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明清时期京杭⼤运河
1599年7⽉初，利玛窦神⽗从南京出发，乘船沿运河第⼀次到北京。他对运河设施、运输及沿途的⾃然与社会风情有⼗分精细的观察和敏锐的思考。他在札记中谈到了漕运的场景，切⾝体验了中国运河漕运诸多困难的⼀部分，也看出了⼤明作为⼀个内陆帝国的视野局限。其实，⼤运河运作的背景、原因、过程、作⽤及影响要复杂得多。对历史现象（⼈或事）的历史学基本分析是将其置⼊纵向、横向坐标中。纵向上看，运河的开凿和使⽤是中华⽂明治⽔传统的⼀部分，⽽⽤以漕运的京杭⼤运河上承隋唐⼤运河，即便进⼊近代以后也并未随着新式交通设施、⼯具的出现⽽完全消失。这主要体现在京杭⼤运河的南部，特别是在江南，甚⾄到它的延伸段——浙东。从横向上看，京杭⼤运河贯通中国最为重要的东部地区，其漕运航线及其他重要的⼈⼯运道盘桓在“胡焕庸线”以东的地区，流经多个⾃然与社会条件迥异的⼤⼤⼩⼩的区域。这些区域共同成就了世界史上最长、航运规模最⼤的⼈⼯河道。
成为明清时期经济命脉
⼈⼯⽔道的建设和应⽤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明清时期的京杭⼤运河代表了当时运河运输的最⾼发
展⽔平。京杭⼤运河承继了隋唐⼤运河，但其纵贯南北的格局最早出现于元朝，作为南北交通⼤动脉的基础设施在明朝初年才真正建成，并成为明清时期国家的经济命脉。
第⼀，京杭⼤运河基础设施的修浚和维系存在南北差异。京杭⼤运河穿过中国东部不同的区域，各地的⾃然环境迥异。其崛起于元代中叶，明代疏浚和改善了某些关键部分，这些⼯程是逐步分段完成的，且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显⽽易见，北⽅地势⾼、⽓候寒冷⼲旱、⽔源匮乏的⾃然条件是⼤型⼈⼯运道的最⼤挑战。明初重修京杭⼤运河的关键部分是⼭东境内的会通河，为了解决其⼯程技术上的难题，先后在济宁和南旺建成分⽔的综合⽔利枢纽。随后，⽤于应对旱涝威胁的蓄⽔基础设施——“⽔柜”纷纷建⽴。运河⼯程的施⼯还需处理与之纠结在⼀起的黄河、淮河等错综复杂的情况，以淮安清⼝枢纽最令⼈瞩⽬。
南⽅丰沛的⽔资源使得⾃然⽔系的运道发达已久，稍加渠化、修整，即可从事⼤规模⽔运。即使在⽇常⽣产⽣活中，南⽅的⽔路都⽐陆路更为便利。所以，南部的运河体系早在隋唐阶段就是全国范围内⼤运河的主要部分。明清时期，作为京杭⼤运河重要组成部分的江南运河，由⼈⼯⽔道与⾃然⽔道组成，沿途与太湖⽔系交叉相连，成为江南⽔⽹系统的重要⼲线。
第⼆，运河运作、漕运运⾏的代价。⼭东西部的会通河因为⾃南向北地势不断增⾼，密集地分段设闸以⾏船，所以称为闸河，耗费巨⼤。如陈桥驿认为，北京、杭州取直线选址⾮常不智；如果运河从⼭
东西南部向西汇⼊河南既有的鸿沟体系，然后再从东北⽅向到京城，虽然舍直取弯航线变长了，但地势、⽔源的优势将⼤⼤减少航运成本。
⽆论从⼯程的⾓度还是从社会的⾓度看，明清政府为了维系内陆河道、设施和漕船的运⾏，投⼊了⽆穷尽的物⼒、⼈⼒、财⼒，⽽且动⽤了整个国家庞⼤繁复的官僚系统。不仅沿运地区的各级地⽅政府有专员负责运河事务，⽽且中央政府直接设置了庞⼤的专门管理机构。尽管在近代蒸汽动⼒交通⼯具诞⽣以前，⽔运是最省能源、最便宜、装载量最⼤的运输⼿段，但⼤运河
牵扯的问题之多、难度之⾼，令⼈慨叹不已。
第三，京杭⼤运河与国家漕运路线及商路⽹络。多数历史⽂献包括各种⽔道图册，都将元明清时期北京（通州）⾄杭州⼀线视为京杭⼤运河，但其不能独⽴于其他与之相连的⼈为和⾃然⽔道。运河被称为漕河，⽽作为漕运线路的长江中下游天然运道和浙东的部分⽔路也承担漕运的任务。在隋唐五代两宋阶段，虽然存在分裂割据，浙东的运河等运道体系仍然可以纳⼊中国内陆的⼤运河⽹络内。明清时期，浙东的运道衰落，但宁绍平原⾃西向东的⽔路依然可以作为京杭⼤运河的延伸，并连接起海上丝绸之路。
导致南北经济发展模式不同
京杭⼤运河流域是明清时期中国最为发达的地区，但各个河段所在的区域，⾃然、经济、⼈⽂环境不同。京杭⼤运河重新塑造了沿线各个区域的⾃然与社会结构，孕育了不同的经济、社会、⽂化发展模式，并且促进了各个区域之间的互动和汇通。
⾸先，中国北部的传统⽂明形态与明清时期北⽅运河地区的商品化和城市化。通常认为，⾃秦朝开始，中国北⽅或黄河流域是⽐较典型的农耕⽂明；都市作为政治中⼼，其商业繁荣带有畸形的消费性质。就华北⽽⾔，⾃从元朝重修⼤运河，北⽅沿运河⼀带的商品经济开始因运输和贸易启动。明初重修⼤运河后，直到19世纪中叶，是漕运的黄⾦时期。北⽅运河流域成为明清时期最发达的地区之⼀，其商业化、商品经济、城市化⾛的是以交通、运输、通信作为驱动⼒的发展途径，可归纳为因国家政策⽽产⽣的交通驱动下的“外植型”发展模式。
其次，六朝以来江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与明清时期江南区域内市场整合及跨区域交流。地处东南沿海地区的吴越⽂化有着悠久的⼯商传统，加之六朝以来经济及⽂化发展的商业化动因，长江中下游发展出区别于北⽅农耕⽂明的新区域性⽂明形态，并有着市场机制突出的特征。从两宋时期开始，这⼀区域逐渐成为中华多元⽂化中最重要的中⼼之⼀。明清时期，江南的商品⽣产和流通较好，形成了颇切合施坚雅“层级市场模式”的区域市场体系。发轫于两宋时期的市镇，在明清时期的太湖平原地区已经蔚为⼤观。市镇这类初级地⽅市场之上便是超越了⾃然、⾏政区划藩篱的“江南经济区”的中⼼城市市场，苏州、杭州扮演了这种⾓⾊。这种商业化与城市化是建⽴在农业⽣产的商品化基础上的，属于“
内⽣性”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明形态）。
通过运河以及天然⽔道，作为商品经济领头⽺的江南与全国其他区域之间的贸易、经济联系空前增强，还与海外市场连接了起来。可以说，交通条件的改善和提⾼促进了全国范围⽣产的专业性分⼯。江南市场向全国市场多⽅位、多层次、多渠道的辐射，有⼒地促进了全国经济⽣活的市场化。经济⽣活市场化⼜反过来加强了⽣产的专业化和地域分⼯。
促进⼤⼀统治理体系形成
⾃秦朝以来，中国古代的基本国家模式是⼤⼀统中央集权主义。如何维系⼤⼀统国家？从隋唐⾄明清，主要国策之⼀就是依靠⼤运河发挥保障经济、贯彻政令的强⼤作⽤。
第⼀，“基本经济区”与国家的经济—政治统合逻辑。冀朝⿍指出，中国古代政权来⾃其所处
的“基本经济区”的财赋⽀持；基本经济区是⽣产基地，为国家⽔利设施建设重地；多功能的综合⽔利体系包括交通设施，即便利的漕运航道的路线，利于漕粮的征收与运输。控制了基本经济区，就能在空间上扩展权⼒，直⾄建⽴⼀个王朝、控制⼀个帝国。
基本经济区的移动，也带动政治中⼼的移动。汉朝末年、三国时期之后的六朝时期，中国内陆的经济重⼼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从⽽产⽣了南北政治分裂。隋唐时期重建⼤⼀统帝国，通过⼤运河把南
⽅征集的漕粮输送到京师和边境要塞这⼀⽅式，来解决政治中⼼与经济重⼼的地理分离问题。
⼤运河关系国计民⽣最切者为漕运和钞关。明清时期的漕粮主要征集于长江中下游领域，称
为“南粮”，还有从江南核⼼地区征收的“⽩粮”，这就是所谓的“江南重赋”。⽽从⼭东、河南征集的“北粮”量⼩，虽然其⼒役负担较重。随着交通⼲线上的民间运输和贸易发展，钞关关税在国家收⼊中⾄为重要。明代⼋⼤钞关中，七个设在京杭⼤运河沿线。作为内陆帝国的明清王朝，如果控制、治理好财富的主要来源地江南，稳定⼈⼝与资源集中的“胡焕庸线”以东的地区，也就基本巩固了国家。
第⼆，维系“⼤⼀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张⼒。罗马帝国分解后，欧洲⼤陆的历史是⼀部分裂的历史。⽽汉朝灭亡后的中国内陆，虽然统⼀与分裂交替，但统⼀要多于分裂，即便分裂期间也存在追求统⼀的主流趋势。⼤⼀统集权国家有能⼒动员、使⽤各种⼈⼒、物⼒，不惜任何成本，建设和维系重⼤公共⼯程，通过⼤运河把⼀个存在巨⼤区域性差异的中国连为⼀体；发达的⽔、陆驿递系统也有效地把朝廷的意志贯彻到各地；信息通信和⽂化的交流加强了地域间的互通性。
南粮北运制度，以及对关系国计民⽣的产业进⾏⽣产与交换的“盐铁官营”式的管控，使得中央政府可以将从“基本经济区”征收的产品和财富在全国范围内依照国家的意志进⾏再分配。在“均输”“均调”“平准”体制与政策下，腹地、边疆地区在⼤多数情形下可以维系低⽔平的⽣活保障，从⽽实现国家稳定。
京杭运河开凿年代
第三，“保漕”“保运”⽅针下“受益”的和“被牺牲”的“局部”。国家的整体利益⾼于局部利益，为了实现这⼀⽬的，⾸先是对重要战略地区进⾏重点扶植。明清时期，基于“保漕”“保运”的原则，京杭⼤运河沿线的⼀些地区和城镇，如天津、济宁、临清及其近畿成为国家政策的受益者，商业和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且，涉及京杭⼤运河、黄河等的综合⽔利⼯程也改善了当地的⾃然条件，提⾼了防洪、灌溉功能。受惠的地区也承担了更重的责任，如北⽅运河地区⼒役重，江南赋税重，但其经济与⽣活⽔平还是很⾼的。
难免有被牺牲的局部地区，如鲁西南、豫东、苏北、淮北成为京杭⼤运河的腹地，付出了被边缘化的沉重代价。它们为京杭⼤运河基础设施的维系、漕运的运⾏提供⼈⼒、物⼒，但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还承受了⾃然环境急剧恶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第四，对环境产⽣长期的影响。纵贯南北的京杭⼤运河穿过中国东部东西流向为主的河流，对既有⽔⽂、地⽂等⾃然结构是巨⼤的改变。特别是对⼲旱缺⽔的中国北部地区⽽⾔，竭尽⼀切⽔资源供给运河，长期下去对环境的负⾯作⽤越来越凸显。对⽔资源丰沛的中国南部地区的破坏，主要集中在黄河侵⼊的淮河流域，⼈为因素加重的涝灾及旱灾破坏了本来多样化的地表植被及⽣物链，使这些地区更加难以抵抗频繁、剧烈的天灾。
即便对富裕地区如江南⽽⾔，以农为本的⼤⼀统政权收取过多财赋，加剧了⼟地过度开发。从长期看，
牺牲环境滋养⼈⼝会导致环境⽇益恶化。当然，因为限于前⼯业时代技术⽔平，其改造环境的⼒度也有其极限。尽管在“天⼈合⼀”等儒家及道家观念⽀配下以不太激进的“⼤禹治⽔”的⽅式改造、利⽤⾃然，但环境危机仍然以渐变⽅式呈现出来，终于累积成全国性的“19世纪⽣态危机”，并影响亿万民众的⽣计。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京杭⼤运河设施及漕运体系也深受影响，并在⼈为与⾃然造成的环境危机中不断衰败直⾄终⽌。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其流经地区的命运。近代以来，中国从沿海到内陆，政治经济⽂化产⽣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北⽅运河地区逐步衰败，南⽅运河地区的情况复杂不⼀。江南地区在⾯向海洋的新形态⽂明构建中，进⾏了⽐较成功的转型。
（本⽂根据作者2019年9⽉9⽇在苏州“江南运河⽂化论坛”的演讲稿整理⽽成）
（作者系浙江⼤学江南区域史研究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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