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深省：何以实现更良善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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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03期
作者简介：李旺传（1998-），男，湖南娄底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公共关系、政治传播研究。
摘 要：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的“善业”这一命题，在2020年人类应对全球性新冠病毒疫情背景下尤显突出。在新冠肺炎的肆虐之下，人类追求的善业是什么？又该如何实现？麦克尼尔在他的双重寄生理论中指出人类大多数的生命其实处在一种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构成的脆弱的平衡体系之中，基于此，通过考查人类历史上的瘟疫审视了这场新冠肺炎，进而发现瘟疫会影响人类的政治走向、经济发展和文明进程，并在不同程度上塑造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最后，以人为中心点集中论述了疫情之下，人们应该通过认清人与自然的关系、理清人与人的关系、明晰人与社会的关系、看懂国与国的关系以及看透人与自身的关系来实现更良善的生活。
关键词：新冠肺炎;双重寄生;良善生活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20.03.005
史前时代，人类就凭借在进化中获得的技艺、语言能力和社合作能力等，在同地球上其他敌对动物的斗争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高踞这个星球食物链的顶端，然而，直到19世纪末，人类在与微寄生物之间的斗争中始终未取得过真正的胜利。微寄生物就如同一把无形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虽并未真正动摇人类在地球上的地位，却以其特有的方式在人类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程，塑造着人类社会的形态。我们已经无法完全还原历史上微寄生物对人类究竟造成了怎样的危害，但其在历史上的重大影响却多少可以想象。《瘟疫与人》的最后一句话说到“先于初民就业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始终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社会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1]237然而，直到1976年《瘟疫与人》一書的发表，疫病史的研究才真正进入史学家们的视野。2020年初，新冠肺炎在全球爆发，截至5月3日，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超337万例，累计死亡240 231例。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几乎让全球按下了“暂停键”，在疫情防控的同时，人们不禁开始思考人类究竟该何去何从。本文试图从麦克尼尔的双重寄生理
论出发，对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瘟疫进行一个简要的梳理进而对新冠肺炎进行审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瘟疫与政治、文化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最后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五个维度出发，重点探讨疫情之下何以实现更良善的生活这一命题。
一、双重寄生理论视角下的新冠肺炎
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提出了着名的双重寄生理论：“人类大多数的生命其实处在一种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构成的脆弱的平衡体系之中，而所谓人类的巨寄生则主要是指同类中的其他人。”[1]6人类自成为食物链顶端之日起就不曾与微寄生物有过一刻的分离，在生态系统复杂和传染病丰富的人类发源地非洲，微寄生物一直是制约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人类从热带非洲大陆走向温带和寒带，这让人类经历过短暂的不受制约的繁殖，但农牧业的兴起导致的食物链的缩短让人类再次被微寄生物所盯上，此后人类任何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改变、生产能力的提升和交通的发展等，都可能导致瘟疫的爆发。如，发生在公元前430年的造成了接近一半平民和四分之一军队死亡、直接导致雅典衰落的雅典瘟疫;发生在公元541-542年的导致君士坦丁堡损失了百分之
四十的人口、直接改变了东罗马历史的查士丁尼瘟疫;爆发在14世纪的造成全世界7500万人（其中欧洲占2500～5000万人，约三分之一的欧洲总人口）死亡的黑死病;16世纪由欧洲人登陆美洲而导致的印第安人几近“亡种”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种族屠杀”的美洲瘟疫;爆发于1918-1919年的导致全球10亿人感染、近亿人丧生（据最新数据推断）的西班牙大流感。以上可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五次大瘟疫，而据史学家推断，这些流感的爆发都与人类自身的“运动”和发展紧密相关。从局部性爆发到全球性大流行，从文明社会的“地方病”到全球均质化流行病，瘟疫同人类一样早已跨越空间界限，随时准备着在世界各地爆发，我们当下亲历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就是其最好的印证。
短短四五个月，新冠肺炎疫情就已经波及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此期间，中国采取的封城等举措为阻挡新冠病毒的全球流行争取了时间，但依旧没能阻止其向全球蔓延。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人类陷入了“恐慌”，现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处于蔓延态势，人类还需要多久才能战胜这场瘟疫仍不可知，但人类是时候在这场疫情中吸取些教训了。新冠肺炎归根结底是微寄生失衡所导致的，其病毒的自然宿主再次指向自然界的移动病毒库——“蝙蝠”。蝙蝠携带剧毒，但无法直接感染人类，因而到中间宿主至关重要，而更值得深思的是中间宿主又是如何将病毒传递给人类的。如若真是因为食用野生动物所致，
西安疫情源头在哪则是人类由于不敬畏自然而给自己招致的恶果。疫情爆发的源头需要探明，而疫情之下的“像”值得深省。疫情之下有英勇果敢的逆行者冲锋在前，为战胜疫情而努力;亦有面临大选的西方政客推脱责任，为争取连任而“裸奔”;更有少数利益至上的商人大发疫情财，为利益而罔顾道义。从以上的“像”中，我们能够看到不同人在疫情之下的不同选择，而每一种选择都体现了瘟疫对人类的深刻影响。历史上，是文明社会带来了“瘟疫”，而瘟疫也塑造着文明社会的人口流动方式、社会观念和发展路径。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新冠肺炎的影响不会仅仅局限于对社会形态的塑造，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到国际局势因为这场新冠肺炎流行病而变得更加波诡云谲，世界经济因此遭受剧烈震荡，而未来的全球局势是否会因此重新洗牌，人类文明的进程是否会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即此次“微寄生”失衡是否会给“巨寄生”造成影响需要未来给出答案，但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中窥探一二。
二、瘟疫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
通过回看瘟疫与人类社会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瘟疫与人类社会一直处在一个动态交往的关系之中，瘟疫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下面本文将在前文的基础上对瘟疫与政治、经济及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简要辨析。
（一）瘟疫影响政治走向，塑造政治形态
微寄生和巨寄生之间是一个相互支持的关系，只有彼此都达成平衡状态时，人类社会才有向前发展的可能。瘟疫的发生是微寄生的失衡，战争的发生是巨寄生的失衡，而瘟疫又是文明社会的“文明病”赋予其在征服和扩张中的有力武器，而战争对政治的影响不言而喻，因而，本文将先探讨战争与瘟疫的关系，进而探讨瘟疫如何塑造政治形态。
从瘟疫与战争间的关系来看，瘟疫与战争往往是相伴的关系，“当瘟疫遇到战争时，其传播速度就会加快，扩大和加深了瘟疫的后果。当战争遇到瘟疫，瘟疫就会延缓或阻止战争的发展、加速战争的进程、改变战争的结局，甚至是成为战争的武器。”[2]例如前文提到的雅典瘟疫，天花和麻疹的入侵让雅典在瘟疫中失去了四分之一的陆军，这场瘟疫对雅典社会的打击致使其在之后再也没能恢复过来，这与雅典未能打败斯巴达和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结局存在密切关系，如果雅典在这场战争中获胜的话，地中海地区后来的政治史该会有多么不同！而欧洲人登陆美洲给印第安人带去的天花是其征服印第安人、获得殖民统治的重要武器，此后，由欧洲带至美洲大陆的各种传染病一直是白人拓疆的有力手段，假如瘟疫并未对印第安人造成任何伤害的话，美洲殖民的历史也许会被改写。由此可见，瘟疫以
其极大的破坏性，会对战争造成无法估计的影响，进而改变战争的进程。而现代战争的形式早已不局限于热战，诸如贸易战、信息战等不诉诸于武力的新战争形式同样对国家乃至全球影响重大，其与瘟疫之间的关系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瘟疫与政治的关系则更为复杂。首先，瘟疫对战争结果的影响直接关乎政权的稳定性;其次，瘟疫对政府机构的冲击可能导致政府瘫痪，政府应对瘟疫是否得当关乎其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地位;最后，全球化时代的当下，每一次瘟疫都有“全球化”的可能，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疫源地的确定，各个国家的应对措施，疫情中的人道主义援助等等，都成为一场场的外交事件，“瘟疫”在全球化的当下与政治的交缠更甚于从前，每一步的应对都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治的未来走向。
（二）瘟疫影响经济发展，塑造经济形态
瘟疫得以从地方病变成全球性流行病，与贸易的繁荣紧密相关，轮船和铁路运输的出现更是让瘟疫以更快的速度走向世界各地，而每次瘟疫的爆发都会对经济造成直接且深远的影响。因为探讨瘟疫与经济的关系是一个很宏大的问题，因此，本文在此不打算对其进行详尽的说明，仅通过回顾历史上瘟疫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来对瘟疫与经济的关系进行总结
性的概括。
历史上，商路的开辟是瘟疫得以跨越以往地界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瘟疫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影响重大，简言之，瘟疫是经济发展极不稳定且具有极大破坏力的因素之一。印度历史上的表面繁荣和实际贫弱与其瘟疫的沉重负荷之间的关系紧密，瘟疫直接导致了印度农民生产剩余食物等的能力低下，由此便更难以维持商品交换的繁荣，进而导致印度这个南亚次大陆作为整体看上去总是贫困的。而瘟疫的突然爆发则会直接导致劳动力短缺与经济崩溃。以14世纪欧洲黑死病为例，黑死病首先的也是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劳动力锐减，前文提及这场瘟疫夺走了大约三分之一即至少2500万欧洲人口的生命，这一数字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的世界总人口数。虽然劳动力的锐减也引起劳动力工资的增长，但瘟疫既杀死了劳动者，也杀死了雇主，人手短缺带来的工资增长不过是昙花一现。紧接着，“欧洲各地劳动力短缺的阴霾，也开始在农业乃至其他基础领域的上空弥漫，社会经济的金字塔随之以各不相同的方式调整着结构，迷茫和压抑的氛围变得像鼠疫流行那样不可逃避。”[1]138经济的发展催生了瘟疫的爆发，而瘟疫的爆发导致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两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视作一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综上可以发现，瘟疫会造成经济的“崩溃”，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人类在应对瘟疫造成的经济后果上发挥的主观能动性。此次
新冠肺炎疫情中，各类线上的经济活动显现出更加活跃的态势，这些为5G、工业物联网、智能制造等发展提供了契机[3]。这便是人类应对瘟疫造成经济后果时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生动体现。
（三）瘟疫影响文明进程，塑造文明形态
“有人说，战争和疫区都是人间的地狱。可战争关乎文明的兴衰，瘟疫却关乎文明的終结。”[4]2通过对历史进行解读，我们可以发现瘟疫与宗教的兴衰，文化的兴亡，艺术风格的转向关系紧密。
首先，宗教的兴衰往往与瘟疫的发展态势相关。瘟疫的沉重负荷历来是导致印度看似富足与实际贫弱的重要原因，而印度的两大宗教——印度教和佛教的来世主义正是与农民为贫困和疾病所困扰的大背景所适应，这两大宗教是非政治的，其理论上拒绝俗世的繁华与财富，弘扬大家摒弃现世的物质享受和情感，这种来世主义正是一个微寄生远为猖獗的社会的必然伴生现象。同样的情况可以用来解释公元2—3世纪地中海沿岸灾难性瘟疫导致大部分社会组织丧失信誉之时，基督教会的势力何以得到增强。“上帝的无所不能，使生活无论在和平时抑或在劫难时都有了意义……因此基督教是一套完全适应于充斥着困苦、疾
病和暴死的乱世的思想和感情体系……对于罗马帝国的被压迫阶级而言，这种从容面对瘟疫恐怖和心理创伤的无与伦比的能力，正是基督教的重要吸引力所在。”[1]100瘟疫的爆发可能让民众更加信仰某一个宗教，同样也能让民众丧失对该宗教的信心。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很有可能就是催生宗教改革的重要因素之一，固有的宗教仪式和管理措施的无能与无奈在史无前例的鼠疫大流行中暴露无遗，自阿奎那时代流行起来的对理性神学的信仰在顷刻间崩塌，人们不再相信任何对于神秘自然世界的人为解释，反教权主义在基督教的欧洲并不新鲜，但在1346年黑死病爆发后变得公开而广泛。而到了18世纪，如麦克尼尔所说，“传染病重要性的降低，构建了‘启蒙运动’的哲学和社会认识的普及化的基本背景……鼠疫和疟疾的推出和人们对天花的控制，为18世纪精英圈里颇为时髦的自然神论的传播，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社会背景。”[1]209以上种种都证明了宗教的兴衰与瘟疫的发展态势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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