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读细品《贞观政要》卷⼀·论君道（原⽂及译⽂）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著的⼀部政论性史书。全书⼗卷四⼗篇，分类编辑了唐太宗在位的⼆⼗三年中，与魏征、房⽞龄、杜如晦等⼤⾂在治政时的问题，⼤⾂们的争议、劝谏、奏议等，以规范君⾂思想道德和治同军政思想，此外也记载了⼀些政治、经济上的重⼤措施。它是中国开明封建统治的战略和策略、理论和实践的集⼤成。
乾隆在登基之后看《贞观政要》是因为他景仰祖⽗康熙，康熙皇帝的《圣祖御制诗》第⼀集第⼀⾸就是《贞观政要》。乾隆对唐太宗及其⼤⾂们的政治本领和治国⽅略深为佩服，挥笔写下了《读贞观政要》诗：
懿德嘉⾔在简编，忧勤想见廿三年。
烛情已⾃同悬镜，从谏端知胜转圜。
房杜有容能让直，魏王⽆事不绳愆。
⾼⼭景仰⼼何限，宇字⾹⽣翰墨筵。
卷⼀·论君道
贞观初，太宗谓侍⾂⽈：“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犹割股以啖腹，腹饱⽽⾝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未有⾝正⽽影曲，上治⽽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所欲既多，所损亦⼤，既妨政事，⼜扰⽣民。且复出⼀⾮理之⾔，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谏议⼤夫魏征对⽈：“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之术。楚王⼜问治国何如，詹何⽈：‘未闻⾝治⽽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
——译⽂——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们说：“做君主的法则，必须⾸先存活百姓。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那就好⽐是割⼤腿上的⾁来填饱肚⼦，肚⼦填饱了，⼈也就死了。如果要想天下，必须先端正⾃⾝，绝不会有⾝⼦端正了⽽影⼦弯曲，上头治理好了⽽下边发⽣动乱的事。我常想能伤⾝⼦的并不是⾝外的东西，⽽都是由于⾃⾝追求⽿⽬⼝⿐之好才酿成灾祸。如⼀味讲究吃喝，沉溺于⾳乐⼥⾊，欲望越多，损害也就越⼤，既妨碍政事，⼜扰害百姓。如果再说出⼀些不合事理的话来，就更会弄得⼈⼼涣散，怨⾔四起，众叛亲离。每当我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取乐贪图安逸。”谏议⼤夫魏徵对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也都是先就近从⾃⾝⼊⼿，才能远⽽推及⼀切事物。过去楚庄王聘⽤詹何，问他治理好国家的要领，詹何却⽤加强⾃⾝修养的⽅法来回答。楚庄王再问他治理国家该怎么办，詹何说：‘没有听到过⾃⾝治理好⽽国家会发⽣动乱的。’陛下所明⽩的，实在符合古⼈的道理。”
贞观⼆年，太宗问魏征⽈：“何谓为明君暗君？”征⽈：“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民有⾔，询于刍荛。’昔唐、虞之理，辟四门，明四⽬，达四聪。是以圣⽆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庸回，不能惑也。秦⼆世则隐藏其⾝，捐隔疏贱⽽偏信赵⾼，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诸贼攻城剽⾢，亦不得知也。是故⼈君兼听纳下，则贵⾂不得壅蔽，⽽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
——译⽂——
贞观⼆年，唐太宗问魏徵说：“什么叫做圣明君主、昏暗君主？”魏徵答道：“君主之所以能圣明，是因为能够兼听各⽅⾯的话；其所以会昏暗，是因为偏听偏信。《诗经》说：‘古⼈说过这样的话，要向割草砍柴的⼈征求意见。’过去唐尧、虞舜治理天下，⼴开四⽅门路，招纳贤才；⼴开视听，了解各⽅⾯的情况，听取各⽅⾯的意见。因⽽圣明的君主能⽆所不知，所以像共⼯、鲧这样的坏⼈不能蒙蔽他，花⾔巧语也不能迷惑他。秦⼆世却深居宫中，隔绝贤⾂，疏远百姓，偏信赵⾼，到天下⼤乱、百姓背叛，他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到侯景兴兵作乱举兵围攻都城，他竟然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反隋兵马攻掠城⾢时，他还是不知道。由此可见，君主只有通过多⽅⾯听取和采纳⾂下的建议，才能使显贵⼤⾂不能蒙上蔽下，这样下情就⼀定能上达。”太宗很赞赏他讲的话。
贞观⼗年，太宗谓侍⾂⽈：“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龄对⽈：“天地草昧，雄
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之，草创为难。”魏征对⽈：“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徭役不休，百姓凋残⽽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守成则难。”太宗⽈：“⽞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遇⼀⽣，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祚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译⽂——
贞观⼗年时，唐太宗问侍从的⼤⾂：“在帝王的事业中，创业与守业哪件事⽐较艰难？”尚书左仆射房⽞龄对答说：“国家开始创业的时候，各地豪杰竞起，你攻破他他才投降，你战胜他他才屈服，这样看来，还是创业艰难。”魏徵对答
说：“帝王的兴起，⼀定是在前朝衰乱的时候，这时推翻昏乱的旧主，百姓就乐于拥戴，四海之内也都会先后归顺，这正是天授⼈与，如此看来创业并不艰难。然⽽已经取得天下之后，骄傲放纵，百姓需要休养⽣息⽽徭役没有休⽌，百姓已经穷困凋敝⽽奢侈的事务还仍然不停，国家的衰败，常常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样看来，守业更难。”太宗说：“⽞龄当初跟随我平定天下，历尽了艰难困苦，多次死⾥逃⽣，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魏徵替我天下，担⼼出现骄奢淫逸的苗头，陷⼊危亡的泥坑，所以知
道守业的艰难。如今创业的艰难既已过去，守业这⼀难事就得和诸公⼀道慎之才是。”
贞观⼗⼀年，特进魏征上疏⽈：
⾂观⾃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控御英雄，南⾯临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明于⽇⽉，本⽀百世，传祚⽆穷。然⽽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可得⽽⾔。
昔在有隋，统⼀寰宇，甲兵强锐，三⼗余年，风⾏万⾥，威动殊俗，⼀旦举⽽弃之，尽为他⼈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奉，采域中之⼦⼥，求远⽅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时，⼲⼽不戢。外⽰严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上下相蒙，君⾂道隔，民不堪命，率⼟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孙殄绝，为天下笑，可不痛哉！
圣哲乘机，拯其危溺，⼋柱倾⽽复正，四维弛⽽更张。远肃迩安，不逾于期⽉；胜残去杀，⽆待于百年。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妾矣。若能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慎⼀⽇，虽休勿休，焚⿅台之宝⾐，毁阿房之⼴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为⽽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损，杂茅茨于桂栋，参⽟砌以⼟阶，悦以使⼈，不竭其⼒，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来，⽣仰⽽遂性，德之次也。若惟圣罔念，不慎厥终，忘缔构之艰难，谓天命之可恃，忽采椽
之恭俭，追雕墙之靡丽，因其基以⼴之，增其旧⽽饰之，触类⽽长，不知⽌⾜，⼈不见德，⽽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救⽕，扬汤⽌沸，以暴易乱，与乱同道，莫可测也，后嗣何观！夫事⽆可观则⼈怨，⼈怨则神怒，神怒则灾害必⽣，灾害既⽣，则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能以⾝名全者鲜矣。顺天⾰命之后，将隆七百之祚，贻厥⼦孙，传之万叶，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译⽂——
贞观⼗⼀年，特进魏徵上奏疏说：
据我观察各个朝代兴衰更迭的变化，发现⾃古以来每个帝王都是承受天命创下基业的，都是⽤武功与谋略使各路英雄归顺的，然后再⽤⽂治来教化天下百姓。谁都希望创下⼀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但是能够传承下去并且最后获得好结局的朝代却微乎其微。各个朝代都相继衰败灭亡，这是什么原因呢？究其根本，在于帝王失去了为君之道。
过去隋朝统⼀天下的时候兵⼒是多么强⼤啊，三⼗多年来，⼤国的威仪不可⼀世。谁想到后来竟毁于⼀旦，叛乱⼀起，国家政权就拱⼿让⼈。难道是隋炀帝厌恶国家，不希望社稷长治久安，所以就采取桀纣那样的残暴统治，⾃取灭亡吗？肯定不是这样的。我看这是因为他倚仗国家富强，为所欲为，不考虑⾃⼰⾏为的后果所造成的。他在位的时候，奴役天下所有的⼈来满⾜他⼀个⼈的私欲，收集天下所有的宝物供他⼀个⼈玩赏，挑选各地的美⼥供他⼀个⼈淫乐，寻异域奇珍供他⼀个⼈消遣。
他居住的宫殿极其华丽奢侈，修筑的台榭⽆⽐瑰丽雄奇。这就必然造成徭役烦琐，战争不断。再加上朝廷之外，列强虎视眈眈；朝廷之内，⼤⾂险恶奸诈。这样，谄媚阴险的⼈必然青云得志，忠诚正直的⼈必然性命难保。整个朝廷上下，君⾂之间都互相蒙蔽欺骗，⼼怀⼆志。民不聊⽣是⼤势所趋，国家四分五裂在所难免。就这样，⾄⾼⽆上的君王——隋炀帝，到头来为叛贼所杀，死于⾮命，他的⼦孙也被杀尽，最终落得被天下⼈耻笑的结局，这难道不叫⼈痛惜吗？
可是，贤明的君主却能抓住每⼀个机会，挽救危难，让濒临灭亡的国家重新恢复正常，让废弛的礼仪法度重新发扬光⼤。不过，仅仅依靠⼀时的边境、国家安宁去维持统治，绝不是长久之计；停⽌战争，⽆所作为地维持现状，也难以统治百年。陛下，您现在住着豪华的宫殿，收藏有天下的奇珍异宝，举国的美⼥在⾝边侍候，四海九州的⼈民尽听您的调遣。如果能从以往的亡国事例中及时吸取教训，总结夺取天下的经验，每⽇谨慎地处理政务，不要懈怠；去掉纣王的奢靡，抛却始皇的残暴，从富丽堂皇的亭台楼阁中看出危亡的祸因，居安思危，像禹那样克⼰勤民，那么治国之理⾃然融会贯通。这样，即使表⾯什么也不做，整个国家却依然井井有条，这是为君之道的最好⽅法。⼀般说来，如果要保住基业，不让它毁亡，就应该在兴国之后克制私欲，居住旧时的宫殿，即使再想修建其他的宫殿，也要免去那些不必要的东西，将需求减⾄最低。华丽的建筑夹杂着粗糙的茅屋，⽟⽯雕成的阶梯中有着⼟做的台阶，⼀⼼⼀意地让⾃⼰的俭
的东西，将需求减⾄最低。华丽的建筑夹杂着粗糙的茅屋，⽟⽯雕成的阶梯中有着⼟做的台阶，⼀⼼
⼀意地让⾃⼰的俭朴使天下⼈⼼悦诚服。同时必须时刻思量着为君为官者的安逸，百姓劳作者的苦累。能做到这⼀点，那么千千万万的⼈⼀定会为他的出现⽽感到⾼兴，万民景仰听从他，这是为君之道的中等。如果作为君主不认真思考，不慎重考虑他的所作所为的后果，忘记了创业的艰难，夜郎⾃⼤、⼀味迷信依赖天命，忽略古圣王恭谨俭朴的美德，⼤兴⼟⽊，⼀味追求靡丽的雕梁画栋，宫殿也在原先的基础上不断扩建、修饰，乐此不疲，永远没有满⾜的时候。这样，⼈们当然看不到他的德⾏，只见劳役，这是为君之道的下等。这⾏为就像背着⼲柴去救⽕，⽤热汤去⽌住沸腾的⽔，⽤暴政代替yín乱，其实和yín乱是⼀样的，它的后果不堪设想，后⼈应该警惕啊！如果帝王没有什么政绩，则必然招致百姓的怨恨，百姓怨恨就会触怒神灵，神灵发怒必然使灾害产⽣，灾害既然产⽣，祸乱就必然紧随⽽来。祸乱⼀旦产⽣，⾃然很难收拾，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保全⽣命的⼈太少了。帝王如果顺应天命，创⽴基业之后，将有七百年的兴盛时期，将基业⼀代⼀代地传给⼦孙继承下去。江⼭很难得到但是很容易失去，⾯对历史的教训，为王者对此难道不应该有所警戒吗？
是⽉，征⼜上疏⽈：
⾂闻求⽊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望流之远，根不固⽽求⽊之长，德不厚⽽思国之理，⾂虽下愚，知其不可，⽽况于明哲乎！⼈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将崇极天之峻，永保⽆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茂，塞源⽽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承天景命，莫不殷忧⽽道著，功成⽽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守之难乎？昔取之⽽有余，今守之⽽不⾜，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体，傲物则⾻⾁为⾏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不怀仁，貌恭⽽不⼼服。怨不在⼤，可畏惟⼈，载⾈覆⾈，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以⾃戒，将有作则思知⽌以安⼈，念⾼危则思谦冲⽽⾃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敬终，虑壅蔽则思虚⼼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以黜恶，恩所加则思⽆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因怒⽽滥刑。总此⼗思，弘兹九德，简能⽽任之，择善⽽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武争驰，君⾂⽆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亏⽆为之⼤道哉！
——译⽂——
同⽉，魏徵⼜进献了⼀篇奏疏：
⾂听说要想使树⽊长得⾼，必须使它的根部稳固；要想使⽔流得远，必须使它的源头疏通；要想使国家，必须以德治国。源头的⽔源不通畅却想让⽔流得很远，树根不牢固却想让树⽊长得⾼⼤，仁德不施却希望理，我虽然愚蠢到了极点，也知道这些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圣明的君主呢！皇上作为万
圣之尊，⾼贵得与天地同辉，如果只极⼒推崇天命，让⾃⼰长命百岁，全然不思考居安思危的道理，⼒戒骄奢，崇尚节俭，推崇好的德⾏，⽽只任⾃⼰的情欲蔓延⽽不加以克制，这就像砍掉树根来让树⽊枝繁叶茂，堵塞源头⽽想让河⽔流得很远的道理⼀样。
⼀般说来，很多国君顺应天命之后，没有不担忧⾃⼰成就功业⽽德⾏却随之堕落的。很多⼈确实开头做得很好，可是能将这些好的做法坚持到底的却⾮常少，这难道真是创业容易守业难吗？过去夺取天下的时候⼒量⽆穷⽆尽，现在要守住基业却显得⼒不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个⼈有忧患意识的时候，必然诚⼼诚意对待下属；⼀旦⾃⼰的⼼愿达到了，就放纵私欲，不可⼀世。诚⼼待⼈，即使是敌⼈都可以结为朋友；不可⼀世，即使是兄弟也会反⽬成仇，形同陌路。即使⽤严酷的刑法，威严的⽓势来控制下属使其屈服，他们也只不过为苟且保全性命⽽⼼怀⼆志，外表谦恭却⼼存怨恨。怨⽓虽不在⼤⼩，但让⼈担忧的却是它违背了⼈⼼，这之中所蕴涵的道理就像⽔既可以让船⾏驶也可以让船沉没的道理⼀样，难道还不让⼈深思和警醒吗？奔腾的马车如果⽤腐朽的绳⼦来驾驭，还能指望它跑得很久很远吗？
好的国君，在遇到想要的东西时，就要思考知⾜常乐的道理，进⾏⾃我约束。在有所⾏动之前，应该想⼀想，这是不是可以不做，会不会惊动百姓。常常有危机意识，才能够使⾃⼰的思想谦虚平和。害怕骄傲⾃满，就应该常常思考海纳百川的道理。如果喜欢打猎，就该有所限度。担⼼⾃⼰懈怠，就应该想想凡事如何做才能善始善终。害怕⾃⼰受蒙蔽，就应该想⼀想⾃⼰如何虚怀若⾕才能⼴纳⾂⼦的
意见。担⼼听信谗⾔，就应该思考如何使⾃⼰⾏为端正，以达到惩恶扬善的⽬的。实⾏赏赐，不要因为⾃⼰的喜好⽽随意改变标准。执⾏惩罚，也不可因⾃⼰⼀时的怒⽕⽽恣意滥⽤。做到
了“⼗思”，发扬了“九德”，那么⼀个国家就能够⼈尽其才，智者能够发挥他的智谋，勇者能够竭尽他的武⼒，仁者能够传播他的贤德，信者能够表现他的忠义，⽂⾂武将都能够竞相为朝廷效⼒。这样⼀来，国家就会太平，君⾂之间融洽和睦，相安⽆事。国君可以安⼼巡游，弹琴作赋，颐养天年。天下⾃然⽆为⽽治，⼜何必去劳⼼费⼒，事必躬亲，违背⽆为治国的道理呢？
太宗⼿诏答⽈：“省频抗表，诚极忠款，⾔穷切⾄。披览忘倦，每达宵分。⾮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以良图，匡其不及！朕闻晋武帝⾃平吴已后，务在骄奢，不复留⼼治政。”何曾退朝谓其⼦劭⽈：“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但说平⽣常语，此⾮贻厥⼦孙者，尔⾝犹可以免，”指诸孙⽈：“此等必遇乱死。”及孙绥，果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意不然，谓曾之不忠，其罪⼤矣。夫为⼈⾂，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
明于先见。朕意不然，谓曾之不忠，其罪⼤矣。夫为⼈⾂，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曾位极台司，名器崇重，当直辞正谏，论道佐时。今乃退有后⾔，进⽆廷诤，以为明智，不亦谬乎！危⽽不持，焉⽤彼相？公之所陈，朕闻过矣。当置之⼏案，事等弦、韦。必望收彼桑榆，期之岁暮，不使康哉良哉，独美于往⽇，若鱼若⽔，遂爽于当今。迟复嘉谋，犯⽽⽆隐。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
——译⽂——
唐太宗亲⼿诏书答复说：
朕看了爱卿写的奏疏，⾔语恳切。爱卿的⼀⽚忠肝义胆由此可见⼀斑。批阅你的奏疏，常常让我忘记疲倦，⽽且你的⾔辞让我深受感动。倘使卿对国情了解不深，怎么能够为我提出如此中肯的建议，⽽及时纠正我的过失呢？我听说晋武帝灭掉吴国之后，只顾骄奢淫逸，不再关⼼国家政治。太傅何曾退朝回家后，对他的⼉⼦何劭说：“我每天都看见皇上不谈论治理国家的雄才⼤略，⽽只是说⼀些⽇常⽣活的俚俗之语，这和治理国家的道理相去甚远呀。这难道不是将灾祸遗留给⼦孙吗？国家在你这⼀代还不⾄于混乱，因⽽你的性命暂且可以保全。”他⼜指着他的孙⼦们痛惜地说：“可是到了你们长⼤的时候，必定遇上朝廷变故⽽性命不保。”后来孙⼦何绥果然遇上晋王室之间为争夺王位⽽发⽣的内部叛乱，结果他在叛乱中，为荒淫的酷刑所杀害。以往的史书称赞这事，说何曾有先见之明。我的看法与之不同，我认为何曾可以说是不忠之⾂，他是罪⼤恶极的。作为⾂⼦，上朝应思考如何指陈时政、尽忠直⾔，退朝时应废寝忘⾷，弥补皇上的过失。这样使君主的美德不断得到发扬，错误不断得到纠正，就是常说的君⾂同治的道理。何曾地位尊贵，权势显赫，应当直⾔进谏，谈论治国⼤道，匡扶时政。然⽽他在退朝后才说关于朝纲的⾔论，朝见时，在晋武帝⾯前却没有勇敢地直⾔规劝，说他是明智之⼈，难道不荒谬吗？如果国家危亡却不知道辅佐扶持，哪⾥还⽤得着这样的官吏呢？你所上书的建议，我已认真地阅读过了。这些⾦⽟良⾔，应时时放在我的案头上，就像古代⽤来警⽰⾃⼰矫偏纠
过的信物⼀样。这样，他⽇必定会有收获，等到过些年⽉，国家就会更加繁荣富庶。因为我有你的扶持，所以感到很放⼼，就像鱼⼉有⽔⼀样，⼀切都得⼼应⼿、称⼼如意。你敢于直⾔⽽⽆所隐瞒的奏疏，我现在才回复。此后，我仍将虚怀若⾕，恭敬地听取你治国⽅⾯的好意见。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守天下难易？”侍中魏征对⽈：“甚难。”太宗⽈：“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征⽈：“观⾃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安乐，必怀宽怠，⾔事者惟令兢惧，⽇陵⽉替，以⾄危亡。圣⼈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能惧，岂不为难？”
——译⽂——
贞观⼗五年，唐太宗问⾝边的侍⾂：“守江⼭是难还是易？”魏徵回答：“很难。”唐太宗说：“我选拔任⽤贤才，接受建议就⾏了，有什么难的？”魏徵说：“据我观察，⾃古以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难的时候能够选举贤才，接受忠告；到了天下太平的时候反⽽懈怠政务，疏远敢于直⾔进谏的⼈，使之战战兢兢，不敢进⾔。这样⽇复⼀⽇，年复⼀年，就会使国家灭亡。正因为如此，古代圣⼈才要居安思危。你想想，国家太平⽆事，却要使国君⼼怀忧惧，这难道不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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