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怎样防疫？这些⽂物透露了⽼祖宗的⼤智慧……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抗疫尚且不是容易的事，古⼈如何应对疫情？其实，⽼祖宗⾯对疫情也颇有⼀套。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瘟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定⽔平，认为瘟疫⼀年四季皆可发⽣。
殷王武丁贞问妇婡患疾刻辞⼘甲，故宫博物院藏。
殷商⼈占⼘：殷王的名婡之妇是否不会有疾病。
⼏千年来，⼈们对各种瘟疫的抗击始终没有间断，其中隔离传染源、施救有效药物、保持环境卫⽣、佩戴⼝罩等，都是疫情防控直接有效的措施。中国传统医学经典的《黄帝内经》提到，抗御“疫疬”⼊侵的同时很重要的是“避其毒⽓”，正所谓“正⽓存内，邪不可⼲”，中医认为：“肺朝百脉，司呼吸”，“肺开窍于⿐”，⿐是⼈体重要门户。“温邪上受，⾸先犯肺”，温热传染病最先侵犯呼吸系统。《黄帝内经》并记录了完整的疫病防治思想，提出⼈们应该在发病之前加强预防，或者在发病早期及早，后防⽌复发。
明嘉靖⼆⼗九年重⼴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四卷，⽢肃省图书馆藏。
《黄帝内经》提出对瘟疫要早发现早，后防⽌复发。
⼀、“舍空邸第”，强制隔离
隔离是阻断疫情扩散最有效最基本的⼿段，这种⽅法⾃古有之。我国秦朝就建⽴了疫情报告制度，根据1975年出⼟的《睡虎地秦墓⽵简》记载：“某⾥典甲诣⾥⼈⼠伍丙，告⽈：‘疑疠。来诣。’讯丙，辞⽈：‘以三岁时病疕，眉突，不可知，其可病，⽆它坐。’令医丁诊之。”就是说：乡⾥如果出现了疑似的传染病病例，典甲（典甲，相当于现在的乡长。）有责任调查和迅速上报，朝廷根据疫情派医⽣检查，三岁的⼩孩也不能忽视，并对相关⼈员采取隔离措施。《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中，⾸次出现“疠所”⼀词。“疠所”就是隔离区。《睡虎地秦简·毒⾔》还记载，知情者和家⼈应主动断绝与“毒⾔”者接触，不与患者⼀起饮⾷，不⽤同⼀器⽫。
到了汉代隔离更加完善，《汉书·平帝纪》：“元始⼆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南北朝时期，则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长懋等⼈曾设⽴了专门的病⼈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在盛唐时期，官办医疗机构更加发达，朝廷设有养病坊，在各州府也设置有类似机构，负责各地医事管理和疾病诊疗，当⼤的疫情发⽣时，也承担临时性收容和隔离救治任务。后来宋朝的将理院、元朝的⼴惠司、明朝的惠民药局等，都是样承担隔离的官办医疗机构。明朝时，各州、府、县普遍设⽴惠民药局，抵御重⼤疫病的能⼒⼤为增强。
⼀旦出现疫死者，⼫体作为主要传染源，该作何处理呢？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了处理⽆主⼫体的做法。此后，凡遇⼤疫，官府⼀般都有掩埋死者⼫体的做法，以防⽌疾疫传染。
睡虎地秦简，湖北省博物馆藏。
1975年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简记载，若发现有⼈感染瘟疫，必须主动保持距离并第⼀时间向官府报告，患者⼀旦被官⽅确诊后，会被强制隔离，关进特殊的地⽅，称之为“疠迁所。
敦煌莫⾼窟北周-290窟窟顶-⼈字坡西坡-佛传故事：掷象
壁画描述了为了防⽌爆发瘟疫，太⼦悉达多把死去的⼤象举起丢到城外。
⼆、“浓煮热呷”，药物救治
⾯对疫情，有效的药物必不可少。东汉末年，张仲景著就《伤寒杂病论》⼀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中医所说的伤寒是⼀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书中提出的治则以整体观念为指导，调整阴阳，扶正驱邪，还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诸法。并在此基础上创⽴了⼀系列卓有成效的⽅剂。据统计，《伤寒论》载
邪，还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诸法。并在此基础上创⽴了⼀系列卓有成效的⽅剂。据统
计，《伤寒论》载⽅113 个，该书对于后世⽅剂学的发展，诸如药物配伍及加减变化的原则等都有着深远影响，⽽且⼀直为后世医家所遵循。其中许多著名⽅剂在现代⼈民卫⽣保健中仍然发挥着巨⼤作⽤，例如：⼄型脑炎的⽩虎汤，肺炎的⿇黄杏仁⽯膏⽢草汤，急、慢性阑尾炎的⼤黄牡丹⽪汤，胆道蛔⾍的乌梅丸，痢疾的⽩头翁汤，急性黄疽型肝炎的茵陈蒿汤，⼼律不齐的炙⽢草汤，冠⼼病⼼绞痛的括萎薤⽩⽩酒汤等，都是临床中常⽤的良⽅。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温疫，三名同⼀种。……其年岁中有疠⽓兼挟⿁毒相注，名为温病。”并⽴“治瘴⽓疫疠温毒诸⽅”⼀章，记载了辟瘟疫药⼲散、⽼君神明⽩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预防温疫的⽅剂。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要⽅》中，不仅总结了许多传染病的⽅剂，还提出⽤熏药法进⾏空⽓消毒、向井中投⼊药物给⽔消毒等消毒法。
除了专业医书所载的药⽅之外，散见于古代⽂集笔记之中的验⽅、偏⽅还有不少，其中有些药⽅值得后⼈认真总结和继承。如苏轼在《与王敏仲书》中提到瘴疫⽅为：“⽤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不效者。”《宋史·外国·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吐蕃的铎督部族发⽣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药物为⽩龙脑、犀⾓、硫磺、安息⾹、⽩⽯英等76种。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的⼀则事例，所⽤治疫药物为柏叶，颇有神奇之效。《靖康纪闻》中记载的治疫药⽅为⿊⾖汤，其⽅为：“⿊⾖⼆钱(令炒⾹熟)、⽢草⼆⼨(炒黄⾊)，⼆味以⽔⼆煎⼀盏，时时服之⾃愈。”元⼈笔记《辍耕录》中记载：元朝初年时，元军发⽣疾疫，以⼤黄疗治，所活近万⼈，效果亦极显著。
现在许多仍然在应⽤的中医救疫名⽅，如吴⼜可的达原饮、叶天⼠与吴鞠通的银翘散、余师愚的清瘟败毒饮、杨栗⼭的升降散和王清任创制的解毒活⾎汤等。
西汉帛书《五⼗⼆病⽅》，湖南博物馆藏。
1973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帛书《五⼗⼆病⽅》是迄今所见最早、最完整的古医⽅专著。全书达⼀万字，抄录于⾼约24厘⽶、长450厘⽶的长卷之后。它详细记载了医⽅283个，药名254种，涉及内科、外科、妇科、⼉科和五官科等103种疾病的医⽅。帛书所记的医⽅中，均以⽤药为主，包括外⽤、内服等法，此外还有灸、砭、熨、熏等多种外治法及若⼲祝由⽅，⽐较真实地反映了西汉初期以前的临床医学和⽅药学发展的⽔平。河北疫情怎么回事
西汉⾦医针，河北博物馆藏。
1968 年河北满城陵⼭⼀号汉墓出⼟，针灸是⼀种中国特有的疾病的⼿段，它通过经络、腧⽳的传导作⽤，以及应⽤⼀定的操作法，来疾病，在汉代已形成了完整的灸法系统。
三、“洒扫⽕燎”，环境净化
保持环境卫⽣，对于防疫是⾄关重要的。我国很早就重视环境卫⽣，在最早的殷商甲⾻⽂中就有“寇扫”（⼤扫除）的记载，《礼记》、《治家格⾔》、《周书秘奥造册经》中均强调了要保持居室清洁卫
⽣的习惯，同时指出屋宇⼲净就可以减少疾病的发⽣。
我国古代传统防疫的⽅法之⼀是熏烟蒸洗。熏烟防疫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周礼·秋官》记载有⽤莽草、嘉草等烧熏驱蛊防病的⽅法，“凡驱蛊，则令之”;“除毒盅，以嘉草攻之”；“除蠹物，以莽草熏之，凡庶蛊之事。”⽽根据出⼟的⽵简我们可以看到，秦时期，凡⼊城秦国，其车乘和马具都要经过⽕燎烟熏以消毒防疫。在敦煌⽯窟中保存着⼀
幅“殷⼈洒扫⽕燎防疫图”，描述了殷商时代以⽕燎、烟薰⽅法来杀⾍、防疫的情景。两汉时期是古代瘟疫记录最多的时期，《博物志》中特别讲到有⼀次长安⼤疫，宫中皆疫病，汉武帝焚烧弱⽔西国所贡⾹丸⼀枚“以辟疫⽓”，“长安中百⾥咸闻⾹⽓，芳积九⽉余⽇，⾹由不歇”。《伤寒杂病论》中就详细论述了多种传染性疾病在不同时期的各种⽅法，熏⾹便是其中的⼀种防抗和辅助疗法之⼀。使⽤以具有芳⾹⽓味的中药组⽅，可达到预防呼吸道疾病和疾病的⽬的。所以在中国传统⽂化中，⽆论是宫廷还是百姓⽣活中，熏⾹成了各种史料和医药典集中最为常见的驱瘟防疫的⽅法。空⽓消毒药⽅的出现则在晋代，东晋医家葛洪（283-343年）提出了中国古代最早的空⽓消毒药⽅。他认为通过熏烧药物的⽅式，可以预防疫病。“《肘后备急⽅》⾸先提出了空⽓消毒法：⽤以雄黄、雌黄、朱砂等为主的空⽓消毒药物制成太⼄流⾦⽅，虎头杀⿁⽅等预防传染病的⽅剂……”。其后，唐代孙思邈继承和发展了这种防疫⽅法。明代李时珍常使⽤蒸汽消毒法，这个⽅法在清代也有记载，贾⼭亭《仙⽅合集•辟瘟诸⽅》说：“天⾏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服于甑上蒸过，则⼀家不染。”
西汉鎏银骑兽⼈物博⼭炉，河北博物馆藏。
1968年，河北满城陵⼭⼆号汉墓发掘出⼟，在西汉⼈们喜爱焚⾹熏烟，来净化环境，养⽣祛病。
西汉绮地“信期绣”⾹囊，湖南省博物馆藏。
1972年马王堆⼀号墓出⼟，为西汉贵妇随⾝携带的⾹袋。当时⼈们⽤⾹料以辟邪、避⾍叮咬、祛恶、避秽等，这些⾹料多被装在⾝边携带的⾹囊内。
清莲头⾹，故宫博物院藏。
莲头⾹，清晚期，径21.5厘⽶，⾼12.5厘⽶。清宫盛⾏⽤⾹，⾹的种类繁多，诸如沉⾹、降⾹、⽩檀⾹、严露⾹、四⾊⾹、莲头⾹等，⽤来祛秽疗疾、颐养⾝⼼。
四、“恐⽓触⼈”，佩戴⼝罩
佩戴⼝罩能阻挡细菌、病毒、灰尘和有害⽓体侵害与传染，⽽且简便易⾏。古时候，宫廷⾥的⼈为了防⽌粉尘和⼝⽓污染⽽开始⽤丝⼱遮盖⼝⿐，如《礼疏》载：“掩⼝，恐⽓触⼈。”《孟⼦·离娄》记：“西⼦蒙不洁，则⼈皆掩⿐⽽过之。”⽤⼿或袖捂⿐⼦是很不卫⽣的，也不⽅便做其他事情，后来有⼈就⽤⼀块绢布来蒙⼝⿐。
在中国，3—8 世纪时流⾏⼀种叫做羃䍦（milí）的出⾏帽⼦，主要⽤来遮蔽容貌及⾝体，以避免路⼈窥视，⽂字记载最早出现于晋代，流⾏初期男⼥均可以穿戴，到了隋唐时主要为妇⼥使⽤。唐代从武则天统治时期开始，妇⼈出⾏开始使⽤帷帽。帷帽是克服了羃䍦的繁冗⽽流⾏起来的，具有短⼩、轻便的特点，长仅⾄颈部，⾯部也能稍微显露，帷帽的帽裙由纱⽹制成，不仅具有透视的功能，还可是遮阳蔽沙，且具有卫⽣防护效果。
唐燕妃墓捧帷帽侍⼥壁画，昭陵博物馆藏。
1990年，唐太宗的妃⼦燕⽒的墓室被清理出来，墓室壁画中，宫⼥⼿中所捧的帷帽垂挂着⼀圈长丝穗，形成⼀道薄幕，有⼀定卫⽣防护功能。
唐彩绘戴帷帽⼥陶俑，吐鲁番博物馆藏。
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的彩绘陶俑中有戴帷帽的妇⼥形象，其中⼀尊骑马⼥俑的帷帽⽤泥制，外表涂⿊，以⽅孔纱作帷，帷裙垂⾄颈部。帷帽帽体⽤⽪⾰、⽑毡或⽵藤编织，外覆⿊⾊纱罗等物，能防风沙。
宋代宋慈《洗冤集录》记载：⽤⿇油涂⿐，或作纸摅⼦油，塞两⿐孔；仍以⽣姜⼩块置⼝内。遇检，切⽤猛闭⼝。恐秽⽓冲⼊。这是讲验⼫官验⼫时必须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书中记载的⽅法与现代医
⽤⼝罩防护观念相同，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书中，记述他⽣活在中国⼗七年的见闻。其中有⼀条：“在元朝宫殿⾥，献⾷的⼈，皆⽤绢布蒙⼝⿐，俾其⽓息，不触饮⾷之物。”这样蒙⼝⿐的绢布，也就是原始的⼝罩。
五代胡環番骑图，故宫博物院藏。
五代胡環番骑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画作描绘了边塞⼈、马、骆驼⾏⾛的的场⾯，画中妇⼥头戴的是元代蒙古⼈特有的姑姑冠，⾯带⼝罩类物品。画风粗简圆厚，设⾊简淡淳朴。
元⽩⾊马尾环编鸾凤戏莲纹⼝罩类丝织物，河北省隆化县民族博物馆藏。1999年1⽉隆化县元代窖藏出⼟。
明代中国医学思想的进步体现之⼀就是温病理论的逐步成熟，⼝⿐传病观念明确化，明代医学家万全《万⽒医书》提出⽤雄黄点⼊⿐窍，阻隔疫病于⼝⿐之外。这不是⼝罩，但意识到了呼吸传染。明末⼤⿏疫中，吴⼜可在六淫之外，提出
⽤雄黄点⼊⿐窍，阻隔疫病于⼝⿐之外。这不是⼝罩，但意识到了呼吸传染。明末⼤⿏疫中，吴⼜可在六淫之外，提出杂⽓（戾⽓）致病说，突破了先⼈成说。吴提出戾⽓⾃⼝⿐进⼊⼈体，对⿏疫防范
提供了可操作的规范。
明绣帕，松滋市博物馆藏。
⼿帕在古代是⼈们⽇常⽣活中不可缺少的⽇⽤品和饰品，成为服饰⽂化中的重要⾓⾊，不仅能擦拭脏物，需要时也能蒙遮⼝⿐。
清⼝罩类丝织品，新疆龟兹博物馆藏。
1910年-1911年我国东北⼤⿏疫中，全权总医官伍连德坚持认为这场⿏疫不是腺⿏疫，⽽是肺⿏疫，可通过呼吸传染，⼈际传播是⽬前传播的主要渠道。所以他⼤规模开展了隔离防疫，并且强制要求佩戴⼝罩。他制作了由两层纱布包裹着⼀块宽6英⼨*4英⼨的长⽅形吸⽔棉⽽制成的“伍⽒⼝罩”，防疫效果明显。
1910-1911⿏疫历史照⽚，戴⼝罩的正⾯与侧⾯照。照⽚来⾃⾹港⼤学图书馆。
中华民国哈尔滨⿏疫防疫证，哈尔滨市南岗博物馆藏。
20世纪30年代，薄纱⼝罩的变种出现了，橡胶、蜡纸、玻璃纸等都被引进到⽤材中来，它们中的⼀些能够提供更好的过滤作⽤。20世纪50年代，整套⽆菌⼿术制度确⽴，⼝罩的设计越发科学，兼有过滤和偏向的功能，刷⼿、⽆菌⾐帽、⼝罩、⼿套、⽆菌环境共同组成了⽆菌⼿术室。
“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这些⽂物见证古⼈疫情防控的历史，承载着先⼈防疫治病的丰厚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是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坚定⽂化⾃信的历史根基。通过这些⽂物，我们应以物见史，以物育⼈，更应以史为鉴，以史资政，善于从历史经验中汲取防疫智慧，为⼈类抗击疫情，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案。
参考⽂献：
［1］孙思邈.备急千⾦要⽅，第1版［M］.北京：⼈民卫⽣出版社，1982：173，175.
［2］宋正海，⾼建国，孙关龙，等.中国古代⾃然灾异动态分析，第1版［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425.［3］吴⼤真，刘学春.中医谈“瘟疫”的预防［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4，10（1）：6.
［4］葛洪.肘后备急⽅，第1版［M］.北京：⼈民卫⽣出版社，1956：42.
［5］邓铁涛.谈中药发展之路［J］.新中医，2001，33（3）：15.
［6］王⽂远.古代中国防疫思想与⽅法及其现代应⽤研究［D］，南京中医药⼤学博⼠论⽂.
［7］王⽟德.试论中国古代的疫情与对策［J］，江汉论坛，200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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