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山东问题的交涉为例看中国外交
相聚离开都有时候古尔邦节放假安排2022摘 要:山东问题是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远东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无论是在中国近代史还是在远东国际关系史上,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在巴黎和会上,具有民族意识和国际视野的中国新型外交家围绕山东问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交涉,成为近代中国外交奋起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历尽曲折终于收回山东,中国外争国权的漫长历程从此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关键词:巴黎和会 华盛顿会议 中国外交 山东问题
战毒分集剧情介绍
  中图分类号:k871.5&d829.12 文献标识码:a
 
  (anhui university anhui•hefei 23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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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山东问题的缘起 秦国灭六国顺序
  第一次世界大战伊始,日本以履行“英日同盟”的义务为借口对德国宣战,出兵强占中国山东,夺取了德国在中国胶州的租借地,并千方百计试图巩固这一占领。巴黎和会前夕,日本原敬内阁在1918年11月22日给全权代表牧野伸显的训令中指出:“必须先在和约里取得胶州湾租借地的自由处分权,才能按1915年的日中条约将该地归还中国,本问题必须完全作为日中两国间的关系来处理”,“在日本的要求条件中,以山东铁路和矿山的让渡最为紧要,要全力进行谈判,期其必成”。[1]183中国方面,北京政府总理段祺瑞认为,中国“此次参战,宣布过迟,有名无实,不应多提要求。除收回德奥租界并取消在中国之权益法权外,拟提议撤销庚子条约驻兵一条,及修订海关税则。至青岛问题,日本一再宣言交还中国,谅不至食言,且看日本有无提议,随机应付”。[2]188相比之下,顾维钧则建议政府:“中国应该在和会上理直气壮地提出山东问题,不必顾虑被迫签订的中日条约。”[3]164他先于中国代表团抵达巴黎,草拟了一项计划,以备在和会上提出,该项计划包括七个问题,其中第一个便是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
  二、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召开。北京政府以参战国的资格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团,外长陆征祥担任首席代表,其他四名代表为顾维钧、施肇基、王正廷、魏宸组。在1月27日下午的最高会议中,顾维钧和王正廷列席。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声称,“日本尊重日中之间的成约”,“山东问题应在日、中两国之间,以双方所商定之条约、协议为基础来解决”。[3]185并且在会上提出政府宣言书,称:日本认为应要求德国政府无条件让与(一)胶州湾租借地以及铁路并德人在山东所有他种权利;(二)所有德国领有之太平洋中赤道以北各岛屿并其上各种权利财产。[4]263当日,陆征祥致电外交部指出:“日本在会竞然要求胶济铁路及其他利益为无条件之让予,交还中国一层,一字不提。再四思维,目下只有一提出意见,将所有胶州及胶济铁路以及一切附属权利,须归中国政府管理。一由政府将此合同提交议会,与议员接洽,令勿通过,以民意为政府后盾,将来争辩时或易于措词,即某国帮忙亦较易为力。否则,日英团结,美易孤立,不能襄助中国,前途将不知所届。”[4]264
  顾维钧在1月28日最高会议发言中指出:“胶州租借地胶州铁路及其他一切利权,应直接交还中国。青岛完全为中国领土,当不容有丝毫损失”“ 胶州租借与德国,起因于教案问题,德国以武力要挟强清,迫不得已而为,已属世界周知之事”,并强调“不容他国之侵入殖民,固无讨论之余地。是以如就本会承认之民族领土完整原则言之,胶州交还中国,为中
国当有之要求权利”,主张“大会应斟酌胶州租借地及其他权利之处置,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4]265顾维钧认为,“中国对德宣战之文,业已显然声明中德间所有一切约章,全数因宣战地位而消灭”。约章既已消灭,“德国在山东所享胶州湾租借地暨其他权利,于法律上已经早归中国”。[3]73-75在场的威尔逊和劳合•乔治都评价顾维钧的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3]186
  2月15日,中国代表团把山东问题议案提交大会。此后中国代表展开积极奔走,3月25日,顾维钧拜见美国总统威尔逊,二人就山东问题进行了交谈。顾维钧指出,“若铁路归日本掌握,不啻以日本人之手,扼中国人之喉,此于中国生存上及东亚和平问题,危险实甚。”[4]288威尔逊对此表示认可。4月8日,陆征祥就山东问题拜访意大利首相奥龙特。说明中国欲直接交换收回胶澳,并非含有拒绝日本屏诸门外之意,而是“愿于收回后实行开放门户主义,使欧美各国共享其益,不为日本一国独占,致贻中国心腹之患。”[4]289
  4月24日,中国代表提出四项办法:“一、胶州为交还中国起见,先交五国暂收;二、日本承认对德和约签字日起一年以内实行上条之交还;三、中国重视日本因胶州军事所有费用等,愿以款项若干作为报酬,其数额由四国公决;四、胶州湾全部开为商埠,如有必需之
处,亦可划一区域作为专区,任缔约国人民居住通商。[4]308 4月29日,英美法三国会议通过所谓山东条款三条,主要内容为:“德国在中国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及特权,其中以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为尤要,放弃以与日本。”[4]365 5月4日,陆征祥才从法国外长毕勋处得知山东问题“大势已无可挽回”。[4]317中国人民密切注视着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交涉,消息传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目睹这场席卷中国大地风暴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意识到这是中华民族的觉醒,承认五四运动是“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奋起”,“表现出了中国真正的,积极的民族特征”,它“不是出于盲目敌视的情绪,只是因为日本人阻碍中华民族的复兴。”[5]284-285
              最终,中国代表团决定不在和约上签字,同时于6月28日发表声明:“责任不在中国,而在媾和条款之不公也。媾和会议,对于解决山东问题,已不予中国以公道,中国非牺牲其正义公道爱国之义务,不能签字,中国全权愿竭诚布诚,静待世界公论之裁判。”[4]353
  三、华盛顿会议与山东问题
  巴黎和会没有解决山东问题。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民要求收回山东主权的各种形式的众
运动此起彼伏,遍及全国各地。1921年7月份,美国提议召开华盛顿会议的消息传出后,日本料定中国必将山东问题提交华会解决。为避免出现不利于己的被动局面,日本急切谋求在华会召开之前与中国直接交涉山东问题。9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奉命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并提出了《山东善后处置大纲》九条,要求中国政府迅即开议。10月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综合各方面意见,照复日使,指出山东问题“所以至今不能与日本开始谈判之故,则以日本要求谈判之所依据,皆中国政府及人民所不愿或未经承诺者。”“经中国政府详加考量,觉此次提出新案,尚多与中国政府历次声明暨国民全体希望以及中外条约规定之原则,不尽符合”。[3]372并逐条回答了不能与日本谈判的理由。接着,日本又送来第二次通牒,坚持要求直接交涉,还以强硬的口气指责中国的复文,中国外交部再次复日拒绝谈判。
  中、美、日三国政府和代表团出于不同考虑,都十分重视山东问题。在美国方面,国务卿许士知道,山东问题不解决,就不会有东亚的稳定,“会议的成功系于山东问题的解决”;再则,当时美国公众在山东问题上的意见是那样强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国会也会像拒绝《凡尔赛和约》一样不批准华盛顿会议产生的条约。但他对中国并无特别好感和同情;反之,他甚至对助手说,日本应当在胶济铁路中享有份额。他希望中日之间达成妥协,
使山东问题的解决至少从表面上看对中国有利。[7]159-160由于中日双方各执己见,最终,在美国的调解下,中国代表团同意采取“边缘谈判”的方法。所谓“边缘谈判”,即在华盛顿会议正式议程之外,另行组织中日山东问题会谈。会谈达成的协议,载入会议记录,作为大会所接受的记录的一部分。在会谈时,美、英两国派观察员列席,“观察以及必要时出面调解纠纷以弥分歧”。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谈判从1921年12月1日延续至1922 年1月31日,期间共举行了36 次会谈。胶济铁路是双方分歧最大、争辩最激烈、费时也最多的议题,焦点集中在中国以何种方式收回该路。日本坚持中国向日本借款赎路, 中国则提出或以现款赎路, 或以国库券12 年内分期付款但3 年后可一次付清。1922年2月4日,中日两国代表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主要内容为:一、日本将胶州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其全部开为商埠,并准外人自由居住经商;二、日本将胶济铁路及一切附属产业移交中国,中国以国库券付给日本53406141金马克,库券以铁路产业及进款作保,支付期为15年,但中国可于5年后全数偿清;未偿清前,中国聘一日本人为车务长,一日本人会计长,与中国会计长权限相当;三、日本军队立即撤出山东;四、日本可以投资经营淄川、坊子及金岭镇各矿山,但其股本不得超过中国股本。[6]210-211
  华盛顿会议对山东问题的解决,不仅使中国完全恢复了在山东的主权,结束了日本的军事
占领和政治控制,而且从法律上确认了中国对胶济铁路和其他经济权益的所有权。但是,为此中国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不仅需要支付巨额的铁路赎金和其他产业偿价,更为重要的是,在一定期限内仍须部分让渡胶济铁路的营运权以及沿线矿山的开采权等,从而使日本仍然保持着在山东的经济优势。
置顶语录怎么设置  四、结语
  山东问题在远东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巴黎和会中,经过谈判,日本答应在一两年内将青岛和租借地归还中国。然而中国的政局使得中国政府没有信心去作这种权宜的妥协,以致使山东问题获得公正合理解决的努力未能如愿以偿。因为山东问题被当成国际问题而不是单纯中日之间的问题,才产生了所谓在华盛顿会议的“边缘”进行会谈的这种巧妙安排,以此来迁就日本把会谈与华府会议分开的意见。顾维钧认为:“在任何外交谈判中都不会百分之百地如愿以偿。这次与日本谈判,中国所获已超过了百分之五十。我指出无论从技术观点看,还是从国家威望着眼,我们从日方获得的已达最大限度,不能指望日本再让步了。”[3]232有学者认为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华盛顿会议是中国第一次没有丧失更多的权利,而争回一些民族权利的国际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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