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世间》原著作者梁晓声：写作的发⼒点就在善与爱
“秉昆这⼈能处，有事他真上。”
当这句话成了⽹络流⾏语，即知电视剧《⼈世间》⽕到怎样的程度：收视率创央视⼀套三年来电视剧新⾼，全⽹正⽚播放占率达20.14%。《⼈世间》主⾓周秉昆原型是作家梁晓声的⼩弟，不久前刚刚去世。电视剧中的周秉昆是酱油⼚的⼯⼈，⼩弟也是酱油⼚的⼯⼈，也是拿着酱油⼚的退休⼯资离开的。⼩弟也犯过周秉昆同样的错误，因失误“跑”了两吨酱油，后来他同样⼊了党，还当了纪委书记。梁晓声原本期待，弟弟能看到电视剧，却未能如愿。
好作家写到后来，都会给⾃⼰写⼀本⼩说，长达115万字的《⼈世间》即如此。据梁晓声⾃⼰说，《⼈世间》原著是⼿写稿，400字的稿纸，第⼀稿写了3000多页，共写了3稿，将近1万页。“于⼈间烟⽕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和热望。”在《⼈世间》原著的封⾯，这段话代表了梁晓声对这部巨著的定位。为了它，患有颈椎病的梁晓声每天戴着颈托，伏案10⼩时以上。
付出如此惊⼈的劳动，《⼈世间》却聚焦于普普通通的周秉昆，“他本⾝就是⼯⼈，到最后⼩说结束的时候他还是⼀个领退休⾦的⼯⼈⽽已”。写这样的普通⼈，意义何在？这么写，只是为了怀旧吗？如果说《⼈世间》是时代的史诗，其震撼⼈⼼的地⽅⼜在哪⾥？
作为原著者，我从来不坚持⾃⼰的意见
北青艺评：与原著对⽐，电视剧《⼈世间》做了⼀些改动，对这些改动，您满意吗？
梁晓声：原著者⼀般都愿意⾃⼰的作品原封不动，⽽不是“做减法”后呈现出来。但在影视剧改编中，这是不可能的。
改编之所以叫改编，因为它是“⼆度创作”，⼀定会有取舍。除了艺术⽅⾯的因素，还有管理⽅⾯的因素。影视作品和⽂学不⼀样，⽂学没有前期投资，我⼀个⼈准备笔和纸就够了，可以⾮常个⼈化地表达，电影和电视剧涉及⼤数⽬的投资，必须对这个投资负责，因此影视剧具有商品属性。
北青艺评：您⾃⼰也是编剧，有《知青》《雪城》《返城年代》《年轮》等佳作，这次为什么不⾃⼰改编剧本？
梁晓声：《⼈世间》从⼀起⼿，我就已经决定了，它可能是不能搞成电视剧的⼀部书，因此我也就决然地没朝这⽅⾯来想。如果是我来改编，可能会跳不出来，删去其中内容时，我可能会陷⼊纠结。所以我完全脱开，编剧由王海鸰来做。
北青艺评：您现在看电视剧，有觉得遗憾的地⽅吗？
梁晓声：我⾮常尊重编剧和导演，毕竟电视剧是另外⼀种艺术。有⼀些细节可以争议。
⽐如原著中有⼀个⼈物，是上世纪70年代的⼈，按那个时期的定性，他算“投机倒把”，⽽且是⼏个⼈⼀起，形成了⼀个团伙，因此进了监狱。⼊狱之后，他和书中的主⼈公有⼈物关系。80年代有不少关于他们的“段⼦”，即所谓“骑着摩托背
团伙，因此进了监狱。⼊狱之后，他和书中的主⼈公有⼈物关系。80年代有不少关于他们的“段⼦”，即所谓“骑着摩托背着秤”的⼈。在我的⼩说中，把他写成了⼀个负⾯⼈物，在改编时，变成了⼀个企业家式的⼈物。
剧中写到周家（周蓉），她是⼀个很任性的⼥⼦，爱上⼀个诗⼈，追随他去了贵州。在贵州，周⽗作为“⼤三线”的建筑⼯⼈，也在贵州，他去看⼥⼉，⾛了很远的⼭路，看到⼥⼉和诗⼈住在⼭洞⾥。那段⽗⼥之间的对话，我⼼⾥觉得，保留下来会很好。
当然，我从来不坚持⾃⼰的意见，我只在导演和编剧意见有分歧的时候，居中冷静地判断⼀下，或者选择替谁再解释⼀下他的观点，有的时候，综合⼀下双⽅的改编⽅向。我这个⼈从不坚持，因为这个坚持没有特别意义，可能拍完了，之后还要拿掉。
北青艺评：《⼈世间》完成于2016年，并于2019年赢得茅盾⽂学奖。2021年，《⼈世间》搬上话剧舞台，再改成电视剧。像《⼈世间》这样的“严肃创作”，为什么不是通过传统电视台实现影视化，⽽是选择了互联⽹平台？合作的感觉如何？
梁晓声：我是⼀个不能与时俱进的⼈，我最近才知道什么叫线上，什么叫线下。互联⽹平台上的剧给我的印象是，都是古装的，就是宫⽃、⾔情、谍战。这样的话，我肯定敬⽽远之。
去年我参加腾讯影业、新丽、阅⽂联合发布会之后，改变了⼀些看法，因为在会上，我看到互联⽹平台其实也有许多现实题材的影视剧。这些作品还根据观众的不同年龄层，进⾏了细分。此外，我接触了许多80后，他们基本已担纲部门主管或项⽬主管，有⼯作热情，有判断⼒。对于《⼈世间》这样的现实题材，他们也会参加讨论，⼯作态度都很好，有情怀，是那种我原以为今天年轻⼈决然不会有的情怀。电视剧《⼈世间》成功，也要感激李路导演，他是上世纪五六⼗年代⼈，在创作理念上，我们更接近⼀些。
写知青，已成⼀种责任感
北青艺评：《⼈世间》您写了5年，为什么⽤了这么长时间？
梁晓声：写它的想法很久了，⼀直拖着没有动，因为⼀旦下决⼼要写，那么⾄少要集中三年时间，三人世间周秉昆的结局
年间保证不再进⾏别的创作了，还要家庭⽣活⽐较顺利、⾃⼰⾝体状况⽐较好。实际上，我在写的过程中状态⾮常不好。可能是营养不良，可能是写作中的焦虑，我的指甲开始扭曲，出现半脱落的状态。此外，我还出现了“⿁剃头”。有⼀段时间，我要经常去肿瘤医院看⼀下我的胃。《⼈世间》整整写了5年，去掉意外因素的⼲扰，真正写的时间不到3年。
北青艺评：《⼈世间》涉及了两⼤体，其⼀是知青体，您写过许多知青故事，为什么特别关注这个体？
北青艺评：《⼈世间》涉及了两⼤体，其⼀是知青体，您写过许多知青故事，为什么特别关注这个体？
梁晓声：因为我本⾝是知青。作家开始写作，肯定是写⾃⼰经历过的事，我也不能摆脱这个规律。再到后来，可能就会有⼀点责任感。我在⿊龙江⽣产建设兵团认识的那些知青，返城后，许多⼈没有⼯作，拖⼉带⼥⽣活很难。当时城市对知青⼤批返城这件事还没准备好，经历了⼀段混乱期。我就觉得，我应该告诉城市，知青们真实的情况。
《雪城》反复告诉城市和城市⾥的⼈们，这⼀代⼈已经变了，他们变得成熟了，他们也反思了，成熟意味着他们懂得尊重他⼈和尊重友情。当时我的主要意愿是，如果能拍成电视剧电影，⼈们也许会对我的同代⼈好⼀点。实际上，这个意愿多少也是达到了。我觉得，⼀个写作者通过⾃⼰的作品，产⽣
了⼀点作⽤，也就很值得欣慰了。
《雪城》在《⼗⽉》杂志上发表时，曾经有⼭西的知青抬着匾，从⼭西⼀直抬到《⼗⽉》编辑部。感谢《⼗⽉》这样有影响的刊物能发这样的作品，能把知青写成那个样⼦，这对他们很重要。当时中央电视台播《雪城》时，也有知青给电视台写信，表⽰感谢。
北青艺评：在《⼈世间》中，还涉及了另⼀⼤体，就是⼯⼈，如今很少有⼩说会写到他们。
梁晓声：我的⼩弟就在酱油⼚当⼯⼈，插队时，每次回家探亲，都能看到⼩弟和⼯友之间的情谊，当时我就想，以后⼀定要把这些记录下来。在今天，⼯友体已被⽂学作品边缘化了，《⼈世间》圆了我⾃⼰多年的夙愿。
产业⼯⼈⾸先在概念上，已发⽣巨变，今天的⼯⼚和从前的⼯⼚也太不⼀样了。今天已经没有从前那样，⼀个师傅带着若⼲徒弟，守⼀台车床的事了。在过去，师傅对徒弟的影响是很深的，和我们看武侠⽚的师傅与徒弟的关系，是⼀样的。现在⼯⼚都是流⽔线。流⽔线上⼤部分不是城市青年，⽽是农村青年，农家⼦弟进城，就成了流⽔线上的⼯⼈。
在《⼈世间》中，周家三妹到最后，周秉昆退休时还是⼯⼈，还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这是他的宿命，但他并没有因为这⼀宿命，就没活出⼀个⼈样来。看到最后，你会觉得，如果周秉昆是⾝边的⼀个⼈，他有困难，我会帮助，他忧伤时，我会安慰，遇到什么困难时，他是可以信任的那个⼈。我觉得，⼀个普通的⼈活到这个份上，也很了不得。
他们的⽗亲也是退休⽼⼯⼈，当年“六⼩君⼦”也都是这样，谁都没变成⼤款。我基本上是按照社会学各阶层分析的⽅法来谈的、来设计⼈物命运的，⽽不是按照⼀般的戏剧规律，让他们成为⼤⽼板，我觉得这更符合我们的现状。
年轻作家必须要⾯对⼀个门槛
北青艺评：对于今天的年轻作家，您会有怎样的建议？
梁晓声：我最近读了两本东北作家的作品，辽宁双雪涛和郑执的，他们写的都很不错。我在⼤学⾥讲课时，也谈到这⼀点，写作这件事是写他者，最主要的使命是写形形⾊⾊的他者，给更多的⼈来看。即使以第⼀⼈称“我”来写，也还是写他者。⽐如屠格涅夫的《猎⼈笔记》，⾥⾯都是“我”，但起笔都是写他者。双雪涛和郑执他们，在这⼀点上⾮常明确、⾮常清楚。
第⼆点，你会看到他们是在什么状态下写，他们的⽗辈都是⼤⼯⼚的⼯⼈，或者⾄少是中等⼯业企业
职⼯，⽗辈们都已⽼去，都经历过下岗时期的阵痛。他们可能是在⼯⼈宿舍⾥诞⽣，或者长⼤的，他们笔下更多的是写⾃⼰的亲⼈，那也是他者，因为这些亲⼈本⾝也是众⽣中的⼀员。另外，我注意到他们⾏⽂⾮常短，短句排⽐下来，节奏⽐较快。
他们⾯临着⼀个创作上共同的难点：与我们这代作家⽐起来，我们还可以写⼀些不寻常的事，⽐如上⼭下乡。不寻常的事会使⼈物的命运有较⼤的跌宕，会使爱情和友谊都置于这种不确定性中，所以写作拥有了回⾸望去的资源。⽽且知青还能联系到社会⼤背景，这些都是我这⼀代作家天然的资源，就像⼤师傅做菜的时候，⾷材⽐较丰富。
现在这些年轻⼈笔下就是众⽣，⼈⼈都熟悉的⽣活形态。⽽这⼀部分的⽣活形态，在2000年以后，便接近于波澜不惊。因此，这会变成⼀个考验你写常态⽣活的能⼒，没有⼤的情节跌宕，还能把⼈物写出来吗？这对他们是⼀个考验。或者⾄少他们现在还没有跨过这个考验，是刚刚写到这个考验的门槛前，总有⼀天这个门槛就横在那⼉了。出⼀本书、两本书，到出第三本时，读者就要求你要有突破了。
还有⼀点也很重要，他们最初是⽤⽂字来对抗或弥补⽣活的失意，这也可以作为⼀个解毒，⽣活已然是这样，写作者要靠⾃⼰的笔，从这样的状态中突围。我最初也经历过这个时期，但是我的突围⼼不那么强烈。有些事对年轻⼈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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