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天祚皇帝纪》史源新说
‘辽史㊃天祚皇帝纪“史源新说
苗润博
摘㊀要：通常认为，元修‘辽史㊃天祚皇帝纪“的史源为陈大任旧纪与‘契丹国志“，然此成说恐与史实相去甚远㊂通过由表及里的层层剥离，我们可以爬梳出该文本略显复杂的生成过程：辽耶律俨‘皇朝实录“成书之后，曾有后继史官在其本纪部分续补天祚朝编年记录，此本辗转流传至元末，是为‘辽史㊃天祚皇帝纪“最原始之史源；金人陈大任修‘辽史“，除据辽方原有记载外，复援引金朝实录以补其阙；元末修史时将辽㊁金旧纪合二为一，再次增入金朝实录，又大段抄录史愿‘北辽遗事“以凑篇幅，最终形成了今天所看到的文本面貌㊂这一个案反映出既往‘辽史“史源研究所存在的共性问题亦值得深入反思㊂
关键词：‘辽史㊃天祚皇帝纪“㊀‘北辽遗事“㊀金代实录
‘皇朝实录“㊀史源学
纪传体正史本纪述及王朝末世，每因鼎革丧乱，前朝官方史乘阙不足征，虽广搜籍以拼缀成篇，终难掩左支右绌㊁捉襟见肘之迹，此类问题在成书最速㊁最为粗陋的元修‘辽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㊂该书帝纪主体部分多有辽金旧本可供因袭，故元末史官的主要工作在于采摭㊁删润，而非增纂㊁填充㊂不过，这样的普遍情形并不适用于记载辽末史事的‘天祚皇帝纪“（以下简称‘天祚纪“）㊂因旧史所记过于
简陋，元人修撰此纪时不得不杂采其他文献加以附益，使得该文本呈现出区别于其他几朝帝纪的复杂面貌，自然很容易引起研究者的注意㊂甚至可以说，近代以来关于‘辽史“具体某一部分文本来源的深入探讨，就是以研究‘天祚纪“为发端的㊂
最早关注‘天祚纪“史源问题的是冯家昇㊂他在大致对比该纪与‘契
丹国志“（以下简称‘国志“）的相关内容后指出： ‘天祚纪“自天庆二
年以后，凡与金有关之事，完全由‘国志“逐段摘入㊂盖大任‘辽史“，
修于最重忌避之章宗朝，于‘天祚纪“不能畅所欲言而最略，故元人除以
大任书为底本外，复采自‘国志“也㊂ ①结合此说之上下文，可知其间要点有三：其一，辽耶律俨‘皇朝实录“成于天祚初年，必不及本朝事，‘天祚纪“可依据之旧史仅金人陈大任所著‘辽史“一书；其二，陈史成于金章宗朝，因重忌避而于辽末涉金史事语焉不详，致使元人所据旧纪原
本简陋不堪；其三，元末修史时曾逐段抄录‘国志“以敷衍成篇，即为今
祚
本‘天祚纪“的另一重要史源㊂按天祚播迁，简册散佚，金时本已无太多
史料可用，冯说第二点将旧史简陋仅归咎于忌讳，显然有失偏颇，故此点
鲜为后人所认可㊂至于第一㊁三两点，则构成了学界研究‘天祚纪“史源
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事实上也是冯氏提出所谓 ‘辽史“三源 说的最主
要依据㊂②
在冯说的基础上，傅乐焕曾作‘论辽史天祚帝纪来源“一篇，对此问
题有过更为细致的考察㊂该文列举‘天祚纪“自天庆三年（１１１３）至保大
四年（１１２４）间凡十五段记载，认定皆属 ‘辽史“‘国志“雷同，亦即‘辽史“抄袭‘国志“者 ，还进一步指出‘国志“所记辽末史事的最主要来源当为辽朝进士史愿归宋后所著‘金人亡辽录“（以下简称‘亡辽录“），并对史氏其人其书做了初步考察㊂③这一 正本清源 式的探索使得学界对上述记载的最初来历有了相对清楚的认知，似乎更夯实了冯氏的论断㊂自此以后，‘天祚纪“以‘国志“为直接史源的观点逐渐成为治‘辽史“者的共识，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也一并隐伏下来㊂
除冯㊁傅二文之外，民国时期其实还曾发表过一篇重要的研究文章，
①②
③冯家昇：‘辽史源流考“，‘燕京学报“专号，１９３３；后收入‘辽史证误三种“，中华书局，１９５９，第３４ ３５页㊂
所谓 ‘辽史“三源 说，即元修‘辽史“的主要史源为辽耶律俨‘皇朝实录“㊁金陈大任‘辽史“与旧题叶隆礼著‘契丹国志“㊂关于此说的最新总结，参见‘点校本 辽史⓪修订前言“，‘辽史“，中华书局点校本修订本，２０１６，第３页㊂
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第五‘论辽史天祚帝纪来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第二分，１９４２；后收入‘辽史丛考“，中华书局，１９８４，第１５９ １７２页㊂
‘辽史㊃天祚皇帝纪“史源新说
长期以来并未进入辽金史研究者的视野，那就是唐长孺早年所著的‘辽史天祚纪证释“㊂①该文以 阿鹘产与阿疎  萧奉先与萧得里底  耶律章奴与耶律张家奴  天庆五年亲征诸将辨 四宗个案切入，考察纪文中因拼接不同史源而造成的重复错乱㊂其中除指出‘天祚纪“与‘国志“可能存在的文本源流关系外，还有两点为他人所未及㊂其一，并未否认元末修史时直接征引‘亡辽录“的可能性㊂文中有三宗个案涉及‘天祚纪“与‘国志“的文本雷同，对此唐氏提出的解释分别为 萧奉先事则本之史愿‘亡辽录“等书，故多与‘契丹国志“合 ， ‘辽史“之记章奴事，全出于宋人书，故与‘契丹国志“合 ， ‘辽史“（关于天庆五年亲征）之记载不过沿袭杂抄诸书的‘契丹国志“而已 ，其中虽不乏前后龃龉之处，但总体而言，唐氏并未
将文本的雷同简单认定为线性的传抄，而是提出了‘天祚纪“与‘国志“具有共同史源的可能性这一论断㊂其二，指出除辽方记载与南朝文献外，‘天祚纪“尚有陈大任‘辽史“摘自‘金太祖实录“的条目，故每与‘金史“相合㊂换句话说，今本‘辽史㊃天祚皇帝纪“事实上是辽㊁宋㊁金三个不同文献系统杂糅的结果㊂对此，唐氏曾有总结曰： ‘辽史“如但承用旧史，或但采‘契丹国志“及‘亡辽录“，或但录‘金太祖实录“，均无不可，其失未至甚谬，今乃兼收并蓄，遂如屋上架屋，重复乖忤而不可理㊂ 三位前贤的研究取径大致相同，然仔细品读不难发现，唐文所论实较冯㊁傅二家更为高明㊁通达，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史价值㊂它提示我们：在全面考察文献源流之前，对于现存材料的文本雷同，不可贸然断定其间的直接传抄关系，而应充分考虑同源异流的情况㊂同时，论‘天祚纪“史源，应充分考虑金朝文献系统的影响，不能仅就‘辽史“谈‘辽史“㊂不过，囿于当时的资料状况，唐氏对‘天祚纪“是否直接源出‘亡辽录“尚无法论定，只是凭借良好的文献感觉做出谨慎的推测；关于‘天祚纪“取资‘金太祖实录“的内容也仅举出两条例证，点到为止，对此类记载的规模，特别是究系何人增入的问题，未遑深究㊂此外，以上三者皆认定辽人官修‘皇朝实录“不记天祚朝事，故元末史官纂修‘天祚纪“的直接史源①唐长孺：‘辽史天祚纪证释“，原载国立师范学院史地系编‘史地教育特刊“，１９４２；后收
入‘山居存稿“，中华书局，２０１１，第４６８ ４８６页㊂
仅有陈大任‘辽史“与‘国志“两种，细审之下，这一立论前提本身亦不无可议之处㊂本文即就以上三方面依次展开，层层剥离，以期更为透彻地认识‘天祚纪“的文本生成过程㊂
一㊀取资‘契丹国志“说质疑
早先关于‘天祚纪“史源的探讨都注意到该纪存在诸多不系干支的大段叙述，与辽金旧史的记载风格迥然有别，而与‘国志“多有雷同㊂对于这样的文本面貌，研究者多倾向于将‘国志“视作‘天祚纪“之直接史源，究其原因大致有二㊂其一，相信‘国志“一书确如旧题所示，乃南宋叶隆礼所著，认定其中引书多有历经宋季丧乱而不传于元世者，史愿‘亡辽录“即属此类，故元末史臣只能辗转因袭㊂其二，因缺乏其他大宗同源文本作为参照，对两书相似文字缺乏细致分析，对其间具体差异难以做出合理解释，只得忽略或做笼统判断㊂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二者都有必要重新检讨㊂
关于第一方面，早有学者指出，‘国志“实乃元朝前期书坊抄撮宋代文献而制作的伪书，与‘大金国志“属于同一时代背景下㊁同一批作者的产物，其成书时间当在元成宗大德十年（１３０６）以前㊂①有元一代仅百余年，其间书籍流传存藏情况并未出现明显断裂，既然‘亡辽录“一书可为元前期坊贾所获见㊁抄撮，自然完全可能进入官藏系统并最终成为至正间修史诸公的原始资料㊂关于第二方面，传世文献所引‘亡辽录“佚文以往多未被纳入比较研究的视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重新发现的宋代文献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线索㊂题名刘忠恕的‘裔夷谋夏录“（以下简称‘谋夏录“）一书实乃南宋史家汪藻所著，成于绍兴九年（１１３９），系汪氏奉敕为官修‘日历“所备素材的一部分，书中大量抄取史愿‘亡辽录“，②正可与‘辽史“㊁‘国志“及‘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
①②参见刘浦江‘关于 契丹国志⓪的若干问题“，‘史学史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２期；后收入‘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第３２３ ３２４页㊂‘ 契丹国志⓪与 大金国志⓪关系试探“，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后收入‘辽金史论“，第３５７ ３７２页㊂
参见苗润博‘有关 裔夷谋夏录⓪诸问题的新考索“，‘文史“２０１６年第２辑㊂文中已论证，该书与‘契丹国志“内容雷同者，皆出自‘亡辽录“一书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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