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
记邓中夏
邓中夏是中共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是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和理论家；同时也是一名驰名中外的工人运动领袖。他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邓中夏，原名邓隆渤，字仲澥，是湖南宜章人，出生于1894年10月5日。辛亥革命那年，他考入宜章县城阖邑高等小学堂。因成绩优异，提前于1913年春考入郴县第七联合中学。1915年夏，邓中夏借用哥哥文凭改名邓康，考入长沙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文史专修班，与蔡和森为同班同学，并经蔡的介绍认识。他们三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喉舌《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是年冬，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邓中夏感慨赋诗，斥责权奸，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五四爱国运动的健将
1917年夏天，邓中夏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此时，正值资产阶级思想家蔡元培先生任校长。他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方针，聘请了学多进步学者，如李大钊、鲁迅。胡
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函等人到北大任教。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被聘到北大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醒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也惊醒了中国的知识界。北京大学的学风很快发生了变化，思想自由和民主讨论的风气盛行。钻进古书堆中、一心想攻读古文的邓中夏，很快地觉醒过来，广泛涉猎各种新知识、新思想，经常去哲学系、经济系听课。他还参加了由蔡元培发起组织的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
1918年5月，北京大学学生为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罢课请愿，邓中夏是此次请愿的组织者之一。1918年春，段祺瑞政府派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政府进行了共同反对苏俄的秘密谈判，并于5月间与日本签订了所谓《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国留日学生，决议组织救国团，开展救国斗争。留日学生的活动，受到日本警察的干涉，学生们遂决定罢课回国，并与北京大学的邓中夏、许德珩等人取得联系。5月20日晚，在邓中夏等人的组织下，北大学生召开大会，留日学生代表在会上发表演说，控诉日本的侵略罪行。5月21日，北大、高师等校学生2000多人，前往新华门总统府请愿，强烈要求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学生们的请愿并未取得成果。邓中夏通过这次游行请愿，深深懂得单靠一两次请愿、示威是救不了国的，必须把爱国学生组织起来，进行深入持久的斗争。在邓中夏等人的积极活动下，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终于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秘密团体——学生救国会。救国会的总部设在北京，邓中夏、许德珩等北大学生被推荐为负责人。
在军阀统治下，北京学生救国会一时难于公开活动。因此，学生救国会决定创办一个杂志，向全国和北京学生进行反帝爱国的宣传。这个杂志定名为《国民》，并为筹备杂志出版成立了《国民》杂志社。1918年10月20日，《国民》杂志社召开了成立大会，北大校长蔡元培和《京报》主编邵飘萍应邀出席了大会，李大钊被聘为顾问。会上通过了《国民》杂志社的组织大纲，选举了杂志社的职员。邓中夏是《国民》杂志社的主要创办人，又是杂志的撰稿人。他经常用“大壑”笔名，对国外大事进行评述。五四运动前，《国民》杂志共出版3期，他先后发表了8篇时评，向全国人民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军阀政府出卖国家利益的罪行。这些时评，进一步激发了全国人民和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为五四运动爆发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在创办和编辑《国民》杂志的过程中，邓中夏感到《国民》杂志只能对识字的知识分子和泰山介绍
青年学生进行宣传和鼓动，但是对于不识字或很少识字的青年工人、农民，就显得很不够了。因此，他决心走出校门，向广大劳苦民众传播文化知识和爱国救国的道理。1919年3月，为了使贫苦的平民也受到教育，邓中夏等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讲演团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教育活动采取露天讲演方式进行。讲演分为定期和不定期两种。在章程发布后10多天内，有30多人报名参加。邓中夏被选为总务干事。1919年4月1日下午，讲演团在邓中夏等人的率领下，到北京东便门外蟠桃宫举行第一次露天讲演。邓中夏的讲题是《现在的皇帝倒霉了》。学生们的演讲，提高了众的爱国觉悟，得到了广大城市平民的广泛欢迎，并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
1919年初，帝国主义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这实际上是一次分赃会议。邓中夏在《国民》杂志上，曾以时事述评的方式，揭露帝国主义在和会上的勾当。5月3日，北京各报报道了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当天晚上，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北大全体学生大会，并邀请高师、工专、法专等校学生代表参加。《国民》杂志社、“平民教育讲演团”的领导人主持了这次会议。大会请北京新闻界人士报告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原委。接着北大社团代表及学生代表发表演说。会上决定第二天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5月4日下午１时许，北京13所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3000多人，从四面八方先后汇集天安门。他们手执小纸旗，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随即举行大会。大会通过了由北大学生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接着开始游行。学生队伍到达东交民巷西口使馆区时，遭到中外军警的拦阻。学生们忍无可忍地折回往北，直奔曹汝霖（北洋军阀政府的交通总长、二十一条签订时的外交次长）住处赵家楼胡同。曹汝霖躲藏起来，正在曹宅而未及藏匿的章宗祥（驻日公使，在将山东权利让给日本的卖国条款上签字者）被学生认出，挨了一顿痛打。尔后学生放火烧了曹宅。反动政府闻讯后，出动大批军警，逮捕了学生32人。
邓中夏得知学生被军警逮捕后，立即和李大钊先生及各学生社团负责人进行研究，设法营救被捕同学。为了组织学生继续斗争，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于5月6日成立。邓中夏被选为该会总务干事。为了扩大影响，5月中旬，邓中夏代表北京学生联合会前往长沙，向湖南学生介绍北京学生的斗争情况，并要求支援。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需要，邓中夏领导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于6月3日起恢复街头演讲。反动政府于3日、4日两天连续逮捕学生近千人。军阀政府镇压爱国学生的暴行，激起了北京各界人士的不满和全国人民的愤怒。
为了抗议北京政府迫害广大学生，支援反帝爱国学生运动，6月5日，上海日本纱厂工人首先举行罢工，接着全市实行了“三罢”（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它的影响迅速推广到全国各大、中城市。北京政府惊恐万状，不得不释放全国被捕学生，同时免除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币制局总裁，签订二十一条时任驻日公使）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并且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直接斗争目标基本实现。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了这一运动。邓中夏作为李大钊的学生和得力助手，通过《国民》杂志社、“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及北京学生联合会，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和深入发展，作了大量的工作。
北京早期工人运动的组织者
五四运动以后，邓中夏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把学到的革命理论运用于实际，深入工人众，发动和组织工人。1920年3月，他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在北京大学参加发起组织“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同年4月，他带领一批“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成员，到北京产业工人聚居地长辛店，宣传革命道理，开始与工人建立联系。1920年5月1日，邓中夏从北京赶到长辛店，
在铁路工人中进行演讲，宣传劳工神圣，阐述五一劳动节的历史及意义，并散发了《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宣言号召工人团结起来，驱逐那些“不做工的官僚、政客”，把工厂、田园收回自己管理。他较早地与工人从思想上沟通，行动上接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是通过邓中夏这样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传播到工人众中来的。
1920年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北京附近的工人运动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同年1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指导工人运动的通俗小报——《劳动音》，在长辛店工人中影响很大。邓中夏在《劳动音》创刊号上发表了《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一文，明确指出，《劳动音》的任务，在于阐明真理，增进一般劳动同胞的知识，并指导一般劳动者解决人剥削人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同时还“纪述世界劳动者的运动状况，以促进国内劳动同胞的团结，及与世界劳动者携手，共同去干社会主义改造的事情”。这段话说明了《劳动音》的宗旨就是要提高工人的觉悟，促进工人团结，推动整个工人运动的发展。
邓中夏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早期成员，他接受党组织的委托，于1920年12月以“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名义，与张太雷等4人到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他看到工人之间互相亲爱和团结，更加“痛恨现在社会上的人太无感情。互相诈虞倾
轧”。所以对于工人“就生出无限希望”，并憧憬着未来美好社会中人与人的和睦关系。1921年1月1日，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该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完全知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它分日夜两班，夜班是工人上课，设国文、社会常识、科学常识、工场和铁路知识；日班是工人子弟上课，课程与普通国民高等小学堂的课略同。教员大都由北大学生担任；教材由教员自已编写。先教识字，再讲道理，使工人们既能学习文化知识，又能听到革命道理，注意把提高文化水平和传播革命思想结合起来。邓中夏经常到校讲课，讲得生动具体，通俗易懂，善于抓住工人思想，因而深受欢迎。例如他在阐述工人阶级伟大时，不是泛泛空发议论，而是从工人的日常织布、筑路、盖房讲起，阐明了“工人的劳动创造了世界一切“这一深刻道理，经他通俗讲解，工人们明白了劳动者的“穷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合理”。只有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才能铲除人剥削人的罪恶制度。他说：“只有我们大家团结起来，五人团结上只虎，十人团结一条龙，百人团结像泰山，谁也搬不动。”几十年后，还有工人能回忆起他讲课的生动情景呢！
长辛店工人，在北京党组织和邓中夏的关怀和教育下，迅速地觉悟起来。1921年5月1日，长辛店工人首先举行庆祝五一劳动节众大会。劳动补习学校学生唱出了“走上光明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贫富贵贱，责任惟互助，愿大家努力齐进取”，“要把强权制
度一切消除尽”的歌曲。当天会上宣布，长辛店工会正式成立；会后举行游行示威。邓中夏和工人们一起游行庆贺，兴奋不已。回到北大后，他奋笔书写了一首长诗，歌颂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在诗的末尾，记述了他与工人骨干谈话的情景及内容：坐灯光底下，作扪虱之谈。“人生”、“社会”，“世界共产”，都是我们的话题。
广泛开展劳动立法运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久，建立了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邓中夏是书记部负责人之一。1922年5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邓中夏参加大会的领导工作；会后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在会上驳斥了有碍工运发展的种种谬论，展开了对国民党右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邓中夏提出的《工会组织原则案》，是大会讨论的中心之一。他指出：“确定工会组织以产业组合为原则，只有手工业工人方能斟酌采用职业组合。”这是我们党总结的一条成功经验，它便于发动和组织工人，培养工人的团结精神，具有重大意义。
这次劳动大会的召开，无疑是引导工人阶级开始走向全国团结的道路。但这次大会的最大
缺点，就是没有针对即将出现的罢工高潮，制定一个当前的斗争纲领。在同年七八月间，以邓中夏为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开展了“劳动立法运动”，弥补了这一缺陷。1922年夏，北方发生直奉战争，吴佩孚打败张作霖并宣布恢复国会。乘所谓重开国会和制定宪法的机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号召全国工人开展劳动立法运动，并拟定包括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罢工和言论自由为内容的劳动法大纲十九条通知全国。唐山、郑州、长沙地区的铁路、煤矿、纱厂等工人首先起来响应。他们组织劳动立法大同盟，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通 电北京政府国会，要求将劳动立法列入宪法之中。书记部曾为此在北京面见国会议员，指出他们欺压人民，历来无恶不作，声誉狼藉，根本无意制宪。书记部所提出的劳动法大纲，不可能由国会通过并列入宪法。但这十九条劳动法大纲，却深入工人众，成为即将出现的工运高潮的具体斗争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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