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典籍如何“走出去”“走进去”“走‘深’进去”——以《史记》英...
语言与翻译2020年第1期
中国典籍如何“走出去”“走进去”“走‘深’进去”？
——以《史记》英译为例
魏泓
（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淮北235000）
摘要：颇为成功的《史记》英译案例对于中国典籍如何“走向世界”深具启示意义。《史记》英译的系统性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中产生了许多零星翻译和七个节译本。《史记》译本各具特与功能，其中以倪豪士、华兹生、杨宪益的翻
译内容为最多。侧重可读性的华译接受广泛，大大拓宽了《史记》在西方的接受广度；志在充分性全译的倪译满
足了学术读者需求，大大拓深了《史记》在西方的接受深度。中国典籍若要“走出去”，需采用多种译介方式，调动
多种系统因素。现阶段，要想让中国典籍“走进去”“走‘深’进去”，以汉学家为译者的译介主体、以汉学家主导的
国际性团队合作模式最为可取。
关键词：中国典籍；翻译；传播；汉学家；国际性团队合作模式
中图分类号：H1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0823（2020）01-0058-06
1.引言
《史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巅峰之作，既是历史、亦是文学名著，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个高峰，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西方比较正式的《史记》翻译可能是始于1828年，小布罗塞（Marie —FélicitéBrosset）把《史记》第123篇《大宛列传》翻译成法语（Pokora1962：154）。《史记》有着近二百年的西传翻译史，已被翻译成世界多国语言，产出了多样化的译本与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史记》是中国典籍中的典范之作，其英译成果丰硕，举世瞩目。《史记》英译虽属个案，但对中国典籍如何“走出去”“走进去”“走‘深’进去”深具启示意义。本文借用描述翻译学进行全面描写与系统阐释，同时应用译介学考察翻译传播与接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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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记》译介与中国典籍“走向世界”
体大思精的《史记》颇受世界关注。西方学者涉及到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等话题时，常会涉及到《史记》内容的翻译。《史记》英译过程可分为3个阶段，其中产生了诸多的零散翻译，还产生了7个以专书形式发行的《史记》节译本。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所出现的零星翻译阶段中，以美国学者卜德（Derk Bodde）的译本《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史记〉中三篇秦代人物列传》最为引人注目。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侧重文学效果的大量节译阶段，诞生了4个译本，分别为中国杨宪益夫妇的《〈史记〉选》、美国学者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史记》、美国学者科尔曼（Kierman，F.A.Jr.）的《从四种战国后期的传记看司马迁的撰史态度》、英国学者杜为廉（William Dolby）和司考特（John Scott）的《司马迁笔下的军阀及其他人物》，其中以华兹生的翻译最负盛名。从80年代以来诞生了两个节译本，分别为英国学者道森（Raymond Dawson）的《司马迁〈史记〉》和美国学者倪豪士（W.H.Nienhauser Jr.）的《史记》，其中后者从80年代末所主导的《史记》全译工程赫赫有名。《史记》译介整体上呈现出从节译到全译、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趋势。
在《史记》英译本中，除了杨宪益夫妇的译本外，其他都是西方汉学家所译，汉学家为《史记》走向世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史记》译本都是译者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史记》在美国的翻译、接受与影响研究”（AHSKY2019D1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魏泓，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翻译学与比较文学。
中国典籍如何“走出去”“走进去”“走‘深’进去”？
统筹考虑到多种因素的系统性创造结果，译者不仅要考虑源语及其文化因素，更要考虑目标语及其文化因素，关注读者接受与功能效果。《史记》的译介历程是个上升性、系统性进程，其传播过程不仅是翻译问题，同时也是与《史记》研究、批评、出版社、赞助人等因素相关联的协作行为。《史记》的西方英译本皆有书评，尤以华译和倪译为最多。西方《史记》译本的出版社都很有名，均给予译本一定的介绍与宣传，并在其封面或封底刊印推介话语。西方有关中国话题的选集与著作常会引用或选用西方《史记》译本，并在参考文献中列出。西方译者本人都是《史记》与中国文化的研究者，在西方都有一定的知名度，故他们的译本在国外学术界更易于产生影响力。《史记》英译现象是与研究、评论、接受、传播各方面紧密联系的系统工程。
《史记》外译是中国典籍传播中颇具世界影响力的大事，其英译案例深具代表性。本文从《史记》英译现状入手，进行描写与阐释，总结与归纳典籍英译可行的模式，以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加强中国典籍的有效传播。中国悠久的历史所孕育出卷帙浩繁的中国典籍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瑰宝，是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积淀下来的文化与思想资源。中国典籍外译“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实现中西文化对等交流、达到世界文化融合的一条重要途径”（王宏印
2009：1）。中国典籍外译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实现“中国梦”的一个重要举措。但目前，真正走出国门的典籍作品依然有限，且影响不大，在国外尚处于边缘地位。那么，如何让中国典籍在世界上被广为阅读与接受？在当今全球化的跨文化交流中，什么样的译介主体、什么样的译介模式更有利于中国典籍深入西方世界？本文进行兼收并蓄而又独具自我的阐释，以确立典籍外译的思维方式与操作模式。
3.中国典籍如何“走出去”？
中国典籍“走出去”是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产出多种译作、采用多种方式与模式、调动多种系统因素以达到走出去的目的。
《史记》有着种种不同的翻译，各译本所侧重的原文内容与针对的读者对象不尽相同。卜德为了西方专家接受而选取《史记》中3篇传记内容进行充分翻译，页面下的脚注与文后的讨论内容颇多。杨宪益为了西方普通读者选译了《史记》中极具代表性的31篇文章，译文简洁晓畅，注释极少。华兹生1961年的译本为了西方一般读者而选取文学性强的65篇文章进行翻译，并重组成汉朝的统一故事，译文注释少、优美流畅。杜为廉与司考特为了西方大众读者而选取《史记》列传中7篇精彩传记进行翻译，译文没有注释、绘声绘。道森选译原文中9篇内容，组建成秦朝的精彩故事，译文忠实平易。倪译是资料详尽的全译工程，充分考虑专家学者的接受需求。这些译本孕育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各有其优
点与价值，共同推动了《史记》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中国典籍内涵丰富，需要针对不同期待视野的不同翻译。翻译不是译者单方面的译介行为。读者决定接受或拒绝翻译，不同种类的读者需要不同类型的译本（Lefevere2004：6）。读者们的层次各不相同，要求自然不同。英国翻译理论家萨瓦里（Theodore Horace Savory）根据读者水平和个人爱好，认为至少可以把读者分为4类（Savory1957：57-58）。中国典籍需要不同的译本，满足不同类型的读者需求，从而共同推动中国典籍“走出去”。
译者可以针对读者的不同需要而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史记》翻译大体上可分为偏向文学效果的归化译法与偏向历史内容精确再现的异化译法。《史记》译本中，卜德、倪豪士应用了程度高的异化法，华兹生和杜为廉与司考特的翻译应用了程度高的归化法。杨宪益夫妇和道森的翻译在平衡于再现原作与读者接受之间分别倾向于异化与归化译法。在同一译文中，归化与异化的应用程度不同，总是彼消此长、相辅相成。中国典籍的译介可采用多种方式。译者可酌情采用节译、全译、释译、编译、转译、译述、漫画等方式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在《史记》翻译中，以上多种方法几乎都曾被用到。例如，1840年，柯立芝夫人（Mrs Coolidge）转译了法国学者雷慕沙（Abel Remusat）关于《史记》的法语文章，刊在《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IX）杂志上（210-219页）；美国汉学家艾兰（Sar⁃ah Allan）与柯因（Alvin P.Cohen）的选集《中国的传说与宗教》（1979）译述了《史记》中三个鬼故事的内容（1979：102-106）；1990年，蔡志忠（Tsai Chih Chung）编画、郑玉
娟（Tang Nguok Kiong）翻译的小书《史记·战国四大公子》以漫画与英文解说的形式讲述了《史记》中四大君子魏无忌、黄歇、赵胜与田文的故事，妙趣横生、引人入胜。典籍翻译可以针对专家学者的学术研究而极尽精确，也可以多产出浅显有趣的译本，以便普及文本、引发大众读者的兴
语言与翻译2020年第1期
趣。典籍翻译的模式可以有多种：个人翻译、双人翻译或国内外多人合作翻译的团队形式等。在《史记》翻译中，不能简单地说哪个译本最好，哪种翻译模式最好，都是时代需求下的产物。为了中国典籍走出去，现阶段可以采用多种译介主体形式、多种翻译方法与模式。
《史记》翻译问题是个涉及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在内的系统问题，是个无形系统与有形系统间相互作用的问题。西方的《史记》译本都有相应的评论文章。翻译在国外的传播离不开研究与批评环节，研究者的阐释不仅给国外译者提供重要参考资源，也对中国文学起到介绍与宣传的作用，同时便于西方读者了解作品的内容、深化其认知。要使中国典籍走出去，应努力促进中外典籍的合作性研究与深层次的研究，让文学研究者能通过文学批评、译本评论等形式加强对中国典籍文化内容与美学内涵的阐释。中国典籍“走出去”应注重传播环节，这指的主要是出版与营销环节。传播环节是文化与文学繁荣的催化剂。传播渠道不畅自然会影响译作在西方市场的销路、影响译作的接受效果。在对译作的传播中，译者、媒体、读者、经纪人、赞助人、汉学家、评论家之间要形成一种合力作用。中国典籍
走出去应积极采用多种传播方式，调动各种媒介手段，形成多种形式立体发展、全球传播的多层次互动。“文学翻译，不是孤立的活动，与政治、社会和经济各个方面紧密相关”（高方，许钧2010：
9）。本国的政治经济系统、对外交流系统以及各领域与各部门的联合系统等都会影响译本的接受性与生命力。为了让中国典籍走出去，应积极加强经济建设与国际间的交流，不断提升本国的文化影响力，逐渐改变读者接受环境，积极营造有助于中国典籍“走出去”的良好氛围。
4.中国典籍如何“走进去”“走‘深’进去”？
中国典籍“走向世界”由谁来翻译，怎么翻译？中国典籍不仅要走出国门、走到西方市场，还要能真正走入读者的视野、走进西方的深入接受与学术研究之中。《史记》译本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参与了文化创造，起到了重要的功能。其中，倪译、华译、杨译翻译内容最多、最为重要，而华译与倪译昭示了当前阶段中国典籍“走进去”与“走‘深’进去”的译介主体与译介模式。
4.1三译本“走出去”的效果
杨译拥有自己的特与优点，不过，从世界图
书馆藏量和西方的书评、引用与参考等方面来看，杨译远逊于华译与倪译。从OCLC数据库检索来看（按最多出版年译本数统计），杨译（1979）世界馆藏量是239本，华译（1961）世界馆藏量多达82
3本，倪译（1994Vol.1）世界馆藏量多至412本。拥有倪译《史记》（2010Vol.9）电子资源的世界图书馆藏量高达1163本，拥有华译《史记》（1971）电子资源的世界图书馆藏量是252本，没有搜到杨译的电子文档。在美国图书馆可以见到杨译《史记》，但杨译在西方没有书评，极少见西方的著作、选集里列出这部文献资料，更是没有转载与引用等接受证明。杨译确实走出去了，但显然没有真正“走进去”。杨译接受度比较弱，缺乏广度与深度。华译受众多，接受面最广，对大众读者、译者、学者都有很大影响，让《史记》真正走进了西方视野。华译本生动、传神，读来赏心悦目，堪称西方《史记》的经典译本。倪译信息丰厚，让专家、专业学生深为受益。倪译内容精确，表达典雅而正式，为学术读者的深入接受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让《史记》走进了西方学术研究的广阔天地。华译与倪译携手让《史记》“走进去”“走‘深’进去”。另外，杨译亦不具备华译与倪译所具有的天然译介优势，更没有研究、批评、传播、出版社、赞助人等方面的系统优势。
杨译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向外推介中国文化，但它在世界的影响力不大，所受到的关注与研究相对较少。王宁评述道：“在大规模地将国外的，特别是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文学作品译成中文时，我们却很少将中国自己的文化理论和文学作品翻译成主要的世界性语言。即使有杨宪益夫妇这样的优秀翻译家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将中国文学的佳作译成英文，但这些作品远未进入英语图书市场，更未为广大英语世界的读者所阅读”（王宁2013：7）。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会受到西方意识形态、读者文学偏见、传播渠道等因素的阻碍。制约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牵涉到多个要素、多个
环节、多个系统。杨译传播效果不佳的原因涉及到语言表达、读者接受、翻译策略、出版社影响等种种因素。杨译比原文字符数还少，语言表达过于简洁而直接，使得原意有时并不能细腻、全面地传达出来，难以向读者传递出原作的意味与神韵。相比华译与倪译，作为中国人的杨宪益在西方没有什么影响力，译作没有相应的研究与批评文章，更没有西方出版社等赞助人的帮助。华兹生与
中国典籍如何“走出去”“走进去”“走‘深’进去”？
倪豪士在西方都有个人名气，译本都有相应的研究与批评文章，赞助人等诸多因素在其译本出版与传播方面也起着积极的宣传与推介作用。特别是采用国际性合作模式的倪译，既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文化内涵翻译的不足，而又易于产生系统影响与连锁效应。
4.2汉学家为译者
优秀汉学家译者虽然有时会对原文理解不甚透彻、文化内涵把握不到位，但长处显而易见。他们是本土译者、圈内人，善于发挥译语优势、明确读者接受、熟谙目标语系统，能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统筹规划、高屋建瓴地进行运作。汉学家译者善于系统运作，易于产生系统效应，拥有许多本土译者所不具备的译介与传播的天然优势。
语言与文化水融，译者需精通源语与目标语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规约。英汉语差距巨大，各有其
语法规则与文化内涵。语言与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髓，非土生土长的人难以对其透彻把握。优秀汉学家译者更能把握西方语言的文化底蕴与细微内涵，了解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期待，会更易于出成果、见效益。善于语言表达的译者不仅会用自己的才识与智慧再现原作，而且能强化原作，促使其成为经典，而不是减损经典、让原作黯然失。华兹生所翻译的《史记》译本最为优雅可读，吸引了广大的西方读者，特别是初学者的兴趣，让《史记》复活。只有发挥译文优势，才能达到异曲同工之妙，让译文的形象与感染力与原作大致相同。翻译是语言的艺术。同样的语词，在不同的译家笔下，通过不同的组合和语境作用，会赋予他们不同的彩和不同的生命，让读者有不同的感受，产生不同的接受效果。
读者接受是任何译者都不能忽视的头等大事。倪译和华译都有明确的读者对象。华兹生为了当时的大众读者而追求生动流畅的译文，注释不多，解释性增译多。倪译为了西方学术读者能达到司马迁心中“隐含读者”所应具有的完备信息而进行充分翻译。译者需针对西方读者的确切需求而打造出他们需要的译本。译者在翻译时应有一个潜在的读者形象，根据目标读者的审美特点、接受状况而在写作手法与技巧上适当与国外靠拢。现阶段，吸引读者、根据读者接受进行创造是必须的。读者接受是翻译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内在动力，对译者的翻译策略、翻译效果有着深深的影响。奈达（E.A.Nida）认为：“翻译的检测更在于读者对翻译的反应。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有点像市场研究，在市场研究中，公众对产品的反应得以检测，因为不管一个产品理论上是多么完美，不管产品外在展示得有多么好，如
果人们对其感觉不满意的话，那么产品将不会得到接受”（申雨平2002：791）。正是读者的阅读给译作带来了生命，否则，不管译作是多么完美，也很快会因无人问津而枯萎凋谢。华译和倪译都是杰作，而可读性强的华译比倪译拥有更多的读者、更广的接受性，华译会引导着读者去深入阅读倪译充分性译作。中国典籍“走进去”“走‘深’进去”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读者接受”，译者要酌情以读者接受为目标来进行创造。典籍翻译不只是文本取向的“后瞻式”翻译，更是关注读者接受的“前瞻式”翻译。汉学家译者深谙接受环境与西方读者接受状况，在选词、组句、重建语境和语义场的同时，更能依据读者的审美接受程度而进行创造。
翻译必然要涉及到两种语言文化系统，译者既要做到译文相对准确完整，又要保证其被目标语系统所接受。汉学家译者具有非本土译者所不具备的天然优势，知道怎样调适原作、怎样运用语言、怎么根据读者需求而进行系统运作。中国译者难以兼具英语与汉语优势，更难以懂得怎样进行系统运作而产生接受度强的译作。汉学家译者擅长在忠于原作、统筹考虑的基础上酌情进行“增益”翻译，以便让西方读者欣然接受。现阶段的优秀译者应是注重读者接受、善于系统运作的译者。他不仅精通双语与双语文化，具备海外传播的能力与素质，还应拥有高瞻远瞩的眼光、高超的艺术创造性，能得体而娴熟地处理翻译中涉及到的种种问题，并能根据海外读者的接受习惯来进行适当调适与灵活变通，以便让创造出的译作能在目标语系统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译者应依据时代特点与翻译目标来确定翻译原则、制定翻译策略。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阶段，汉语
不是主流语言，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尚处于边缘地位，走出去的典籍为数不多。在目前这种文化多元系统中，优秀汉学家译者类型能更好地担当起让中国典籍走进西方的使命。“既熟悉中国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又了解海外读者的阅读需求与阅读习惯，同时还能熟练使用母语进行文学翻译，并擅于沟通国际出版机构与新闻媒体及学术研究界的西方汉学家体，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最理
语言与翻译2020年第1期
想的译者模式选择”（胡安江2010：11）。优秀汉学家译者更能把握英语的细微内涵，理解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期待，能跟国外的研究者、批评家、赞助人直接对话，善于沟通国外出版机构，益于产生传播、研究、接受的系统效应。
4.3汉学家为主导的国际性团队合作模式
《史记》所具有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体大思精的艺术高度是对译介工作的巨大挑战。国际性团队合作模式能避免单个汉学家语言文化翻译不到位的短处，易于营造国际影响力，更能顾及到读者、语言、传播、接受、研究等各种问题。汉学家译者具备诸多让中国典籍走进西方的天然优势，而以汉学家为主导的国际性团队合作模式可以扬长避短，更是深具系统优势。
4.3.1倪豪士所主导的国际性团队合作模式
为了呈现给西方学者一部学术性精确译著，主导者倪豪士教授采用开放性的国际性团队合作翻译模式，倪译团队策力、精益求精。倪豪士本人汉学功底深厚，精通法、德、日等多国语言。倪豪士既是译者，也是研究者，又是组织者、协商者，他曾到日本、中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学习与探讨《史记》的翻译。倪译团队拥有灵活多元的国际化译介主体，不单有中美专家，还有日本、德国、英国等国学者的参与。倪译团队翻译时不仅借鉴《史记》的多种注解本与不同语言的多个译本，而且还参考了涉及到《史记》内容的《汉书》《左传》《战国策》《春秋》等书的注释本与外语译本。倪豪士曾在其译本“介绍”中多次提到他的合作翻译过程，他也在笔者对他的访谈中做过总结：“我们尽量阅读所有的关于《史记》的传统评注，参考一些翻译，特别是沙畹与日本译者的译本，并进行不同译本的对比思考。通常有一位译者提供翻译草稿，一组人再对其进行评论”（魏泓2018：86）。“我们有许多翻译工作坊……有很多学者参与了《史记》翻译工作，它花了我们大量的时间。那就是我们取得精确性、实现翻译目标的过程”（同上：86-87）。倪豪士本人既是共同译者，也是主编，他对团队译员的译稿都字斟句酌、耗时巨大。倪译团队用力最勤、付出最多，译注最为谨严、资料最为详尽，既集思广益、又富有个性。“倪译本是一项杰出的汉学成就，是集中于一座美国大学的国际性合作团体的优秀产品”（Bodde 1995：142）。倪译赞助人包括中外多家机构。倪译本由知名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世界范围内发行与传播，备受瞩目。
4.3.2汉学家主导的国际性团队合作模式的优势
以汉学家为主导的国际性团队合作模式能避免单个汉学家的不足，并能在系统运作下产生精确性与接受性兼具的译本。单个汉学家译者要想产出忠实而确切的译本并不容易，而只有充分性翻译才能让中国典籍最终深入到西方的思想与文化世界。
不言而喻，精确译出典籍内容非常困难。典籍一般历时久远，文化历史内蕴极为丰厚。汉学家译者毕竟对中国的语言与文化掌握得不那么透彻，因此，“仅依靠汉学家也不行，名气再大的汉学家在语言理解上也会出现问题，因而需要中国学者提供的研究资料作为参考。可以说，真正好的翻译是汉学家与中国学者合作的产物”（张毅，綦亮2013：57）。外国译者往往难以深刻了解中国文化，译文有时会出现误译的情况，而中国译者又因外文不到位，译文缺乏可读性。汉学家与中国译者相结合的模式正好优势互补。余光中曾提出：“最理想的译法，应该是中外的学者作家两相合作，中国人的中文理解力配上英美人英文的表达力，当可无往不利”（余光中2002：66）。中西之间在语言与文化上差异甚大，文化负载厚重的中国典籍在外译中尤为棘手，需要一种中外合作翻译模式。这种模式可以避免语言与文化上的种种偏见与不足，保证译文忠实性与接受度。《史记》文字雅奥、内蕴丰富，意义常常模糊、不确定，需要一再的解读与阐释。典籍外译过程相当复杂，需先进行语内转换、再进行语际转换；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理论对典籍外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典籍翻译过程是阐释与接受、再阐释与再接受的无尽过程。语内到语内的翻译过程要求译者必须精通文言文，但不仅外国译者、就连中国本土译者也会可能对原文理解不到位，这就需要古典文学专家参与
指导。而从语内到语际的表达环节上，更会涉及到西方读者的接受屏幕与视阈融合等接受问题，因此本国译者往往难以匹敌外国本土译者。鉴于典籍翻译高度的历时性与跨文化性、语内与语际翻译中理解与表达的特殊性、中外译者各自的局限性，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阶段最好采用世界性合作翻译模式，其中，中外译者、古典文学专家、世界上同领域学者可以共同合作、取长补短，从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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