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的底层文学激情与好人主义
《人世间》的底层文学激情与好人主义
    《人世间》无疑是一部满怀激情的底层小说，它写的并非是一两个典型的现实主义人物，他们成长中的苦闷、寻及新思想的照耀等，小说所摹画的乃是中国工人阶级近半个世纪的生活史、心灵史。《人世间》围绕北方A城的城市新区共乐区光字片的一户工人家庭的三个子女，描绘了出生于1950年左右的一代人，如何从“”期间的青年时代，经历上山下乡、工农兵大学生、知青返城、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国企改革、下海走穴、反腐等一系列社会大事件，一直到本世纪10年代退休的人生经历。伴随小说人物命运沉浮的，是叙述者在小说中毫不避讳的议论评点感慨，显然作家考虑的也绝非什么小说美学，而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长期观察和见解，小说的情节故事人物与这些看法血肉相连。
    《人世间》被称为“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小说可以说蕴含着一部底层穷人学。《人世间》从A城共乐区光字片的诞生写起，第一章交代共乐区的传奇来历和城市新区的建制，第二章描述当年即1972年冬季的一次死刑执行，第三章才到光字片和周家这个工人阶级家庭。小说的前两章并非闲笔，而是从地域到社会来定位当代工人阶级的真实处境：从城市边缘到社会边缘，底层的生存环境不可不谓艰难。第三章周家大儿子周秉义和女儿周蓉响应国家号
召上山下乡后，周家小儿子周秉昆和他的工人朋友们多灾多难的生活构成了小说的主体部分，贫穷是他们一生的主题，几乎所有的生活灾难都来自于这个主题。
    小说对工人阶级或底层亦或穷人的观察与思考，常常以议论的方式展开。穷人住的比较差，人也更显老，穷人的恋爱婚姻是脆弱而危险的，于虹曾把自己和赶超比作蒸锅边儿上的皮黏皮的两个黄米面儿豆包，分开就会造成破皮露馅儿的“黏包”，——小百姓家儿女的恋爱关系马虎不得，一旦告吹往往你死我活，所以“黏包”的事不会也不敢做。比较而言，穷人的友谊要平稳得多，因为“对于底层青年们而言，友谊是必须认真对待的”（梁晓声：《人世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中部第4章。下同），同阶层的朋友是一生的财富，只会越来越少，因阶层间的区隔难以打破，很少有底层青年能穿越到高等级阶层。周秉义与前副省长的女儿的恋爱发生在“”时期，所以男方才得以跨越到另一个阶层中，而随着他退休后病故，冬梅也自然而然在同学的介绍下和同阶层的人重组家庭。为了解开阶层跨越之谜，小说甚至停下来专门探讨了周家儿女何以能够跨越阶层壁垒——先天因为第一形象好，第二父母的善良人性基因，以及人格力量感召，后天则是年少爱读书，都考上了大学。这与其说是生活经验，还不如说重申了阶层的不可跨越。
    《人世间》对穷人的观察之全面、评价之频繁，从小说的角度来说，其实已经超出了一般现实主义小说的作法，除非回到18世纪现代小说的初始阶段。小说中的底层既是作者关注的焦点，也几乎是一个完全封闭的时空体，在漫长的半个世纪，除了周家大哥过于优秀，且机缘巧合跻身上层，吕川是朋友们中唯一大学后从政并位居中层的，其他穷人朋友们都留在金字塔底端。电视剧《人世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小说的焦点，将时代变迁和周家的伦理关系置于中心，成了时代剧和家庭伦理剧，这当然是理性的选择，底层的处境在远景和近景的切换中，被时代的自豪感和家庭情感纠葛所替代。
    比较而言，小说《人世间》蕴含更多底层的愤懑和对社会各阶层的批判性思考，它更像是以知青写作和社会阶层研究闻名的梁晓声的一部当代社会学著作。小说下部，在出狱后的一次朋友聚会中，秉昆搂着龚宾肩说，“咱们这么多人，谁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呢？”（下部第5章）答案是龚宾。一辈子靠叔叔照顾的精神病人龚宾是这帮穷人里唯一的改开受益者，也是赶超儿子孙胜唯一羡慕的人生，因为他享受到了公安局局长叔叔的腐败，在叔叔的关系户照顾下优哉游哉。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光字片的穷人们最后因旧城区改造，在副市长周秉义的直接推动下，住上了新房，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实惠。这正如秉昆的妻弟，光明（萤心和尚）所开解的，“古往今来，人間福祉，总是最后才轮到苍生。天下苍生
只有耐心盼望，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下部第8章）。
    从官员、知识分子到工人都在《人世间》作者的观察之中，虽然以工人阶层为焦点，但也顾及到其它阶层。周家的儿女按中国社会阶层的高中低分布，大哥从政做官，是文化人，小弟在底层挣扎，最悠游的既不是官员更不是底层，而是上下沟通的知识分子。周家的女儿周蓉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天赋才情极高，却一生空负，年少时爱情至上自愿插队到贵州，和右派知识分子冯化成结合，成为乡村小学教师，高考恢复后考上北大并继续读研，研究生毕业正待做事，却因为女儿远赴法国，艰难打工十二载供养女儿攻读学位，归国后已回不到原来的位置，只能在民办学校容身。比周蓉更超脱从容的是她第二任丈夫蔡晓光，干部家庭出身，却很早参透政治人生的风险和虚妄，投身文学艺术，以寻和创作主旋律题材艺术作品见长，靠这个本事上下通天、生活无忧。他掌握了和体制保持最佳距离的方法，既得到好处也明白那些仅仅是维持生计的产品而绝不是艺术。包括艺术家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或者无所事事，或者忙于生产而不是创造，小说对这个阶层既欣赏、理解，也明了他们的聪明睿智之下的毫无担当、逢场作戏。
    很多评论指出《人世间》描绘了一种好人文化，其实它首先是底层中国的好人文化。作
为底层的一员，周秉昆在小说里一直没有脱离他所在的社会阶层，他和他全家也被看作是底层好人文化的代表，所以哥哥是清官，是好老师，而他本人是光字片穷朋友们的精神领袖。小说中的好人文化首先是穷人间的互相帮助，做好人是穷人生活的生存法则和道德规范，用历史学家秦晖的说法即是小共同体的互相救济。同时，周秉昆身上还体现了民间的对抗性甚至暴力特征，这并不仅仅指他在江边殴打仇人骆士宾时表现的暴虐，以及因人身伤害而入狱十二年，也因为他身上所折射的民间中国的抵抗性。
    周蓉在周家类似一个思想家，她和哥哥曾经在北大讨论过一个问题，好人和好学生的标准是不是相同的？两人因为这个问题大吵一架，因为周蓉认为二者并不一致，“”中的好学生标准难道与老百姓的好人标准相同吗，而哥哥只是出于安全考虑警告批评了她。正如底层与上层界限分明，两种好人的标准也不同，这背后是小说对文化中国的二元解析所展现的民间中国和政治中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和80年代下岗潮中，民间中国和政治中国都呈现出一种不太协调的关系。蔡晓光的成名作《北方的地火》即是对“”后期那种紧张关系的描写。对“”中的酱油厂六小君子等工人们而言，好人格就是讲义气，“他们磕磕绊绊地学着做父母以及民间所认可的那种好人”。（上部第15章）他们并不了解那个政治中国，却“一向认为不知道并不妨碍结婚生孩子过日子，甚至认为知道了反而妨碍过日子”。
（上部第18章）到了80年代下岗潮，在国家部委工作的吕川回来和朋友们相聚，席间因为工人们的命运而争吵：吕川鼓励大家在改革阵痛中自谋出路，赶超却愤怒地质问：“凭什么要我们忍受‘阵痛’，让一小撮人趁火打劫发不义之财？”（中部第19章）
    周家的绝大部分人都属于那个民间中国，凭着朴素的良知，抵制着政治中国对个体人格的侵蚀和扭曲。“”后期，周秉昆面对来外调蔡晓光的政工人员，毫不退缩，不任意编造不实之词。他在70年代后期当了本市曲艺杂志的编辑，成了民间曲艺的传承者和创作者。秉昆实际上代表了民间中国朴素的道德感和责任感，不仅在生活中扶弱济困，而且在“”结束的历史转折时刻能承担起主体责任，那是小说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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