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名教而任自然
浅议“越名教而任自然”
文学院07级本科（4）班 薛立华  指导老师：张岗
摘要：“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时的名士嵇康思想的总纲。这一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涵盖了嵇康的哲学、伦理道德以及人生态度和理想人格等各个方面。本文对嵇康 “越名教而任自然”所蕴含的这些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名教；自然；嵇康
Abstract: "Exceeding the Confucian ethical code and giving the reins to nature " is JiKang’s general thought in Wei-Jin period. This thought has rich connotations, covering the philosophy , ethics and life attitude and ideal personality, etc of JiKang .This paper analyses and discusses all these aspects which contain in JiKang's
"exceeding the Confucian ethical code and giving the reins to nature ".
Key words:  the Confucian ethical code; nature; JiKang
什么然而生魏晋时期，是一个分裂、动荡的时代，尤其在司马氏集团篡取帝位之后，假借“名教”之名，采取种种残酷的手段镇压迫害异己力量，致使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这个时期“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1](卷49)整个社会充满着血雨腥风，与此同时，各种反抗因素也在逐步增多。尤其是在思想方面，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纲常名教受到了强烈的质疑和冲击。有识之士开始对此进行反思，他们对社会政治的态度由积极参与到忧患愤激又到逐渐冷淡。这时的士人们隐逸乡野，希望在大自然的山林之中，享受人生之乐，以慰藉受伤的心灵，寻求世界和人生的真谛。而嵇康正是这一时期士人们的杰出代表，他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这不仅在当时的玄学界有重要影响，而且对魏晋士人独特的心态与不羁的风度也影响深远。嵇康的这一主张，有着丰富的内涵，涵盖了嵇康对哲学、伦理道德、人生态度与理想人格等各个方面的思考。下面本文将根据嵇康的《释私论》、《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卜疑》、《太师箴》、《声无哀乐论》、《养生论》、《答向子期难养生论》、《明胆论》等文章对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所体现的这些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内涵
“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嵇康思想的总纲，它出自嵇康的《释私论》：“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
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2](卷6)这里的“名教”指的是儒家所提倡的伦理纲常；“自然”指的是人或事物的本性或天性。嵇康的“越名教”就是要人们超越甚至摒弃儒家的伦理纲常。比如就拿嵇康的《答难养生论》中一段他对孔子的议论来说：“或修身以明汙，显智以惊愚，籍名高于一世，取准的于天下；又勤诲善诱，聚徒三千，口倦谈议，身疲磐折，形若求儒子，视若营四海。神驰于利害之端，心惊于荣辱之途，俯仰之遗世坐忘，以宝性全真，吾所不能同也。”[2](卷4)嵇康笔下的孔子不过是一个为了名利四处奔波的势利之徒，完全没有儒家士大夫所推崇的孔圣人的崇高。既然儒家士大夫所推崇的孔子在嵇康笔下都是这样一个形象，那么嵇康所提倡的“越名教”很显然就是要超越甚至摒弃儒家所提倡的伦理纲常。另外，他还批判儒家经典说：“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求；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2](卷7)这就道出了儒家经典摧残人性的本质。
在嵇康提倡摒弃这种“名教”之后，希望人们能够做到“任自然”。如何做到“任自然”？嵇康说：“齐万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也就是说，一个人应该顺着他的自然本性去生活，
想说什么就大胆的去说，想干什么就大胆地去干，不必理会社会上的清规戒律、条条框框，也不必理睬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各个方面的指责与批评，真正活出自己的天性。
以上是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基本内涵和主张。但是在嵇康临死之前写的《家诫》中，却希望他的子孙后代能恪守儒家的伦理纲常。这显然与嵇康此前所提倡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相悖的。那么嵇康的主张与他的做法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矛盾呢？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联系当时的社会环境。当时司马氏集团假借“名教”之名而行篡夺之实。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也正是借反对名教（儒家的伦理纲常）来反对当时司马氏集团的黑暗统治。但他的反社会终归是个人行为，以一己之力是无法与整个社会做斗争的，最终只能以悲剧收场。因此在嵇康临终前他看到统治阶级力量的强大，而自己只能空谈玄学无法改变社会现实时只能罢手，以期后代子孙平安幸福。所以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既有反对儒家伦理纲常束缚人性的一面，也有反对当时社会黑暗统治的一面，但归根结底是嵇康用反对儒家伦理纲常反对司马氏集团的黑暗统治。
二、“越名教而任自然”反映的嵇康思想
1、哲学思想
“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嵇康哲学思想的核心。《晋书》说：“嵇康字叔夜……，学不师授，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1](卷49)因此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哲学思想是以道家的怀疑、批判、超越精神为手段痛斥名教的虚伪。虽然如此，但嵇康所借用的道家之“道”与老庄所提倡的“道”有本质的区别。老庄之道是以牺牲自我情感的丰富性来实现其人生理想的，嵇康则是立足现实的、面对现实的；老庄是在逃避中、想象中体验其自由的境界，嵇康则是在与现实的斗争实践中，感受着“道”的真谛；老庄的“道”来源于生活又脱离了生活，嵇康则把它推向了生活；老庄的“道”是纯精神的，嵇康则把老庄的“道”第一次广泛而深刻地付诸于生活实践，追求返归自然，以自然、虚静为怀，进入了一种空灵飘逸的境界。[3](第43页)
由于嵇康哲学思想的现实性，就注定了这种哲学思想与司马氏集团所提倡的虚伪的名教格格不入，因此，从一开始嵇康的哲学思想就有它反名教的社会功用。嵇康在《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中明确说道：“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纵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纵欲则得自然，然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2](卷9)在嵇康看来，“名教”是违背自然束缚人性的，是让人变异的东西。因此，嵇康的哲学在反名教的同时就有更高的追求。可以说是一种境界意义的哲学形态。他的哲学思想已经从现实退回到自
身，企图通过精神修养在自我生命中获得对本我的认识，由此达到一种完全超越世俗名教，精神与自然本体合一的生命境界。面对现实的人生困境，人们应该如何修身养性呢？嵇康认为问题的根本不在是非善恶的抉择，因为它已经被现实的名教所扰乱，而在于自我意识和精神的觉醒，觉醒到自然才是生命的根本。没有这种心灵的觉醒，就不可能有是非善恶的正确识别。觉醒的方法就是“释私显公”，即去其自私的虚伪、隐匿之心，袒露自然的真实性情，使心灵完全显现出一种纯朴、坦荡、和谐的自然状态，从人的心灵深处真正实现对现实名教的彻底超越。
众所周知，一切哲学思想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嵇康也不例外，嵇康生活于魏晋这一十分特殊的历史时期，他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哲学思想同样也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在嵇康所生活魏晋时期，如何为士人到一个真正的安身立命的精神追求，可以说除了“越名教而任自然”，很难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2、伦理道德
“越名教而任自然”也是嵇康伦理思想的总纲，是贯穿嵇康伦理思想的一条醒目的主线索。这里的“名教”即当时统治阶级司马氏集团提倡的伦理道德纲常。那么这些东西是如何产生的呢？
嵇康在《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中作了回答：“至人不存，大道凌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区别物，使有类族；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定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2](卷9)在这里，嵇康认为“名教”产生的原因是“至人不存，大道凌迟”而“始作文墨，以传其意”、“劝学讲文，以神其教。”也就是说，“名教”的产生其实是人有意为之，绝非自然存在。是少数人所制定的用来约束多数人的工具。众所周知，名教以“孝悌”为本，以正名定分为主，为巩固封建的宗法等级制度和建立大一统的统治秩序，以种种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来约束人心，以达到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根本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名教所传播的东西必然会造成人格的扭曲。既然这样，那么人们就可以选择接受它，也可以选择摒弃它。在嵇康看来，六经之学已成为束缚人性的咒语，困扰人性的罗网。所谓的儒家纲常都只是束缚人的自然本性的工具，所谓的仁义廉让都只是争夺虚伪的副产品、遮羞布。因此，嵇康“以六经为荒秽，以仁义为臭腐。”所以嵇康才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
接着嵇康又说：“洪荒之世，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至德之世也。若此，则安知仁义之端，礼律之文？”[
2](卷9)这是嵇康所言的“任自然”的理想境界。在这里没有伦理纲常对人性的束缚，民众遵顺自然的规律，过着和谐的生活，大家不知道仁义道德是什么，全社会却能“物全理顺、莫不自得”而且还能“怡然鼓腹”。这就是嵇康所提倡的人们摒弃伦理纲常以后任由自己的本性生活的一个理想社会。
但这仅仅是嵇康的理想而已，面对社会现实，他认识到伦理纲常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因此他也对伦理纲常的根源作了深入的剖析。嵇康在他的《太师箴》中写道：“厥初冥昧，不虑不营，欲以物开，忠以事成，犯机触害，智不救生，宗长归仁，自然之情……先王仁爱，愍世忧时，哀万物之将颓，然后莅之。” [2](卷10)这是嵇康描绘的伦理纲常产生的客观事实。当“厥初冥昧，不虑不营”被打破后，为了维护现实社会，“宗长”和“先王”就以“仁”为武器来约束人的欲望，而且，这是“自然之情”，无疑，这“仁”是本于民众的自然本性的真正的“仁”，嵇康对这也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他对现实的伦理纲常却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说：“故仁义务于礼伪，非养真之要求；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 [2](卷9)“下逮德衰，大道沉沦，智惠日用，渐私其亲……利巧愈竞，繁礼屡陈，刑教争施，夭性丧真。” [2](卷10)在这里。嵇康指出，产生于“理伪”、“争夺”的“仁义”、“廉让”，是违背自然规律的，随之而起的“繁礼”、“刑教”也是出于社会的需要，所以他的实行，只能使民众“夭性丧真”。
对此，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伦理思想，让人们克服或者避免这些出于社会的需要而制定的繁琐的礼仪。
嵇康为何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这种伦理思想呢？我们知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文化是一种政治化了的伦理文化，因此，抓住了伦理道德问题，也就是抓住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文化关键。所以，嵇康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就自然而然地用伦理道德作为反击当时社会黑暗统治的武器。
3、人生态度、理想人格
“越名教而任自然”也是稽康的人生态度和理想人格的集中体现。众所周知，生活于魏晋时代的士人形成恣情任性、不拘礼俗的士风，即“魏晋风度，”自由、洒脱、超然物外的时代精神，是当时人们普遍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嵇康正是以自己的思想和实际行动尽情地展现了这种时代精神，是思想与行动的完美结合，是对他所追求理想人格的努力。嵇康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对钟会的造访“不为之礼而锻不辍”[1](卷49)，“临行东市，神气不变”[4](第73页)等等，这些行为都是他为表露自己对抗虚伪的名教，向往淳厚之真情而采取的一种处世方式，是发自于心，自然呈之于外，是内淳至而外坦荡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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