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春秋决狱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影响
汉代春秋决狱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影响
 汉代“春秋决狱”又称“经义决狱”，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司法判决方式和司法执行方式，以儒家经义为准则对犯罪案件进行裁决和定罪。汉代“春秋决狱”的原则，客观上促进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与法律制度的进一步融合，使我国古代犯罪构成理论不断完善，有助于社会和谐发展，开启了中华法律儒家化之路。但汉代“春秋决狱”有时会使法律的公平、公正很难做到，在一定程度上使法律的威严减弱，使道德品行虚化，从而不能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实现。
关键词： 汉代    春秋决狱    原心定罪    以礼入法
汉代“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从汉朝开始，儒家思想与封建法律逐渐融合，并在后世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汉代“春秋决狱”又称“经义决狱”，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获得正统地位后，董仲舒等儒家学者倡导用《春秋》经义作为司法判决标准，倘若条例不明晰，那么儒家经典就作为官吏们处理案件的准则。汉代“春秋决狱”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司法判决方式和司法执行方式①，主要是以儒家经义为准则对犯罪案件进行裁决和定罪。汉代“春秋决狱”对中国古代封建法制的构建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它弥补了我国古代法律的不足之
处，协调了情与法的冲突，是法律儒家化的必然产物。但是，汉代“春秋决狱”有时会使法律的公平、公正目标难以实现。
一、汉代“春秋决狱”产生的背景
汉代“春秋决狱”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在礼法联结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一）“春秋决狱”产生的历史背景
西汉时期“春秋决狱”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从周至秦，刑罚具有浓重的原始彩，先秦时期大体在宫、墨、大辟等五种刑罚的基础上，采用很多残忍的处罚防范百姓的反叛;秦朝采用商鞅的理论，使“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②;汉初制定的法典《九章律》借鉴秦法中的一些条款，法家思想在当时占有重要地位。西汉在法律方面施行的是法家的刑名法术之法，定罪与量刑的根据主要源于法家思想，即重刑轻罪。这种量刑尺度既与社会秩序的需要不契合，又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儒家思想不相符。所以，西汉中期出现了法律实践与认识方面相分离的情况。汉代改变以前严刑峻法，施行无为而治的政策，以满足汉
王朝社会发展的需要，巩固国家的统治根基③。从汉高祖刘邦起至文景帝时，始终奉行道家黄老的思想，确立宽减刑罚的一系列政策，获得显著成效。但是，黄老学派的一些主张并不能长期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至汉武帝时，急需一种顺应当时时代发展需要的思想与政治路线。儒家学派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以德治国，反对残酷的刑罚。在此历史背景下，汉代“春秋决狱”逐渐产生。
（二）统治者的需要
汉代“春秋决狱”是为了适应统治者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而产生的。《春秋》是在局势混乱不稳的形势下为稳固固有的君道而作的，主要目的是把臣子与百姓都归于一个安分守己的礼法体系之中，巩固国家的统治根基。将《春秋》作为断案的标准，完全满足汉王朝社会发展的需要，符合汉王朝统治者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汉代“春秋决狱”是适合统治者需要的一种定罪量刑工具，可以根据古代帝王的需要任意阐释。
（三）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
漢朝儒学的正统地位逐渐确立，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汉代“春秋决狱”的产生。先秦时期，儒
家理论在诸侯争霸的年代难以得到重用，处处受阻。汉朝初期，法家思潮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儒家思想从压抑中获得释放。汉武帝时儒家学者董仲舒提出把儒家经义作为断案裁决的准则，他认为《春秋》是一部具有权威性的著作。以董仲舒为首的儒家学派改造儒学，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此时，新儒学恰巧适应了汉武帝统治的需要，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儒学发展的措施，儒学在西汉渐渐获得正统地位。此后，汉代“春秋决狱”不断发展完善。
二、汉代“春秋决狱”的主要原则
（一）“原心定罪”原则
“原心定罪”也称“论心定罪”，是春秋决狱中的主要原则之一。主要指的是将行为人的作案动机作为其是否犯罪的根据，特别重视行为人的动机是否与儒家的道德准则相符合。在处理案件时，若有人仅有违法的举动，无犯罪动机，则应当酌情处理。“原心定罪”是春秋决狱的基本原则，董仲舒提出该原则的灵感来源于《春秋》中一些事例和儒家思想的启发，该原则的核心是主客观归责原则，这在董仲舒本人审判的案件中有所体现。以下是董仲舒所断案例中的其中之一：
案例：甲父乙与丙发生口角而相互争斗，丙拿起刀刺向乙，情急之下，甲拿棒击丙，不料，打中其父。有人说甲殴父，应斩首。议论时，董仲舒认为甲与乙之间属于父子关系，当看见父亲与他人起了争执时，心里充满着惊慌、焦急和不安，所以当甲看到自己的父亲和别人争斗时，他的主观动机是要去救自己的父亲，而不是要殴打自己的父亲。最终，董仲舒认为甲不当坐④。
根据汉代“春秋决狱”的“原心定罪”原则，甲是在紧急的情况下为救自己的父亲乙而拿棍棒打丙，误伤父亲乙是出乎甲意料之外的事，甲的主观动机是要救其父乙，这符合儒家的道德准则，符合汉代“春秋决狱”的“原心定罪”原则。所以，甲的行为并没有构成犯罪。倘若刻板地使用汉律将儿子甲处死，就会显得不合情理。因此，董仲舒在判此案件时根据甲的动机，认为甲无罪，不当坐。
（二）“亲亲得相首匿”原则
“亲亲得相首匿”是汉代“春秋决狱”中的重要原则之一。这一司法原则规定亲属间有罪相互隐瞒是正常的行为，不负刑事责任。汉代“春秋决狱”是情与法相结合的完美体现，使情与法互为轻重，彼此融合。这是我国古代封建国家协调情与法二者关系的一项主要原则。
案例：甲没有孩子，拣了一个被遗弃的婴儿乙，并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养育。乙长大杀了人，甲知道后帮乙隐瞒，如何处决甲？董仲舒认为甲没有孩子，把乙养育大，虽然不是甲所生，但甲和乙在法律上已经构成了父子关系，依据《春秋》经义，父为子隐瞒，甲把乙隐藏起来，甲没有构成犯罪，所以不应对甲判罪⑤。
根据以上案例，乙杀人，甲把乙隐藏起来，如果按照当时的法家理论处理案件，甲为犯人隐瞒就要被处以重刑。但汉代“春秋决狱”提出亲属之间有罪应当相互隐瞒，这种做法不属于犯罪的行为，否则，就要对其定罪。董仲舒依据“亲亲得相首匿”原则，认为甲和乙是父子关系，甲隐瞒乙属于合法行为，因此甲没有犯罪，这体现了汉代“春秋决狱”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后来，唐律根据该原则明确规定了父子相互隐匿属于正常行为。
（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原则
“君亲无将，将而必诛”原则是说“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⑥，指臣子对君主不能触犯、违逆，甚至作乱。在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盛行的古代，皇权至高无上，皇权不得侵犯，皇帝的尊严不得损害，皇帝的安全必须维护。即便仅仅有大逆不道的念头，而没有采取切实的举动，也是不可饶恕的，是绝对禁止的。这为汉朝帝王提供了维护封建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统治的保护伞。以下两则案件是汉代“春秋决狱”的主要原则之一——“君亲无将，将而必诛”的具体体现。
案例：汉武帝与张汤既造白鹿皮币，问颜异。颜异分析了当时的情况，不大认同该政策。酷吏张汤与颜异有嫌隙，颜异恰被人举报，张汤处理颜异的案件。该案件是这样子发生的，颜异以前与人交谈，当此人说到其中一项法令的推行有些不合理的地方时，颜异却在沉默。张汤听说了这件事后，就向皇上进言说，颜异作为官员，看到国家政策有不合理的地方，不上奏皇上提出建议，自己却在心里暗暗嘀咕，此为“腹诽”之罪⑦。
该案例指汉武帝想要造白鹿皮货币，开纸币的先河，大司农颜异先生。酷吏头子张汤就以腹诽定了他的罪。张汤告发颜大司农异的理由是“身为朝廷高官，反对朝廷的政策，不公开提出来，反而暗自心里不满，实在是大逆不道、死有余辜，所以应该论其死罪”。
汉代“春秋决狱”的主要原则将情与法完美地结合起来，为官吏公正地断案提供了根据。其原则为我国古代封建国家而服务，有利于统治者巩固国家的统治。
三、汉代“春秋决狱”的影响
古代刑罚
汉代“春秋决狱”在巩固专制主义统治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对我国封建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使传统刑罚株连的范围有所缩小。另外，情与法的结合，避免了刑法过于严苛，实现了司法的公平与正义。但汉代“春秋决狱”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使司法官员陷入主观主义，忽视客观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法律规范人们的作用。
（一）汉代“春秋决狱”的积极影响
第一，汉代“春秋决狱”促进了法律适用科学化。纵观我国古代的法制史，奴隶社会的原始野蛮彩浓厚，以残酷刑罚而闻名。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学说盛行，残酷的刑罚仍然是统治者加强统治的主要手段。从西汉开始，统治者不断宽减刑罚，以文帝景帝法制改革为标志，中国法制文明是以西汉减轻刑罚这一政策为起点的。对于这一历史性的进步，汉代“春秋决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汉代“春秋决狱”提出的定罪量刑准则，将道德与司法理念相交融，从行为人的主观动机出发，将人心作为行为好与坏的依据。汉代“春秋决狱”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司法裁决方式，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使法律适用更加科学化。
第二，汉代“春秋决狱”使我国古代犯罪构成理论不断完善。汉代“春秋决狱”的产生，解决了统治者在司法方面面临的法律、道德冲突问题，为司法官礼法交融、遵循先辈的断案准则
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汉代“春秋决狱”提出的“原心定罪”原則主要以行为人的动机、意图等为依据处理案件。西汉儒学家董仲舒引经决狱，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他提出如果一个人出于主观善意而犯罪，那么他即使违法也可免罪，如果一个人的主观是恶意的，那么即便他没有违法行为也要对其追究责任。汉代“春秋决狱”改变了只依照事件的客观事实判案的法家司法判决准则，主张在判案的同时注重行为人的主观动机，这使我国古代犯罪构成理论不断完善。
第三，汉代“春秋决狱”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开启了中华法律儒家化之路。汉代“春秋决狱”提出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调解了人们之间的利益纷争，发展了一种在情与法之间保持平衡的断案方式，推动了社会的和谐发展。汉代儒学家深刻地论证了法关系与德刑关系，他们把政治和法律的问题化为简单的道德问题。当制度的设计因为各种原因而不能达到道德要求的结果时，儒家的经典学说就为其提供断案判决的依据。汉代“春秋决狱”在客观上促进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与法律制度的进一步交融⑧。汉代“春秋决狱”提出的“君亲无将，将而必诛”原则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巩固了西汉王朝国家的统治根基，稳固了统治者的统治。它作为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司法判决方式，对我国封建法律制度体系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顺应了当时封建社会国家的发展潮流，推动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开启了
中华法律儒家化之路⑨。
（二）汉代“春秋决狱”的消极影响
第一，汉代“春秋决狱”有时会使法律公平的目标难以实现。汉代“春秋决狱”的原则主要是从行为人的主观动机出发处理案件，行为者的动机在“春秋决狱”中处于决定性的位置，如果有的案件在法律条文中没有明确规定其罪行，则一些官员在处理案件时会任意加以解释经义，这对实现法律的公平、公正非常不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法律的威严。倘若一些司法官员按照需要对案件进行审理判决，就会出现犯罪的情况大体相同，判决的罪行却相差很大的情况。倘若司法官员根据个人好恶随意解释儒家经典，就会使司法官员陷入主观主义，忽视客观事实的情况，有悖公平。另外，汉代“春秋决狱”提出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规定的亲属之间相互隐瞒罪行不构成犯罪，在一定程度上使法律规范人们的作用减弱，使法律的公平目标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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