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贡茶
历代贡茶
贡品，是专制社会的必然产物。它既是封建统治阶级⽆偿掠夺劳动⼈民成果的⼀种⽅式，也是地⽅官僚对朝廷阿谀奉上的⼀种见证。茶作为⼀种重要农产品，也不可避免地被套上了贡品的枷锁。
我国古代贡茶，有两种形式：⼀种是由地⽅官员⾃下⽽上选送的，称为⼟贡；另⼀种是由朝廷指定⽣产的，称贡焙。历史上的贡茶，普遍认为始于周。《华阳国志·巴志》中有记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茶、蜜……皆纳贡之。”说明早在3000多年前就有贡茶了。唐以前，贡茶主要⽤作祭祀，作药，或作菜肴，因此数量不多，仅百⽄、千⽄⽽已。茶作为⼀种固定的⼟贡⼤量上贡，则直⾄唐开元、天宝年间才见提及。据杜佑《通典》记载，当时有安康（陕西安康）、夷陵（湖北宜昌）和灵溪（湖南龙⼭）三郡贡茶。但到了唐朝后期，贡茶地区已增加到五道⼗七郡（《新唐书·地理志》）。凡有名的茶叶产区，⼏乎均要以茶进贡。贡茶数量之⼤，也令⼈惊奇。如唐元和⼗⼆年（公元817年）朝廷因伐吴元济⽽财政困难，曾“出内库茶三⼗万⽄，令户部进代⾦”，可见朝廷储茶之巨。裴汶在《茶述》中对各地贡茶品质作过分类，“今宇内为⼟贡者实众，⽽顾渚、蕲阳、蒙⼭为上；其次则寿阳、义兴、碧漳、灉湖、衡⼭；最下有鄱阳、浮梁”。其中顾渚紫笋品质最好，声名最著，岁贡达⼀万⼋千四百⽄。唐代⼤历五年（公元770年），朝廷在湖州专门设置了贡茶院，专司湖州、义兴（今宜兴）两地⽣产顾渚贡焙。
顾渚贡茶院遗址
⼀、唐时贡茶，以早为贵
唐朝皇室⼒求显赫，不时督促早进贡茶。“阴岭芽未吐，使曹牒已频”（袁⾼《茶⼭诗》），反映了当时朝廷催茶之早、之急。贞元五年（公元789年），朝廷限令贡茶必须清明前到京，顾渚贡茶因此被称为“急程茶”。李郢⼭《茶⼭贡焙歌》中写到：“陵烟触露⾏不停，官家⾚印连帖催”；“⼗⽇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建中⼆年（公元781年），袁⾼任湖州刺史，亲⾃督造贡茶。他深深体会到了茶农为赶制急程茶的艰⾟和疾苦，愤⽽写下《茶⼭诗》，随贡茶并呈唐德宗。诗中备述茶农制造贡焙的苦难和奸佞之⼈为求个⼈升官⽽残酷压迫百姓的事实，并⽴⾔不讳地说“后王失其本”，引起德宗重视，贡茶限制遂有所减缓。清郑元庆《⽯柱记笺释》中也说：“⾃袁⾼以诗进谏，遂为贡茶轻省之始。”但贡茶定制、贡额实际上并未因此⽽有所改变。
唐代贡茶，以蒸青团饼为主，有⽅有圆，有⼤有⼩。贡茶品⽬，据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记载，有⼗余种，分别是：剑南的蒙顶⽯花；湖州的顾渚紫笋；峡州的碧涧、明⽉；福州的⽅⼭露芽；岳州的灉湖含膏；洪州的西⼭⽩露；寿州的霍⼭黄芽；蕲州的蕲门⽉团；东川的神泉⼩团；夔州的⾹⾬；江陵的南⽊；婺州的东⽩；睦州的鸠坑；常州的阳羡；余姚的仙茗；嵊州的剡溪茶等。
⼆、宋元贡茶，精致绝伦
由于从五代⾄北宋的这段时间内，我国⽓候明显由暖转寒，宋代的常年⽓温，⼀度较唐代暖期要低2 -3℃，北部特别是临界地区的茶园，茶树⼤批冻死，茶树推迟萌发，不能保证顾渚贡茶在清明前贡到汴京。⽽建安的茶叶，如欧阳修诗句所说：“建安三千⾥，京师三⽉尝新茶”，说明还与其地产茶较早，能三⽉贡到京师有关。结果直接导致了宋代贡焙的移⾄建安北苑（在福建省中部偏北近武夷⼭的建瓯东，史称“北苑龙焙”）。
宋代贡茶，⽐唐犹甚，不但求早求量，更重品质，且花样翻新，名⽬繁多。宋太祖乾德六年（公元968年），泉州陈洪进就遣使进京贡茶。据《元丰九域志》所载，宋神宗时的贡茶来源已遍布江南路、南唐路、⼴德路、荆湖路、江陵郡、建安郡、剑浦郡等主要茶区。
宋代帝王嗜茶，堪称历代帝王之⾸。宋徽宗赵佶更是爱茶成癖，亲⾃撰写了《⼤观茶论》。皇帝嗜茶，佞⾂投其所好，挖空⼼思献上巧⽴名⽬的贡茶。如《宋史·⾷货志》中载，光⽚茶⼀类，就有龙、凤、⽯乳、⽩乳之类共⼗⼆等，以充岁贡及邦国之⽤。宋真宗时的福建转运使丁谓、宋仁宗时的福建转运使蔡襄（君谟），分别创制了⼤、⼩龙团茶，献给皇帝，博得赏识。苏东坡在《荔枝叹》中讽刺道：“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品充官茶。”到宋神宗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依皇意⼜创制了密云龙，⽐⼩龙团更佳，以双袋盛之，谓之双⾓龙团；宋哲宗绍圣年间（公元1094－1098年），⼜创制瑞云翔龙；⾄宋徽宗⼤观（公元1107－1110年）初，皇帝赵佶在其《⼤观茶论》中⼒推⽩茶为第⼀佳品，遂⼜创出三种细芽（衔苑⽟芽、万寿龙芽、⽆⽐
寿芽），并制成两种贡茶模型（试新銙、贡新銙）；徽宗宣和⼆年（公元1120年），福建转运使郑可简别出⼼裁，造茶献媚，创制了银线⽔芽。其特点为：精选熟芽，剔⽪取⼼，以清泉渍之，光明莹洁，如同银线，付制⽅⼨新銙，上压⼩龙纹，精制⽆⽐，号龙团胜雪。其制作之精美，堪称绝顶。在北宋160多年间，所创贡茶名⽬，达四五⼗种之多。
宋代贡焙，除保留唐顾渚贡茶外，⼜在建安（今福建建瓯）设⽴建安贡焙，称北苑贡焙。其规模之⼤，动⽤劳⼯之浩，远⾮顾诸能⽐。北苑采摘贡茶，须在凌晨未见天⽇之时，所谓“侵晨则夜露未唏，茶芽肥润，见⽇则为阳⽓所薄，使芽之膏腴内耗”，可见当时对贡茶的要求之⾼。
北苑贡茶因其名⽬繁多，且多以雅致祥和之意名之，故深得皇帝欢⼼，贡茶数量⽇增。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年（公元976年）才50⽄，⾄哲宗元符年间（公元1098－1100年），已达1.8万⽄，⽽到徽宗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5年），则达4.71万余⽄。由于北苑贡茶的快速发展，到南宋时，贡茶所重，已从湖州转移到了建州。
龙凤团饼茶线描图
元代贡茶基本沿袭旧制，但贡焙制有所削弱，仅在福建武夷⼭置⼩型御茶园，定额纳贡制仍照实施。元⼤德三年（公元1299年）在武夷四曲溪设焙局，称御茶园，焙⼯数以千计。董天⼯《武夷⼭志》中载，元顺帝⾄正末年（公元1367年），贡茶额达990⽄。后贡茶⼜逐渐移⾄顾渚，元朝重新恢复了湖清朝的历代帝王
州、常州等处贡茶园，并设置提举官管理。
元御茶园遗址（武夷御茶园遗址）
武夷⼭茶园
三、明代贡茶，散茶兴起
明初，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四年（公元1391年），下诏废除官焙，并命罢龙凤茶，改贡芽茶，⽽且数量有所减少，曾⼀度减轻了劳动⼈民的负担，但此后⼜逐渐增加。《明史·⾷货志》记载，太祖时（公元1368－1398年），建宁贡茶1600余⽄，到隆庆（公元1567－1572年）初，已增⾄2300⽄。其他地⽅的贡茶，⽐宋时还多。如宜兴，原贡100⽄，宣德时（公元1426—1435年）增⾄29万⽄。明代贡茶增加之多之快，有相当⼀部分是督造官吏层层加码之故。明孝宗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信府进⼠曹琥曾上《请⾰贡茶奏疏》，内称“本府额贡芽茶，岁不过⼆⼗⽄。迩年以来，额贡之外有宁王府之贡，有镇守太监之贡？……如镇守太监之贡，岁办千有余⽄，不知实贡朝廷者⼏何”？贪官污吏，借此牟利，劳动⼈民，苦不堪⾔。据明代旧志记载，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富阳县以鲥鱼与茶并贡，百姓度⽇维艰，佥事韩邦奇因写了⼀⾸《茶歌》⽽⾝陷囹圉，诗中写适：“鱼肥卖我⼦，茶⾹破我家。”还道出了劳动⼈民悲愤的感叹；“富阳⼭，何⽇摧？富阳江，何⽇枯？⼭摧茶亦死，江枯鱼始⽆：”这便是对统治者暴⾏的深刻揭露。
四、清代贡茶，茶名钦定
⾄清朝，贡茶产地进⼀步扩⼤，有些贡茶的茶名甚⾄由皇帝亲⾃指定。如清圣祖康熙皇帝赐名的碧螺春茶，岁必采办进贡；清⾼宗乾隆皇帝赐名的徽州名茶⼤⽅茶，也是年年精制上贡；乾隆游江南时在杭州西湖区龙井村指定了⼗⼋棵御茶，西湖龙井茶因此⽽名声更夫，岁贡更多，加重了劳动⼈民的⽣活负担。
清代江苏洞庭碧螺春贡茶
陈章的《采茶歌》对采制龙井茶的艰⾟给予了深切的同情：
凤篁岭头春露⾹，青裙⼥⼉指⽖长。
渡涧穿云采茶去，⽇午归来不满筐。
催贡⽂移下官府，那管⼭寒芽未吐。
焙成粒粒⽐莲⼼，谁知侬⽐莲⼼苦。
诗中描述了早春时节采制龙井贡茶的情形：采茶姑娘渡涧穿云去采茶，采了半天仍不满筐，可见采茶
之艰⾟，但官府却不管⽼百姓的疾苦，春⼭尚寒茶芽未吐时就巳下发了催贡⽂书。最后⼀句作者根据外形将龙井茶⽐作是莲⼼并进⼀步把采茶⼈的⾟苦⽐作甚于莲⼼之苦。
清代贡额，由中央政府明确规定。据阿世坦等《清会典》载，康熙⼆⼗三年（1684年），贡芽茶额为：江南省⼴德、常州、庐州三
处，725⽄；浙江省505⽄；江西省450⽄；福建省2350⽄；湖⼴省200⽄。贡茶解京期限，也按路程远近有明确规定，不得延期。如庐州府期限为⾕⾬后25⽇内；赣州府期限为⾕⾬后83⽇内。
历代贡茶给劳动⼈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由于贡茶所累，民间弄虚作假和消极对抗者有之。但另⼀⽅⾯，为了制造贡品，各地在制茶过程中，极尽精⼯巧制之能事，为我国古代名茶⽣产、茶类发展和传统茶学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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