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匡超人的形象变化看《儒林外史》的主题
从匡超⼈的形象变化看《儒林外史》的主题
2019-01-28
[摘要]《儒林外史》可谓中国古代⽂学史上讽刺⽂学的扛⿍之作。它采⽤“短篇连缀”的形式，从头⾄尾没有⼀个固定的中⼼⼈物或情节。“匡超⼈”作为书中唯⼀花费近六回篇幅全程被描写的⼈物，也是书中前后变化最⼤的⼀个典型。⽽通过截取这⼀典型⼈物形象的前后变化――即从“⼈间⾄孝”到“孝悌尚存”、从“附庸风雅”到“利欲熏⼼”、从“装腔作势”到“⾐冠禽兽”这三个重⼤转变，我们不难发现本书隐含的“反对⼋股科举”这⼀主题。
[关键词]《儒林外史》匡超⼈主题科举制度
[中图分类号]I0-03 [⽂献标识码]A [⽂章编号]1009-5349（2016）12-0088-02
清代⽂⼈吴敬梓所作的长篇⼩说《儒林外史》被公认为中国古代⽂学史上讽刺⽂学的扛⿍之作，它对封建社会的揭露深刻透彻，讽刺⼿法运⽤得淋漓尽致，代表着中国古代讽刺⼩说的⾼峰。关于此书的主题，历来众说纷纭。⼤体分“反对⼋股科举说”“反对功名富贵说”“儒林痛史说”“指谪时弊说”“反映知识分⼦⽣活说”和“民主主义思想说”六种观点。[1]笔者倾向于第⼀种观点，诚如鲁迅先⽣所说“机锋所向，尤在⼠林”，本书的创作⽭头直指“儒林”中⼈。全书开头就通过王冕之⼝道出科举制使得“⼀代⽂⼈有厄”，确⽴
了揭露时代弊病尤其是科举制之丑恶的出发点。作者通过塑造匡超⼈这⼀由善⾄恶的典型形象，深刻描述了科举制是如何把⼀个温良敦厚的少年毒害成市侩之徒的全过程。本⽂试图通过分析匡超⼈⼀步步坠⼊堕落深渊的轨迹来论证“反对⼋股科举”⼀说的合理性。
⼀、从⼈间⾄孝到孝悌尚存
在第⼗五回中，匡超⼈的出场由马⼆先⽣引出。书中写道“那少年虽则瘦⼩，却还有些精神。却⼜古怪：⾯前摆着字盘笔砚，⼿⾥却拿着⼀本书看……马⼆先⽣见他戴顶破帽，⾝穿⼀件单布⾐服，甚是蓝缕”。最基本的保暖都⽆法保证的情况下，仍能做到⼿不离书――匡超⼈给读者的第⼀印象是⼀个清贫清秀⽽⼜好读好学的书⽣。接下来，匡超⼈吐露出流落异乡，得知⽗亲⽣病却⽆法回家侍奉，⼼中⽆限苦楚的窘境，谈话中更是⼏度落泪，⼀个贫苦不堪却⼜⼀⼼尽孝的孝廉形象跃然纸上。当马⼆先⽣问道可想读书上进时，匡超⼈答道：“我现今⾐⾷缺少，还拿甚么本钱读书上进？这是不能的了。只是⽗亲在家患病，我为⼈⼦的不能回去奉侍，禽兽也不如……不如早寻⼀个死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匡超⼈流露出深深的⾃责，体现了他发⾃肺腑、感⼈⾄深的孝⼼，此外也可以看出他内⼼对举业其实是热衷的，只不过碍于⽣计⽽暂未付诸⾏动罢了。这实际上正是作者为后⽂早早埋下的伏笔，⼈物的悲剧命运也由此初露端倪。
科举制度的忠实信徒马⼆先⽣除资助匡超⼈回乡外，还讲了许多考取功名甚⾄包括奉养⽗母不及举业
重要的道理给他。读到这⾥，读者不禁黯然，在历来推崇“百善孝为先”的古代中国，⽣⾝⽗母竟也⽐不过扬名⽴万，可见彼时⽂⼈之间的不正之风盛⾏到何种地步。马⼆先⽣本⾝处境也并不宽裕却极尽所能帮助他⼈，他的热⼼肠是⽏庸置疑的，然⽽当他为⾃⼰的善举沾沾⾃喜时，殊不知也正是他这⼀番迂腐⾄极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的长篇⼤论在匡超⼈⼼中埋下了醉⼼举业的种⼦，使得⼀个原本淳朴的少年⾛上了求取功名的不归之路。事实上这并⾮个例，⽽是社会制度使然，是⼀些深受科举制度荼毒⽽变得⿇⽊不仁的牺牲品反过来继续腐蚀千千万万青年⼈的时代缩影。
匡超⼈回到家中对⽗亲尽⼼侍奉，百依百顺，堪称恪守孝道的典范，在此不提。铭记马⼆先⽣教诲的他每夜读书到四更⿎，也正因此⽽被知县李本瑛赏识，从⽽使得他的命运发⽣了第⼀次转折。得知知县有意提拔⾃⼰，匡超⼈“只觉喜从天降”，在尽孝与功名发⽣冲突时第⼀次违反常态选择了后者，独留病中的⽼⽗“每⽇眼泪汪汪望着门外”，⾃⼰最终却如愿以偿“连科及第”。如果说以前在⽗亲⾝边形影不离的匡超⼈称得上“⼈间⾄孝”，那么如今的他只能勉强算作“孝悌尚存”，向上攀爬的思想牢牢占据了⽀配地位。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科举制度描绘出的⼀幅“朝为⽥舍郎，暮登天⼦堂”图景，在当时的世⼈中间深⼊之⼴、诱惑之⼤，竟能给⼀个厉⾏孝悌的⼈带来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作者的控诉之意可谓⼒透纸背。
⼆、从附庸风雅到利欲熏⼼
匡超⼈的命运再次转折是知县李本瑛被摘印之际，担⼼受到连累的他急忙逃去投奔潘三爷，这是其寡情的开始。之后他结识了景兰江、⽀剑锋等“名⼠”，本质上是⼀⾃命清⾼⾻⼦⾥却⼜忘不了功名富贵的伪君⼦。景兰江关于“不中进⼠却⼜胜似进⼠”的⼀番畅快评论使得匡超⼈才知道“天下还有这样⼀种道理”，在他们的潜移默化中，匡超⼈很快掌握了诗酒风流、攀附吹嘘的诀窍，⽆论是张贴诗稿、连夜学诗还是在朋友有难时忙避嫌的丑态都令读者印象深刻。曾经那个善良⽼实的匡超⼈受到周围污浊环境与所谓“名⼠”的为⼈处世⽅式的熏陶，开始学会吹⽜拍马，只顾⼀⼰私利，着实耐⼈寻味。
然⽽这毕竟只是匡超⼈暂且⽆法通过科举⼀朝飞上枝头之时的万全之策，他内⼼深处⾃始⾄终都有着⼀个做官梦。这时候另⼀个在他⼈⽣轨迹中起到重要作⽤的⾓⾊便适时出现了――市井奸棍潘三。在他的教唆下，匡超⼈尝到第⼀笔不义之财的甜头后，⽴马脱离了名⼠体，转⽽投到衙役体之中，开始做“有想头的事”――也就是包揽诉讼、赌钱、作假公⽂、拐卖妇⼥之流。钱财美⼈双丰收的他，正可谓“幸得良朋”。如果说此前沽名钓誉的匡超⼈是“附庸风雅”，那么此刻被利益冲昏头脑的他已然“利欲熏⼼”。时机成熟后，匡超⼈果断抓住应考机会，然⽽正是这样⼀个与恶吏⼀般“难⾔兰臭”的时代渣滓最终被取在⼀等第⼀，⼜被宗师题⼊优⾏。此时的举业制度荒谬败落到何种地步可想⽽知，作者犀利的笔触真正给了封建⼋股取⼠⼀记响亮的⽿光。
倒打一耙三、从装腔作势到⾐冠禽兽
匡超⼈命运的第三个转折点便是潘三⼊狱。当他看见写满罪状的款单，“登时⾯如⼟⾊，真是‘分开两扇顶门⾻，⽆数凉⽔浇下来’。⼝⾥说不出，⾃⼼下想到：“这些事也有两件是我在⾥⾯的，倘若审了，根究起来，如何了得！”当下哄骗娘⼦回乡下，⾃⼰则急忙进京，再次躲在已复任的李本瑛的庇护伞下，活脱脱⼀棵随风⽽倒的墙头草。当李给谏问匡超⼈可曾婚娶时，匡超⼈“恐说丈⼈是扶院的差，惹他看轻了笑”，于是谎称不曾，最终想出蔡状元招赘⽜相府的佳话来为⾃⼰的弃旧图新开脱，⼼安理得地做出停妻再娶之事，⼀个趋炎附势、虚荣可憎的势利⼩⼈形象被刻画得⼊⽊三分。
然⽽作者的讽刺并未到此结束。得知此前的娘⼦去世的匡超⼈假惺惺地“⽌不住落下⼏点泪来”，其实内⼼是否正中下怀也不得⽽知；不以安排下葬的事为要紧，反⽽先教⼤哥“凡事⽴起体统”；不回家看望⽼母，反⽽独⾃进京去了，好⼀个官架⼦！不肯与旧时好友共到茶室，反⽽漏洞百出地吹嘘督、抚、提、镇都在⾃⼰跟前磕头；不答应与昔⽇恩⼈潘三“叙叙苦情”，反⽽倒打⼀耙，将罪责全部推给潘三，实在是⽐坏事做尽的潘三更加令⼈不齿。曾经乖巧忠厚的少年早已在官场的染缸中披上了伪善薄情的⾯具，恰好应验了他母亲梦中那句谶语“你⼉⼦却也做了官，却是今⽣再也不到你跟前来了”。⽽他母亲那句“若做了官，就不得见⾯，这官就不做也罢！”，不正是作者本⼈强烈想要表达的⼼声么。作者创作这样⼀个忘恩负义的形象，实是为了揭露科举制在当时社会所产⽣的巨⼤的毒害⼼灵、腐蚀⼈性的作⽤，痛⼼疾⾸之情溢于⾔表。
匡超⼈的故事接近尾声了，作者集中笔⼒通过他最后的所作所为对科举制发起了最后⼀击。返京途中，
匡超⼈向同船之⼈吹嘘到：“我的⽂名也够了……弟选的⽂章，每⼀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万部……此五省读书的⼈，家家隆重的是⼩弟，都在书案上⾹⽕蜡烛，供着‘先儒匡⼦之神位’”。当⽜布⾐指出“先儒”指去世的儒者之时，匡超⼈则红着脸道：“不然！所谓‘先儒’者，乃先⽣之谓也！”强辩之语令⼈捧腹，寡鲜廉耻可见⼀斑。这⼀切可笑的⾏径都是源于科举给他笼上了不可⼀世的虚假光环，可笑之外更多的是可怜、可叹、可悲。当被问起马纯上时，匡超⼈更是不惜⼤加贬抑对⾃⼰恩同再造的恩⼈以标榜⾃⼰――“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不⾜，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惟有⼩弟的选本，外国都有的”。难道他完全忘记了⾃⼰流落异乡时马⼆先⽣的倾囊相助了吗，忘记了⾃⼰曾经“感动地两泪交流”了吗？如果说此前处处拿捏架⼦的匡超⼈是“装腔作势”，那么此时卖友求荣的他已俨然⼀个迷失在功名利禄漩涡⾥的“⾐冠禽兽”，同反咬农夫的冷⾎蛇别⽆⼆致。
由马⼆先⽣引出的⼈物故事⾄此就在对马⼆先⽣的谈论中告⼀段落了，巧妙的⾸尾呼应实则彰显了⼈物与刚出场时的云泥之别。
四、结语
纵观匡超⼈的变化轨迹，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是⽤⾄深⾄诚的感情刻画了⼀个⾎⾁饱满的⼈物，真正演绎了⼀出⼈性沦丧的悲剧。每当匡超⼈在功名富贵的诱惑下在科考之途上前进⼀步，他的堕落沉沦就随之加深⼀步。诚然他的变质与其
外“乖”内“韧”的性格[3]有⼀定的联系，然⽽起根本作⽤的则是当时社会普遍盛⾏的“学⽽优则仕”之风的推动，以功名利禄为诱饵的科举制度才是⼀切⿊暗与腐败的真正根源。卧闲草堂评本《儒林外史》第⼗九回有述，“⾃科举之法⾏……⽽其中⼀⼆狡黠者，⾃分⽆可为出头之地，遂不得不⼲犯当时之⽂⽹，巧取⼈间之富厚”，说的不正是匡超⼈这样的投机取巧之⼈吗，⽽这⼏句话中所流露出的对科考这条“终南捷径”的深恶痛绝，不正是本书反封建科举主题的有⼒证明吗？
本书的作者吴敬梓⽣活在清统治者⽤⼋股取⼠来牢笼⼠⼦、愚弄百姓的年代，他本⼈在屡经落第后，亲眼⽬睹了众多⼠⼦妄想以科举为敲门砖来追求功名富贵的狼狈丑态，彻底看透了“⼋股之害，等于焚书，⽽败坏⼈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余⼈也”[4]。⾯对众⼈皆醉、举世皆浊的社会现实，他满怀悲凉提起笔写下了这样⼀部伟⼤的“以公⼼讽世之书”[5]，痛诉⼋股取⼠成为⽂⼈唯⼀的荣⾝之道，使得世⼈把“⽂⾏出处都看得轻了”，从⽽达到“叫⼈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觉得‘⼈’⽐‘官’格外可贵，学问⽐⼋股⽂格外可贵”[6]的⽬的。
通观全书，作者讽刺的绝⾮匡超⼈⼀⼈⽽已，描写诸多类似的悲剧⼈物如撞号板的周进、喜极⽽疯的范进等，谴责的⽭头均对准的是产⽣这样⼈物的社会环境，即把⼈推向堕落深渊的真正幕后推⼿――科举制度。假如匡超⼈没有受到科举制度的拥护者马⼆先⽣苦⼝婆⼼的教诲，没有遇到“爱才”的李知县，没有当时社会对做官的强烈认可与宣扬，没有诱使知识分⼦钻营投机的⼋股⽂章，他可能⼀辈⼦都会做个勤勤恳恳⽽⼜孝顺的普通⼈。然⽽⽣活在那样⼀个污浊的环境，与之俱⿊的下场似乎是不可
避免的了。
综上，《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在书中不仅以深邃的⽬光洞察了科举制度的种种外在弊端，针砭现实，⽽且将他锐利的笔触深⼊到因科举制⽽扭曲的灵魂深处，对科举制度的批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度。[7]通过匡超⼈的变化轨迹我们仿佛可以听到吴敬梓⼼中关于封建科举制度吃⼈本质的呐喊。
【参考⽂献】
[1]阮⽂兵.近⼗年《儒林外史》研究概述[J].许昌学院学报，1993（04）：88-92.
[2]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民⽂学出版社1981：220.
[3]种剑德.《儒林外史》中的匡超⼈形象[J].学术交流，2004（09）：152-154.
[4]顾炎武.《⽇知录集释》卷⼀六.“拟题”条.946.
[5]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民⽂学出版社，1981：225.
[6]胡适.胡适⽂存第⼀集·吴敬梓传[M].黄⼭书社，1996：567.
[7]叶灼光.从《范进中举》看《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J].⿊龙江史志，2008（16）：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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