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左倾”错误的表现及其一再出现的原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三次“左”倾错误是指：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 “左”倾盲动错误混合物有哪些；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和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左” 倾错误的表现：
（一）从政治上：
第一，各次“左”倾错误首先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左”倾路线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强调反对富农。
第二，各次“左”倾错误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也犯了错误。各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主张发动中心城市的武
装起义，而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而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并以此内衣品牌排名作为一切工作布置的中心。
第三，各次“左”倾错误在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上，也犯了错误。
错误的采取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策略。科目一考试技巧要求红军作无条件的甚至不休息的冒进。他们拒绝利用进攻红军的各个军阀之间的矛盾，拒绝同愿意停止进攻红军的军队成立妥协。在白区工作方面，他们在革命已转入低潮而反革命的统治力量极为强大的城市，继续采取为当时情况所不允许的进攻的形式，组织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广大众的第二党式的所谓赤众团体，经常地无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武装等不易或不能得到众参加和支持的行动。
(二)在军事上：
第一次“左”倾的盲动错误，使红军脱离人民众；第二次“左”倾错误，使红军实行冒险的进攻。但是这两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没有完整的体系。
性价比最高的suv车具有完整体系的是第三次。第三次“左”倾错误，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忽略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的教育；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们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人“拚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为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营业执照怎么申请
(三)在组织上：
表现为宗派主义。
尤其是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代表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
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
同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宗派主义者不把老干部看作党的宝贵的资本，大批地打击、处罚和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不愿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有工作经验并联系众的老干部。他们也不给新干部以正确的教育，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 (特别是工人干部) 的工作，而是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
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
(四)在思想上：
表现为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 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
教条主义者，从书本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他们的领导和众脱离，他们不是求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他们自高自大，夸夸其谈，害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经验主义者，满足于甚至仅仅满足于他们的局部经验，把它们当做到处可以使用的教条，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和“为着领导，必须预见”的真理，因而轻视从世界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并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所谓实际主义和无头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
“左”倾错误的上述四方面错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原因：
第一，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是中国共产大党产生左倾错误的认识根源。
第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和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党内机会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基础。
近代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虽然有少量的近代工业，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发展极为缓慢，工人阶级的基础薄弱、人数也少，而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数量极其巨大。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产生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虽然我们不能把党内机会主义简单地说成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结果，但是这种因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而造成党的队伍在阶级成份上的局限性，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存在，是党内机会主义产生的内在原因。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左倾错误与当时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左”倾理论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左”倾政策的指导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共产国际诸如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过于乐观估计，把中间力量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始终强调右倾是主要危险和不断进行反右倾斗争等左的错误理论，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教条主义错误正是在共产国际“左”倾理论和政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第四，党的理论准备不足，理论水平不高，在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容易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以前没有足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准备，在创立之后又立即全部投入轰轰烈烈的实际革命斗争中，没有很多时间来进行理论宣传工作，因而使中国共产党在很长时间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建设不够。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薄弱，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根本性问题。党内一些同志只知道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条文，不知道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逐渐滋生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这使得那些脱离中国实际，违背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各国具体实际结合这一根本原则的“左”倾观点，被人们所接受并得以发展。
此外，作为对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连续犯“左”倾错误原因的多维审视，还可从文化上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劣根性、西方文化和苏联文化
的不利影响一直在作祟；从伦理上看，受到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品行不端、能力素质不高的影响；从心理上看，是大革命失败后下复仇心态、小资产阶级急躁冒进心
理、知识分子优柔寡断心理及其他心理在党内的反映。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2、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不动产证和房产证的区别
3、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邱守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理论研究》，2005年第10期。
5、李良玉《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6、朱华《中国共产党历次左倾思潮探源》，《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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