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欢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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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欢族属家世辩疑
李培栋
一、资料和成说
今日欲辩高欢族属家世，可据资料主要是《魏书第卅一卷高湖传》和《北史卷六齐本纪上神武帝纪》，其次有《北齐书卷十三赵郡王琛、清河王岳传》、《魏书卷四八高允传、卷五十七高祐传》、《北齐书卷廿一高乾传》等。历来知高欢本出于渤海高氏，因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沿为成说。1979年版《辞海·高欢》条下所云：“东魏渤海(今河北景县)人。一名贺六浑。世居怀朔镇(今内蒙古包头东北)，成为鲜卑化的汉人”。
二、怀疑和否定
一九四九年，四川大学《史学论丛》第一期载缪钺教授《东魏北齐政治上的汉人与鲜卑之冲突》一文(收入1963年三联版缪著《诸史存稿》)，对高欢族属家世的历史记载深致怀疑，他根据古人、今人和他本人的研讨，提了如下诸主要疑点：
1.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六十八《高允与神武为近属》条怀疑高允与欢为五世内近亲属，高欢既贵何以对允无所追崇；
2.今人周一良教授《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一文(以入1963年中华版周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提出的领民酋长皆鲜卑或服属于鲜卑之诸胡，高欢曾为领民酋长、或本非汉人；
3.高欢与高乾兄弟不见宗室戚属关系；高德政乃高洋族弟，而洋厚于鲜卑、薄于族弟。不近情理；
4.高欢之父树生据《魏书·高潮传》位至大都督”，而《北史·神武帝纪》无此记载，且云欢“家贫”，二者不符；
5.《魏书·高湖传》不言高欢祖父谧“坐法徒居怀朔镇”，与《北史·神武帝纪》异，且《高湖传》明载谧“延兴二年(472)九年卒”，其长子树生“孝昌二年(526年)卒，时年55。”则树生当生地其父卒年，何能有弟翻，”岂非绝大疑窦。
根据以上诸疑点，缪先生提出结论性的的“解释”：“盖高湖、高谧乃渤海高氏，入仕魏朝，高谧本无子嗣，高欢乃塞上鲜卑或汉人之居塞上而鲜卑化者，既贵之后，伪造世系，冒认高谧为祖，谓其父树生为谧之长子，以附于渤海高氏之名族。”
缪先生据周一良先生之疑问而推进之，断言“高欢世系，出于伪造”，此说既出，即得到谭其骧先生响应
肯定，认为缪文犹未能定欢族属，乃进一步假设：“高齐殆亦有出自高丽之可能也，且其可能性甚大”。
四十年来，高欢之族属世系未能明确否定成说，毕竟在怀疑中成为悬案。近年因参与辞书编写工作，亦尝检审历史资料，以为缪先生的解释尚存商榷余地，敢陈辩疑如下，借以请教于三位前辈及诸师友同志，幸勿以浅薄唐突见责也。
三、辩疑与辩解
(一)高
谧仕宦及卒年
《高湖传》载欢祖谧在魏历仕文成、献文、孝文三朝，文成帝太安年间(从《魏收卷册二》校勘记说)召入禁中，专典秘阁，拜秘书郎。献文帝退位为太上皇“御宁光宫”，他“恒侍讲读，拜兰台御史……延兴二年九月卒，时年四十五” 。
此间有二事可说。一是在献文帝与冯太后斗争中他的政治面目问题。献文帝禅位在皇兴五年(417年)八月丙午，三天后，”徒御崇光宫“(《魏书·显祖记》第132页)，高谧在宫侍太上皇讲读，拜御史，升任治书(即治书侍御史，见《魏书卷——三宫氏志》，第2984页)。查治书侍御史一职始于西汉宣帝，魏晋以来“分掌侍御史所掌诸曹，若尚书二丞，……后魏掌纠禁内朝会失时、服章违错，飨宴会见悉所监之”
(见《通典卷廿四职官六》，第142页。《通典》作“持书”，乃避唐高宗名讳改“治”为“持”。《隋书·百官志》皆作“治书”)。《魏书·官氏志》载道武帝天兴四年(401年)九月“罢外兰台御史，总属内省”(第2973页)与《通典》说法相合。由知治书侍御史是掌管内省颇有实权的官员，位列“第五品上”。当时献文帝虽退位在崇光宫，而“国之大事咸以闻”，与冯太后的宫廷斗争正尖锐，高谧以治书官职“掌检内外，弹纠非法，当官而行，无所畏避”，自是太上皇的心腹，必为冯太后不容。故冯太后既不惮鸩太上皇死(此事见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王玄威与娄提哀悼献文帝》条论析甚详)，高谧辈当然必是罢黜排斥对象，由此言之，《北史·神武帝纪》云欢祖谧“坐法徙居怀朔镇”当属可信，《魏书·高湖传》不载此事则是魏收为高齐讳的曲笔了。
二是高谧的卒年问题。献文帝退位在471年，次年(延兴二年)谧即死，一年间拜御史转治书且有治绩，甚见称赏，又徙罪怀朔，为时岂不太短?今查献文帝退位时是“徒御崇光宫，”至延兴三年正月丁亥才“改崇光宫为宁光宫”(《魏书·高宗纪上》，第138页)，此前并不混淆宫名用法，如延兴二年十一月载孝文帝“每月一朝崇光宫”(《魏书·高宗纪上》，第138页)。即如此，则《高湖传》云“显祖之御宁光宫也，谧恒侍讲读”可说明谧至少在改称宁光宫时仍在世。那么，高谧入侍显祖的时间必在一年以上。卒年也必在延兴三上(473年)以后，延兴共六年，到“六年六月辛未，太上皇帝崩”，孝文帝始改元承明。很可能高谧就死在太上皇崩前一年的九月。所谓“延兴二年”之“二”当是《魏出》传抄版刻有误，观诸《魏书》校勘中多有年月订正考释，以一推论似不为无理。高谧既死于延兴三年以后。则延兴二年生长子树生之后，自有可能再生次子
翻，此一“绝大疑窦”岂不冰释。谧妻叔孙氏，属鲜卑族帝室十姓之一的原“乙旃氏”后裔(《魏书·官氏志》，第3506页)，高谧可能是侍讲太上皇时缔婚的，因而树生、翻兄弟二人皆生于四十岁以后的延兴年间。
(二)树生与翻兄弟
《魏书·高湖传》讳言欢祖“坐法徙居怀朔镇”，对欢父树生亦讳言其定居怀朔、闪灼其词，似乎树生只是“交结英雄”而成为孝文帝时怀朔镇将阳平王颐麾下讨伐蠕蠕的先锋战将的。查阳平王颐北讨蠕蠕一事载于《魏书卷十九上阳平王颐传》(第442页)及《魏书卷七高祖纪下》(第107页)，时在太和十六年(492年)的八月乙未。此时树生廿一岁，正当出征年令，或有被征作战之事。而所谓“先驱有功”之后又“辞不受赏，论者高之”云云，其实只说明树生本非什么将军，不过是徙居怀朔的罪人留下的贫穷孤儿而已。至于“孝昌初，……授以大都督”云云，则更是无中生有的粉饰之辞了，与高欢于此时投附杜洛周亦相矛盾(《北史·神武帝纪》)，极不可信，自不待言。树生事迹，据《魏书》与《北史》，其可信者或仅如下情节：父徙怀朔，不久即死。树生幼孤，及长，不事家业，作为镇兵曾从阳平王征伐蠕蠕。廿五岁时生子高欢。妻韩氏亦鲜卑族，为步大汗氏之改姓(《魏书·官氏志》，第3010页，从校勘记(31)之说)。孝昌二年，树生死，年五十五。如此而已。由树生事迹看来，其母、其妻皆鲜卑族，又自幼长于怀朔，则其鲜卑化之深亦可想见。然则，当孝文帝推行于洛阳鲜卑贵族之时，六镇地区民间的汉人鲜卑化如树生者亦不知几许。
树生弟翻的情况颇不同。由《魏书·高潮传》知翻“卒于侍御中期”，由《北齐书·清河王岳传》知其子岳“幼时孤贫……家于洛邑”。则高翻似生于怀朔，年长复返洛阳，或高谧徙怀朔时，翻已生而未去怀朔。总之，在洛阳有家，且曾任官，而早死留下孤儿高岳(512～555年)。其妻山氏亦鲜卑族，(《魏书·官氏志》，第3011页)。彼兄弟二人经历虽异，他们的儿子却交往亲密，高欢在怀朔镇为“函使”六年间，“每使入洛，必止于岳舍”(《北齐书·清河王岳传》，第174页)。并且，“初岳与高祖经纶开下，家有私兵，并畜戎器，储甲千余领，”则高岳有如许兵甲戎器似又非真正的“孤贫”之辈。或许，高翻、山氏及子岳在洛阳自有谋生之道，其家殆已成为北方反叛武力之窠穴了。
(三)高欢追崇宗族范围分析
高欢追崇宗族之见于史书者大致有太昌元年(532年)、永熙年间(532～534)、天平三年(536年)及元象元年(538年)、四次。规模最大者为第一次太昌元年，追崇对象有：祖谧、父树生、族
伯拔、族叔干、族兄仁、□、归义。
第二次永熙年间追崇者为族伯。
第三次天平三年为族叔盛(《北史卷五十一广平公盛传》)。
汝
第四次元象元年为弟翻，族弟雍，族侄思义。
其亲等关系见附表。
由表可见欢祖辈受追崇者唯祖父谧，余皆无与；父辈有亲父树生及叔翻，其余则仅限于曾祖湖四世内各支之伯叔，唯高干例外。或固干本非高道亲子，干子隆之又与高欢特别亲密，被欢命为从弟之故。并且高干恰巧卒于太昌元年，隆之又已贵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总之，高允于欢为五世内从祖，而欢追崇对象仅限于四世内高湖一支之后裔，其不追崇高允并无可异之处，特请人王鸣盛见怪而已。
太昌元年(532年)距欢父死仅六年，距欢祖死六十年，说未太久；诸祖各支世系皆清晰明白(唯伯祖真之子拔系据《校勘记》第八条补入)，则自高湖至欢的四世谱系似应可信。一则当时欢犹未大贵，不过适于韩陵大破尔朱氏四胡，先洛阳，立孝武帝，霸业初定而已。未必便以委托渤海高氏为必要之事；二则早在普泰元年(531年)，尔朱度律初立节闵帝时，为控制高欢亦尝封欢为渤海王，则欢籍渤海似为时人所共知，未必欢所委托也。
高乾与欢之宗族关系，史书确无正面记载，然由《北史卷册一高允传》所述可辗转推论得知。高允祖泰、高祐是允的从祖弟，而祖展，则展与泰为兄弟，俱为高庆子。高乾父翼为祐从父弟，则祐父与翼父皆是高展之子。据此可知高乾曾祖展与高泰为兄弟，高泰为欢高祖，则乾为欢之六世祖系内宗亲，恰为叔辈(见附表)。故高欢称乾为叔与此符合。当时高欢确实需要笼络联合高乾，然亦不能便尔否
认欢称乾为叔，又命子澄以子孙礼见乾弟敖曹之确有亲族依据。高乾依违于魏孝武帝与高欢之间，进退失据，终被孝武处死，欢于此不能无撼；故孝武西奔之后，欢即于天平初(534年)对乾追崇有加，此当由于高乾兼备亲族与功业二重资格之故。当然，继续笼络高乾诸弟亦是重要因素。
高祐孙谅曾“造《亲表谱录》四十余卷，自五世以下，内外曲尽，览者服其博记。”自谅以上五世祖为高展，与欢五世祖泰为兄弟。高泰宗族或亦有类似《亲表谱录》之资料为魏收所采用。若云欢父树生载植于本无子息的渤海高谧名下，纯出伪攀附，则欢诸祖真、各拔、谧、稚四支安得如是明确，且已死者皆于太昌元年即获追崇呢?
这样非偏爱魏收，故作强辩，实因怀疑未得证实之前，毕竟只能是怀疑。何况今据魏收记载尚能解释疑点而为之弥缝圆成其说乎。缪周二先生都对魏收有精深研究，都曾力矫千余年来讥《魏书》为“秽史”
的片面之说，今以高欢家世为例，试证魏收于高欢先人除小有回护与夸大之词外，大致仍属可信，或亦无违二先生评价魏收史学之原意，且可稍解历来厚诬魏收之冤也。
(四)“以鲜卑自居”的高欢及其子孙。
周一良先生指出“高氏固以鲜卑自居，敌视汉族”，这确是“其例至夥”，证据凿凿的。然细加甄别，高欢及其子与孙似又有所不同。如高欢，自幼生长于怀朔鲜卑人间，祖母及母皆鲜卑族，本人自然鲜卑化，
就血统而言，汉族成份也已降为四分之一了。然而，高欢毕竟是胡汉混血儿，兼得胡汉气质，当其初见尔朱荣时，他以高超的剪马技术与分析天下形势的议论深得尔朱荣欢心。剪马是胡族牧人基本功，论霸业成功之道是汉族政治专长，此即高欢超越当时胡人、汉人而兼具双方优势的表现。
高欢在其军事政治活动中，经常自觉地利用自己的这一优势，于胡汉之间作调节与周旋之姿态，赖以赢得胡汉两方的接受与拥护。如大家熟知的几个例子：(1)誓师讨尔朱氏时，即与所率鲜卑士兵立约：“不得欺汉儿”(《北史·神武帝纪》)；(2)“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高)昂若在列，则为华言”(《北齐书·高昂传》)；(3)“欢每号令军士，常令丞相属代郡张华原宣旨，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凌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株，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资治通鉴卷一七五》)；(4)高欢语杜弼云：“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干子悉奔肖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及杜弼请高欢先除鲜卑武将贪残者时，高欢又教训杜弼云：“诸勋人身能锋刃，百死一生，纵其贪鄙，所取处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北齐书卷廿四杜弼传》)等等，皆足以为证。故胡三省注《通鉴》云“史言高欢杂用夷、夏，有抚御之术。”高欢所以得任领民酋长又同时封“渤海王”于乱世之中，正因其具备此双重条件，而不必即为胡人也。
高欢诸子澄、洋、演、湛皆出娄后，娄后亦鲜卑族，至此，汉族血统仅余八分之一矣。故重用汉族文官的高澄亦被侯景视为“鲜卑小儿”，固不必高氏即鲜卑族也。至于高洋疾高德政“常言宜用汉人，除鲜
卑，此即合死”；又因太子殷“得汉家性质，”自称“不似我”；此皆高洋在位时汉人与鲜卑之冲突环境下的表现(缪钺先生早已论之)，说明高欢诸子除高澄外一直以鲜卑自居，压制汉人文官，并且调节周旋之姿态也消失了。乃至高欢孙辈高讳，则纯一胡作非为的无赖少年，左右佞倖莫非张口“汉儿文官”、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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