、《ｆ－ｊ诊医学的诞生》等著作中的人类“疯狂”概念、巴赫金在《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民间文化》等论著中的“狂欢节精神”有相关联之处。笔者认为这种关联的出发点是大不相同的，精神分析学是从人类心理无
意识与意识之间的对立关系来理解社会历史包括文学艺术现象的，从弗洛伊德到拉康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这与福柯、巴赫金等是迥然不同的。
三、后现代精神分析批评的意义
拉康关于《哈姆雷特》的评论展示了后现代精神分析文学批评的主要特征，它对于当代文学理论和莎士比亚研究都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首先从现代文学批评史来看，这是精神分析批评在当代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如果说２０世纪初期弗洛伊德、琼斯等人的《哈姆雷特》对于传统批评形成第一次大冲击，虽然有一定的震撼作用，但人们对于“俄狄浦斯情结”、压抑、无意识等精神分析概念用于文学作品仍然持怀疑态度。经过半个多世纪来，特别是后弗洛伊德主义的梅妮·克莱茵（Ｍ．Ｋｌｅｉｎ）、安娜·弗洛伊德·５’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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