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放逐”的上海⼈：1949年上万游民被遣送苏北农场垦荒
本⽂原载于《看历史》2010年8⽉刊，原题为“⽆地⾃容：被‘放逐’的上海⼈”
作者：阮清华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开始改造上海，进⾏“游民改造运动”，并将游民遣送出上海。其中，12043⼈被遣送到苏北农场垦荒。这⼈，苏北上海两处不落边，上海是他们青春时回不去的故乡，苏北是他们⽣活⼀辈⼦的地⽅。
■ “游民”
在69岁⽼⼈王平华的记忆⾥，1950年离开上海到苏北是件幸福的事⼉。
“那时候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经常轰炸上海，炸死好多⼈！我们⼏百个⼩孩⼦挤在⼀起，每天担⼼。⽑主席关⼼我们，把我们送到国民党飞机不会轰炸的苏北来了。”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经常派飞机到⼤陆城市进⾏轰炸，上海是其重要⽬标。1950年2⽉6⽇，国民党出动4批17架次飞机对上海进⾏狂轰滥炸，给上海造成重⼤⼈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虽然“⼆·六⼤轰炸”使得上海⼈⼼惶惶，对新⽣的⼈民政府来说，却带来了解决另⼀个难题的契机——疏散“游民”。在新政权眼中，旧上海就是⼀座供资产阶级奢侈腐化的“消费性城市”，是“富⼈的天堂、穷⼈的地狱”，回到⼈民⼿中的上海，应该成为⼀座为⼈民服务的“⽣产性城市”。因此从1949年5⽉上海解放开始，新政府即尝试对上海进⾏全⽅位的改造，主要⽬标就是要尽可能减少不直接从事⽣产劳动的⼈⼝。
据统计，解放初期上海有500万⼈，其中处于失业、⽆业状态的“消费性⼈⼝”（包括家庭主妇、⽼⼈和⼩孩）达近300万。根据改造规划，新市政府需要将这些⼈⼝⼤量遣送出上海市区。
解放军⼊城以后，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就开始遣散难民，并对那些不愿离开上海⽽⼜暂⽆职业、⽆稳定⽣活来源者进⾏收容，是为“游民改造运动”。
1949年底，上海进⾏了第⼀次游民突击收容⼯作，三天时间收容5000多名⼩偷、乞丐、扒⼿以及⽆业游民；另外民政局和公安局还随时收容各种流落街头者。1950年初，上海市民政系统下属的⼏个游民收容所都已经⼈满为患。
民政局正为如何安置收容⼈员犯愁之际，“⼆·六⼤轰炸”发⽣了。在⼤轰炸威胁下，⼤量游民拥挤在教养所⾮常危险。轰炸带来的⼤量⼈员伤亡，让游民们⼼惊胆颤，⼈满为患的教养所内充满不安⽓氛。市政府抓住这⼀时机，动员游民开赴苏北垦荒，把游民送出上海。
在新政权看来，⼤量⽆业游民没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活来源，依靠偷盗等不正当⼿段为⽣，严重威胁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尤其是新政权刚刚建⽴不久，迫切需要稳住局势，⽽⼤上海⼜没有地⽅可以容纳他们，将这⼀批“危险分⼦”遣送到外地，是再必要不过的事了。在照顾游民“安全”的⼝号下，不管是⼉童还是没有劳动⼒的⽼夫病汉、甚⾄⾏动不便的残疾⼈，都要到苏北去。到1958年3⽉，上海前后共计收容各类“游民”7万余⼈，绝⼤多数被遣送到外地。
■苏北
苏北，亦称江北，⼀般指长江以北的江苏地区，解放初期建有苏北⾏政公署。上海市长陈毅原来是新四军军长，长期在苏北⼯作，对苏北⼤量⽆主荒地有深刻印象。其时陈毅兼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可以管辖苏北⾏署，因此陈毅要求苏北协助上海解决游民垦荒的⼟地问题。
1950年2⽉26⽇，上海市民政局福利处处长樊⽟琳与苏北⾏署协商，将苏北⾏署盐城分区台北县（今⼤丰市）所属以四岔河为中⼼的20万亩荒地划出，设⽴上海市苏北垦区，作为改造上海游民的场所。苏北垦区共有⽣荒18万亩，熟荒2万亩，⾜够供4万⼈耕种之⽤。所谓熟荒是指以前开垦过，但后来⼜被荒弃的⼟地。这⽚熟荒原属⼤丰公司，是民国垦殖⼤潮中由清末“状元企业家”——张謇于1915年间开始经营的新棉区，后因经营不善倒闭。苏北⾏署不仅划拨了20万亩⼟地，⽽且承诺协助上海为游民建筑6000间房屋、10个新⼈村，供上海改造游民之⽤。
1950年3⽉13⽇，第⼀劳动教养所设⽴东台⽣产总队（因为当时垦区尚未建设完成，因此游民暂时开赴邻县东台县），下辖⽀队、⼤队、中队及⼩队，全所收容⼈员2958⼈，由所长周先炼等率领，作为第⼀批上海移垦的游民开赴东台。
下辖⽀队、⼤队、中队及⼩队，全所收容⼈员2958⼈，由所长周先炼等率领，作为第⼀批上海移垦的游民开赴东台。18⽇，第⼆批妇⼥、⼉童、残疾三所收容⼈员2272⼈开赴东台。⼉童所的收容⼈员中除了流浪⼉童外，还有原国民党时代专门收留国民党军官遗孤的⼉童辅导院以及徐州育幼院的⼏百名⼉童，他们⼀起被当作流浪⼉童和游民遣送到了苏北垦区。3⽉21⽇，提篮桥监狱2514名轻罪犯⼈作为游民处理，开赴东台垦荒。
苏北垦区位于东海之滨，是⼀⽚⼀望⽆际的芦苇地，甚⾄是尚未完全成陆的滩涂。由于3⽉份垦区刚刚开始筹建，房屋等各项设备均付阙如，从上海遣送的游民实际并没有直接到达垦区，⽽是⾸先“暂住在兴化、车室、刘庄⼀带，临时布置劳动⽣产，种菜种⽠，并进⾏劳动教育。”同时将青壮年劳动⼒调⼊垦区建筑房屋。到6⽉份，垦区房屋建筑⼤部分完成，才将这批游民移往离垦区约20余⾥的⼤中集新丰镇进⾏调整和分配各村⼈员，7⽉份正式⼤规模进驻垦区。
1950年6⽉，为了加强对垦区的领导，上海市政府在苏北成⽴“上海市⼈民政府垦区劳动⽣产管理局”，任命民政局副局长黄序周为局长，沈维岳为副局长。到1951年10⽉份，上海市共遣送12043⼈去苏北垦区。苏北垦区也成为安置上
海“游民”的最重要基地之⼀。
■从上海到苏北
1950年，王平华才9岁，却已经是上海市⼉童教养所的两朝元⽼了。1947年11⽉，饥寒交迫的王平华被国民党上海救济院难民难童收容所收留。两年后，新政府民政局接管了难童所。王平华与伙伴们成为了新⽣的上海市⼈民政府民政局⼉童教养所的⼀员。
⼀晃眼50多年过去了，王平华回忆起离开⼤上海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我们⼉童所是跟妇⼥所和残疾所⼀起到垦区来的，残疾⼈坐⼤卡车，其他⼈步⾏到江边，然后坐⼤船，到扬州再换⼩船，后来⼜换拖船。反正是换了好多次，经过两天两夜才到达兴化。”
当时的苏北，让见过了⼤上海的繁华的“游民”们⼤吃⼀惊。年近⼋⼗的张永兴⽼⼈是解放后被上海市民政局收容遣送到农场的最早⼀批⼈之⼀。他回忆说：“我们开始过来的时候，这⾥到处是⽔、芦苇、滩涂，根本看不到边；地⾯上甚⾄没有路，有时候⼀不⼩⼼踏进⼀个芦苇掩盖的⽔坑，⼈就往下沉，有的⼈就这么沉下去了。
那时候新建的草洋房是给苏联专家盖的，外⾯是芦苇编织，⾥⾯其实是砖墙、⽔泥地板，还有抽⽔马桶，很现代化的，冬暖夏凉。但⼀般⼈住的就是真正的草房，⼀个‘⼈’字型⽀架，两边芦苇编席垂下来，
前后再⽤芦苇遮住，就是⼀间独⽴草房，可以住⼀家⼈。更差的是⼤通铺房，四个⾓⽤⽊头⽀起来，其他地⽅都是⽤芦苇编席吊着，⾥⾯可以住⼏⼗个⼈。”
如今芦苇草房早已成为过去，即使是那些翻盖过好⼏次的砖⽡房，也⼤都⼈去楼空。但当年的茅草房却是农场最重要的资产，也是⾰命⽃争的前沿阵地。
茅草容易着⽕，⽽且苏北风⼤，⼀场⽕灾就可能毁掉半个农场。1950年代曾经发⽣过⼀次⼤⽕灾，⼉童村⼗⼏个草棚付诸⼀炬。上海和农场两级侦查机关共同调查起⽕原因，最后将四个没有参加劳动留在草棚附近的流浪⼉抓起来，作
为“现⾏反⾰命”判处10多年监禁。多年后，农场重新调查此案，⽬击证⼈证实⽕是从草棚顶上开始燃烧，⽽后⽕借风势，⼀路席卷各草棚。⽽草棚有⼏⽶⾼，那些⼩孩根本不可能爬到草棚顶上去放⽕，此案才算得以平反，但当年的四个流浪⼉却已或死或⽼。张永兴⽼⼈现在说起此事还是唏嘘不已。
■终⽼农场
60个春秋只是⼈类历史长河中微不⾜道的⼀瞬，但对于⼀个⼈来说却是整整⼀⽣。当年和张永兴⽼⼈⼀同被送到苏北的同伴如今已经所剩⽆⼏。来到这⾥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到过上海。
笔者问他：“为什么不考虑离开呢？”
“⾛不了的，⾛出去⼏⼗⾥路都看不到⼀个⼈影，也没有路。不管你跑到哪⾥都会被抓回来。以前‘法总’跑了⼏百⼈，最终⼤部分都被抓回来了！”
苏北垦区没有围墙，建设之初警卫⼒量有限，经常发⽣游民逃跑事件。张永兴⽼⼈所说的“法总”是新⼈村四村。1950年7⽉，游民⼤部队正式开到垦区的第⼆天晚上，⼏百游民发动，殴打⼲部、捆绑警卫，并集体逃亡，那⼀次逃⾛了800多⼈。这次事件以后，垦区专门从苏北⾏署调来了两个营的兵⼒担任警卫⼯作。
按照当初计划，以每⼀个游民平均4亩地计算，苏北20余万亩⼟地⾄少可以安置5万游民，但是1951年以后上海却没有再遣送游民到苏北。可能是垦区条件不适宜⼤规模垦殖，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市政府认为将“游民”安置到垦区进⾏农业⽣
再遣送游民到苏北。可能是垦区条件不适宜⼤规模垦殖，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市政府认为将“游民”安置到垦区进⾏农业⽣产并⾮上策——垦区第⼀任局长黄序周就曾在⼯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改造上海的游犯，必须根据不同对象，予以不同的改造，和予以不同的出路，单独使⽤⼀种⽅式⽅法会失败的，弄得政府吃⼒不讨好。”
“游民”并不愿意终⽼此地，根据当时的调查，愿意在垦区安家⽴业的“游民”不到5%。同时黄序周也指出，要实现把苏北垦区盐碱地变成良⽥沃野，⾮万亿元不为功——当年张謇耗费巨资在此垦殖就以失
败告终，这对于上海⽆疑是个巨⼤的财政负担。因⽽此后上海不再将“游民”安置到苏北垦区了。
三个等级
上海农场⼈主要由⼏部分组成，⾸先是上海遣送到垦区进⾏改造的“游民”、流浪⼉童、残疾⼈和被收容的妇⼥以及⼀部分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分⼦，他们改造结束后⼤部分成为场员。1958年游民改造结束以后，上海农场⼜作为劳动教养基地，接收了⼀批劳教犯⼈和少年管教犯⼈，他们解除教养后被安置到农场从事⽣产劳动。其次是上海派遣的管教⼲部，包括⾏政⼲部和技术⼲部两部分；后来农场⾃办⼯业，招收和引进了⼀批扬州的造纸⼯⼈和常州的电⼒⼯⼈，他们也成为技术⼲部的⼀部分。再次是上海安置到农场的⼀批“三⾼青年”，类似于其他地⽅⾼中毕业的“城市下放社会青年”，他们是农场⼯⼈中政治地位⽐较⾼的⼀⼈。
现在在上海当医⽣的胡先⽣是第⼆代农场⼈。他的母亲是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学毕业⽣，曾在国民党的医院⼯作过，当年在垦区当技术⼲部。他说，“农场有三种⼈，第⼀等级是⼲部，包括⾏政⼲部和技术⼲部；第⼆等级是‘职⼯’，主要是长⼤后的流浪⼉童，以从事农业劳动为主；另外还有⼀部分农场⼯⼈，他们在农场⾃办的⼯⼚劳动，是农场中的⼯⼈阶级；第三等级才是场员，虽然已经改变了游民或罪犯⾝份，但政治上仍然没有地位。”
农场这三个等级在政治上泾渭分明。但他们都有着共同的命运：⾃从来到垦区，就再也难以离开农场，
外地人在上海买车回到上海。上海市政府原来规定选派⼲部去垦区⼯作⼏年以后可重新调回上海，但实际上⼤多数普通⼲部有去⽆回，连⼦⼥也被迫留在农场。对许多在上海⼯作的⼈来说，被组织上选派去垦区⼯作，相当于是“发配充军”。
■飞地
改⾰开放以后，上海市政府落实政策，在上海七宝、华漕、江桥等地修建了⼤量房屋，安置农场⼲部退休后回上海定居。现在农场学校只办⼩学和初中，所有学⽣初中毕业后都可以到上海读⾼中，跟上海学⽣⼀起参加⾼考，享有跟上海学⽣完全同等的权利，许多农场⼦弟都借此良机离开农场，进⼊⽗辈们念念不忘的上海。
上海农场是上海在苏北的⼀块“飞地”。那⾥离上海⼏百公⾥，曾经需要乘船转车两天两夜才能到达，现在只需要两个多⼩时就可以从苏北抵达上海了。
在这块“飞地”上，农场⼈形成⼀个特殊的体，他们说的是“上海农场话”。农场话跟普通话接近，糅合了上海话、苏北话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地⽅⽅⾔，并与普通话对接，外地⼈⼀般都能听懂。四岔河地区属于上海农场，⼈们说农场话。但其间有⼀条不长的“⼩街”属于⼤丰市，⼈们说苏北话，外地⼈⼀般难以听懂，真可谓⼀街两世界。虽然农场⼈也能听懂苏北话，但他们却从⼼理上拒绝说苏北话。在他们看来，农场话才是他们的正式语⾔。
⾄今依然在农场的⽼⼈们，不时会说上⼀句“阿拉也是上海⼈”，⽽他们的后代，在农场落地，在农场成长，“上海”只是他们记忆中⽗母⽆数次提及的，却陌⽣⽽不可触摸的他乡。
现在的农场⼈都拥有上海户⼝，农场⼯作⼈员⼯资标准是⽐照上海同级别⼈员⼯资确定，因此农场⼲部在当地都属于⾼收⼊⼈，甚⾄普通农场⼲部的⼯资都可能⽐⼤丰市长⼯资⾼。
■ “⽼上海”的最后⼀个据点
上海农场不仅收留了“上海游民”，也收留了“⽼上海”的风情，⼀度成为“⽼上海”的最后⼀个据点。
1949年以后，新政府⽴即开始对上海进⾏改造。这座被视为“资产阶级奢侈腐化⽣活象征”的城市，⼀切与“⽣产活动”⽆关的事物都被取缔、清除，曾经遍布上海⼤街⼩巷的咖啡馆、茶楼等休闲娱乐场所都被视为培养资本主义情调的地⽅，⼀律扫地出门。很快，上海就成为了⼀个单调、沉闷的“⼯业基地”。
然⽽，在远离上海的⼤丰市四岔河边，⼀被放逐的“上海⼈”却重续咖啡⾹。⼀座⼩茅屋，三五长凳，⼏张⼩⽅桌，随意摆放在垂柳之下，⼀台⽼旧唱机传出那似乎是穿越时空⽽来的⽼唱⽚的悠扬吟唱。不⼀样的“咖啡馆”，⼀样浓郁芳⾹的咖啡。在凉风习习、河⽔涔涔的四岔河边，“农场咖啡馆”成为⽼上海顽强⽣命⼒的象征，也是上海情调、上海⽂化在遥远苏北保留的⽕苗，是离开上海的⼈们最⼤的安慰。
“没事的时候母亲最喜欢去河边⼩茅屋喝咖啡，听那已经不知道放过⼏百遍的旧唱⽚，⽽且经常⼀坐就是半天，只是静静地盯着河⽔发呆。”胡先⽣⾄今对那个地⽅深有感触，“可能，她是太想念上海了。”
同样经历过颠沛之苦、在上海⼜⽣活了20年后，胡先⽣对母亲当年的⾏为有了更多的理解与同情。在这样⼀对⽼上海留恋不已的⼈中，⽼上海是挥之不去的旧时记忆，也正因如此，在遥远的四岔河边才有了这样⼀道独特的风景线。
改⾰开放以来，怀旧已经不再需要遮遮掩掩，上海⼤街⼩巷咖啡馆、茶楼⾬后春笋般重⽣，四岔河边的咖啡馆早已踪迹全⽆，留下许多的惆怅和⽆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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