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平康坊志考
唐长安平康坊志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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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7 23:15
中国汉唐时期的都城规划有“制里割宅”的思想。汉唐文献中反复提到了晁错的一段话：“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1] 反映出相地、营邑立城、制里割宅是中国汉唐时期城市规划的基本方法和步骤，在“立城”之后先“制里”，即将城市用地划分为里坊，再“割宅”，即将里坊划分成若干宅基地分配给居民。这种城市用地划分方法在隋唐长安、洛阳的规划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形成了整饬的城市形象。里坊的划分方法通过比较详细的文献记载和以往研究已经比较清晰，里坊内如何分割为若干块宅基地却尚不清楚，于是本文尝试以平康坊为例，选择建筑信息密集的一段时期，从住宅基地规模入手，推测里坊内部割宅的格局，绘制出平康坊割宅的平面图。
平康坊是唐长安朱雀门东第三街从北数起的第一排里坊，也是靠近皇城的第一排里坊，位置比较突出。对于坊内的建筑，唐韦述的《两京新记》（此二书以下皆简称《记》）、宋敏求的《长安志》（以下简称《志》）之卷八、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以下简称《考》）之卷三、及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以下简称《谱》）等文献中作了较详之记录和考证。其中成书于开元十年（722年）的《记》为最原始的系统记录，也最接近原状，可惜原书已残，幸其信息多为成书于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的《志》所保存，故《志》的原真性在以上诸书中最值得参考。另外，还有吕大防《长安城图》之残片（以下简称“吕图”）对平康坊有较谨慎的描绘，此图是宋元丰三年（1080年）吕大防派刘景阳、吕大临、张佑“二寸折一里”考定测绘的，当时很可能以隋唐长安旧图、韦述《西京记》为蓝本，并根据遗迹和文献进行考定[2]，也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志》中列出了平康坊内有南门之东的菩提寺，街之北阳化寺，西北隅隋太师申国公李穆宅，西门之南尚书左仆射河南郡公褚遂良宅，西南隅国子祭酒韦澄宅、兰陵公主宅、万安观（永穆公主宅、梁国公姚元崇宅、太平公主宅——安西都护郭虔，三宅合并为观），东南隅右相李林甫宅（李靖宅——陆颂——李令问——李林甫）、嘉猷观，南门之西刑部尚书王志宅，次北户部尚书崔泰之宅、侍中裴光庭宅、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张弘靖宅（崔融旧
第），以及十二地进奏院等14项建筑。
《考》在此基础上，根据唐人墓志补充了孔颖达宅、臧怀亮宅、王宅、霍国夫人王氏宅、陈苌宅、赵虔章宅六项，根据唐人笔记补充了王哲宅（《酉阳杂俎》）、马震宅（《续玄怪录》）、邢凤宅（《异梦录》）三项，并根据《北里志》补充了“三曲”妓所一项。《谱》不仅对每个条目进行了考对，又据《太平广记·李娃传》补充了鸣珂曲的李娃宅，据墓志补充了张堪宅和张府君宅。另外，2004年的一项关于“隋唐平康坊有烧造陶俑的大型作坊和窑址”[3] 的考古发现值得注意，但目前尚未得到确证。
以上三书考证了隋唐时期平康坊内共有27项建筑。考诸文献，除了《长安志·卷十一》载“社坛在县东南二里平康坊”乃后世所建外，别无其他。中国史书记载的此类地理信息多为可信，但这些信息传抄之中未免有些出入，尤其是后来根据墓志补充的条项，因时间不一定并行，其住宅存在的空间位置可能与其他住宅有所重叠，且多项建筑未记载具体的方位、规模尺寸，给空间上的还原坊内格局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我们需要清理一下其内容，以及大致时间、规模，然后才能为空间上的还原打下基础。
一、 平康坊内建筑时间上的清理
《志》中所述平康坊的14项建筑时间比较容易分辨，且记录的多为当时的朝官和显贵之赐宅，而《考》、《谱》补充的多出自墓志、笔记，常有“私第”一词出现，主人身份、建筑时间十分模糊，其为私宅的可能性很大，这也许是《志》未载的原因之一。唐朝京官升迁、外调或贬官乃常事，一般情况下，官职动迁或官员过世死后家中无官爵相近的京官，政府将收回以往的赐宅，其后是否另赐他人则未可知，私宅则有买卖变更，因此这27项建筑首先需分辨其存在的时间。
坊
1. 菩提寺、阳化寺
菩提寺，《志》注明其建于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到大中六年（公元852年）改为保唐寺。反映大中年间进士游狎的《北里志》又云“诸妓以出里艰难，每南街保唐寺有讲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牵率听焉。”证实此时已经更名保唐寺，且自582-859（大中末年）年间一直存在。
阳化寺，《志》注为隋内史舍人于宜道年间为父建乎公义、母独孤夫人所立。隋唐时重佛，只有舍宅为寺的，少有寺庙被宅院覆盖之事，估计此寺到唐末依然存在。吕图上亦有此寺（图1）。
2. 李穆宅、褚遂良宅
据《志》记载西北隅乃隋太师申国公李穆宅。从时间上看，申国公李穆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薨于第，过世之后百余年间其宅基地可能多有变故，比较确切的是在景龙年间（707-709）为长宁公主所居。这个长宁公主应该是中宗的第七女，韦庶人生，神龙年间（705-707）封，下嫁扬慎交。李穆的宅基地在 707-709年是长宁公主府及球场，景云年间（710-712）住宅废，与球场基地一起分散卖给了居民。
褚遂良是官宦世家，从其父褚亮（隋朝开国大臣）起，褚宅就位于平康坊内西门之南。褚亮是陈、隋、唐三朝老臣，活了88岁，《六艺之一录》中记载其碑为唐高宗时赠立，可见褚家颇为得宠。褚遂良是太宗最喜欢的书法家之一，死于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4]，终年64岁，那么褚宅在此坊至少在581- 659年一直存在。之后此地未见记载，或可暂用其名代替后来的继承者或覆盖者。唐代官员的赐宅若无后代世袭官爵者继承，一般由朝廷收回另赐他人，或闲置，或卖与居民。
3. 韦澄宅、兰陵公主宅、万安观
《志》载平康坊西南隅有国子祭酒韦澄宅、兰陵公主宅、万安观，《考》根据李义府《兰陵长公主碑》碑文确认平康坊内曾有兰陵长公主宅。兰陵长公主为太宗第十九女，死于显庆年间，李义府《兰陵长公主碑》立于显庆十四年（公元669年）[5]，兰陵长公主宅应存于此前，之后不明。韦澄宅的时期尚有疑问，查诸文献 [6]，除了《志》中提及其宅外，竟只有《司空表圣文集·卷七》《全唐文·卷八百》提及，且时间不明，仍有重复的可能。
万安观，《志》注“天宝七载永穆公主出家，舍宅置观。……其地西南隅本梁国公姚元崇宅，次东即太平公主宅，其后敕赐安西都护郭虔，后悉并为观。”说明天宝七载（748年）之前平康坊内有永穆公主宅，宅地之西南区域原本是梁国公姚元崇宅，后被永穆公主宅覆盖。宅东的太平公主宅应较早一些，713太平公主失败之后可能就分给安西都护郭虔所居住，郭虔正好是开元初（713年）累迁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护[7]。之后，及至748年永穆公主因婚变舍宅为观之时，郭宅大抵也已收回荒置，于是永穆公主宅、郭虔一起并入万安观。
4. 李靖——陆颂——李令问——李林甫宅
《志》载东南隅为右相李林甫宅。并注曰：“本尚书左仆射、卫国公李靖宅，景龙中韦庶人
妹夫陆颂所居。韦氏败，靖侄孙散骑常侍令问居之，后为林甫宅。……又说，其宅妖怪，东北隅沟中至夜每火光大起，有小儿持火出入。林甫恶之，奏分其宅东南隅立为嘉猷观。……明皇御书金字额以赐之，林甫奏女为观主。” 卫国公李靖薨于太宗贞观二十三年春（649年）。此后韦庶人妹夫陆颂景龙中（707-710）所居，韦氏败于711年，李靖侄孙散骑常李侍令问和李林甫先后居于此。公元713年李令问在兴道坊分有大宅，开元八年（720年）兴道坊发水灾，“一夜陷为池，没五百家”[8]，从720年起李令问宅迁至平康坊的可能性很大，但他729年离开京城之后就有可能被收回了，后来又赐予右相李林甫。李林甫卒于天宝十一年冬（752年），720-752年，此处宅基地应为李令问或李林甫宅。《开天传信记》载：“平康坊南街废蛮院，即李林甫旧第”。《开天传信记》为唐郑綮于干符末年（879年）所撰，说明此时李府已不在，留下一座空宅。
5. 王志宅、崔泰之、裴光庭、张弘靖
《志》载平康坊南门之西为刑部尚书王志宅。王志乃神龙年间的进士，景云元年（710年）累转左御史中丞，太极元年（712年）后不久加封银青光禄大夫， “久之，召拜工部尚书，开元九年（721年）上幸东都，令充京师留守。十年……志遂以骇卒。”[9] 也就是说，平康坊内若有其宅应在公元712之后721年之前。
次北，户部尚书崔泰之宅。崔泰之在武则天、中宗时期任职，开元年间（713－742）曾任工部尚书，宅于此坊很可能就在此间。
据张九龄《裴光庭碑》碑文记载，裴光庭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死于平康里，二十四年（736年）建此碑。那么，裴光庭宅在736年之前数年内位于平康坊是比较确定的。只是崔泰之与裴光庭两宅是否并存尚无法判断。
《志》载坊内亦有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张弘靖宅，张弘靖曾任节度使，与白居易、刘禹锡同时期人，长庆元年（821年）被贬为太子宾客，其宅居此坊应在821年之后。宅基地原本是国子司业崔融的旧第。崔融在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召拜国子司业，706年就劳累致死。此后至张弘靖居于此之间，有可能曾赐予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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