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海陆航线的范文
宋代海陆航线的范文
宋代，东南经济重心已经形成，无论北宋定都汴梁，还是南宋定都临安，岭南通往岭北的道路都以大庾岭道为要。而随着造船技术的提高，运河与长江、珠江干支流的水上交通也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加之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商品供给和商品需求日益繁荣，促使了岭南货物与岭北货物的进一步交流，促进了岭南地区县、镇等初级市场经营的活跃以及地方性市场的发展，也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作物的生产，形成了独具特的岭南地域性经济区，商品交流种类增多，数量增大，形成了对内比较固定的交通路线，州县或山区各州之间的交通进一步细化和交错，基本上形成了后世岭南与内地的交通大势。
宋时，岭南沿海的各港口广州、潮州、琼州、万安军(治今海南万宁)、钦州等，不仅是对外的贸易港口，也是对内的重要港口，以下分别以这些港口为中心，勾画交通路线。
以广州为中心，梳理对内贸易路线，主要有:
①广州北上或沿北江或走陆路，经韶州再沿祯水至南雄，陆运越梅关，沿章江达赣州，又沿赣江，越鄱阳湖而达长江，由此或上溯至川、鄂，或下行至江南之地，再沿运河北上汴梁。
②广州北上，或沿北江，或走陆路，经韶州再沿武水而越骑田岭，北上郴州、桂阳监（治今湖南桂阳)，再沿未水、湘江而达长江。此为武水道。支道从英州涨口镇（今广东英德连江口）溯湟水（今连江)而达连州，由此北上，或达郴州，或西北行达道州（今湖南道县)、永州(治今地)。上述北宋前期，由广州达汴京的陆路捷径就是骑田岭驿道。
③由广州沿西江而上，经端州(治今广东肇庆)、康州(治今广东德庆)、封开(治今广东封开东南)、梧州(治今地)等，或沿贺江、漓江北上，而达贺州（治今广西贺州东南)、昭州(治今广西平乐)、桂州(治今广西桂林)。而由贺州、桂州北上，皆达永州，或再沿西江及支流，达广南西路各地。
此道为广南东路治所广州与广南西路治所桂州的主要通道，是广州连接广南西路各州的主要通道之一，也是广州连接永州，乃至川黔、湘西等地的主要通道。两广唇齿相依，交往频繁，历史上以西江千支流为中心，东西交通，连通南北，政治、商业往来都较频繁。由于大庾岭道的作用日显，漓江道在岭南沟通岭北的作用中比秦汉时大大降低，仅成为广南西路以及安南上贡的主要通道。而安南或走钦州、廉州、郁林州、容州、藤州北上漓江、柳江，或走邕州、横州、浔州而北上漓江、柳江，其间各州县间道路纵横交错，也促使了广南西路俚、僚、蛮等少数民族的。
天龙八部漕运路线④广州东行，沿龙川（今东江）水道，达惠州、循州(治今广东龙川)，越丞相岭而进入恶溪江（今韩江）流域，经梅州(治今地）达潮州。或从循州、梅州北上，皆通江南西路虔州、福建路汀州(治今福建长汀)。时从广州通达惠州、潮州的除上述上路外，陆行还有下路。由潮“直北而西，由梅及循，谓之上路。南自潮阳，历惠之海丰，谓之下路。绵亘俱八百余里”。由于下路民供役甚苦，“编氓远徒”，行人多病，“盗贼”劫掠，“桥道颓毁，积水不泄，春霖秋潦，横流暴涨，行人病涉，往往多露宿”。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广东转运使林安宅会同潮、惠二州知州，“同心协力，创盖铺驿，增培水窟，夹道植木,跨河为梁。诱劝乡民，移居边道”。修驿植木，“道旁列肆，为酒食以侍行人。来者如归，略无前日之患”。自后又利用僧馆以安旅者，“自是潮、惠之间庵驿相望”。后又多次修铺驿，广潮间交通大大改善。
广州东趋惠州的龙川江，北宋末年邬大听开鹿步沼，从珠江直超东江口，使船免遭海浪风涛之险。“东江东洲，西接黄木湾，延袤十余里，人便之，迄于今。”鹿步深开凿，使黄木湾船舶有了一个安全的避风场所。而惠州东新、西新两座大浮桥，宋时苏轼等捐修。值得注意的是，宋时惠州“北至虔州一千四百九十里”，虔州“南至循州隔越参溪、石岭总一千五百里”。显然，后者循州仍是按唐时循州治所归善县来计算的。参溪、石岭无考。不过，这条
循州龙川北通虔州的路线，仍然是以龙川江，“旧名痢溪，自虔州安远县流至县界”。在安远县为古安远水（今九曲河)，越欣山而达廉水至贡水。欣山之南的“南径岭，上有径路，长数十里”，当是路途所经。元时，东江、梅江与赣江流域，同属江西行省管辖，大大刺激了行省内部的联系，加速了交通的发展，客家人从赣南向粤东迁徙，交通顺达是重要条件。处于赣江与东江中枢要地的循州路治所龙川县，成为南来北往以及兼顾东江与韩江（梅江、宁江)流域的要冲。
而北宋末僧大峰亦在潮阳建造十九孔大石桥，便利交通。而宋代潮州修筑韩江上的康济桥等桥梁就有乾道七年(1171年)，淳熙元年(1174年)、六年(1179年)、七年(1180年)、十六年 (1189年)，庆元二年 (1196年)、四年 (1198年)，开禧二年（1206年)，绍定元年（1228年)，开庆元年（1259年)等十多次，足见历任官员对其重视。而从潮州通往漳州的道路，淳熙十三年(1186年)，“陈侯圭捐金市石，依私值僦工石而桥者一十三所，砌而路者三百余丈，憧憧往来，无复畏途病涉之患”。
广州东趋惠州的龙川江，北宋末年邬大听开鹿步沼，从珠江直趋东江口，使船免遭海浪风涛之险。“东江东洲，西接黄木湾，延袤十余里，人便之，迄于今。”鹿步溶开凿，使黄木湾
船舶有了一个安全的避风场所。而惠州东新、西新两座大浮桥，宋时苏轼等捐修。值得注意的是，宋时惠州“北至虔州一千四百九十里”，虔州“南至循州隔越参溪、石岭总一千五百里”。显然，后者循州仍是按唐时循州治所归善县来计算的。参溪、石岭无考。不过，这条循州龙川北通虔州的路线，仍然是以龙川江，“旧名利溪，自虔州安远县流至县界”。在安远县为古安远水（今九曲河)，越欣山而达廉水至贡水。欣山之南的“南径岭，上有径路，长数十里”，当是路途所经。元时，东江、梅江与赣江流域，同属江西行省管辖，大大刺激了行省内部的联系，加速了交通的发展，客家人从赣南向粤东迁徙，交通顺达是重要条件。处于赣江与东江中枢要地的循州路治所龙川县，成为南来北往以及兼顾东江与韩江(梅江、宁江)流域的要冲。
而北宋末僧大峰亦在潮阳建造十九孔大石桥，便利交通。而宋代潮州修筑韩江上的康济桥等桥梁就有乾道七年(1171年)，淳熙元年(1174年)、六年(1179年)、七年(1180年)、十六年 (1189年)，庆元二年 (1196年)、四年(1198年)，开禧二年（1206年)，绍定元年 (1228年)，开庆元年（(1259年)等十多次，足见历任官员对其重视。而从潮州通往漳州的道路，淳熙十三年(1186年)，“陈侯圭捐金市石，依私值僦工石而桥者一十三所，砌而路者三百余丈，憧憧往来，无复畏途病涉之患”。
广州东通潮州乃至福建、两浙路，甚或更北的沿海各路，还有海道可通。南宋定都临安，一部分广东纲运从海上运输，纲运船每艘载重量可达五千石，而民间更远至长江口。“自来闽客船并海南蕃船转海至镇江府买卖至多。”苏州也“闽粤之贾乘风航海，不以为险，故珍宝远物毕集于吴之市”。甚至“闽粤商贾常载重货往山东”，北上海道繁荣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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