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货币政策分化的背景 决策依据
中美货币政策分化的背景 决策依据
一、今年以来,中美货币政策呈现明显的分化走势
今年以来,中国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坚持“以我为主”,针对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宽货币、宽信用,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这与以美国加息缩表的货币政策出现明显分化,与金融危机以来中美货币政策长期“共振”的情况有着明显不同。
中国货币政策在坚持总体稳健基调同时边际宽松,更加主动应对内外部压力及不确定性。
在总量政策方面,央行1月下调MLF利率和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利率各10个基点,4月全面降准0.25个百分点,为实体经济提供有力支持;在结构性政策方面,再贷款类型不断丰富,规模持续增加,并针对房地产市场低迷的情况,于5月宣布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调整为不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减20个基点;除此之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也加强协调联动,3月8日央行公告称,将向中央财政上缴结存利润,总额超过1万亿元,截至5月底已上缴8000亿元,主要用于留抵退税和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支持助企纾困、稳就业保民生。5月25日,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后续中国货币政策或将进一步边际放松。
与中国宽货币、宽信用的政策基调相反,以美国为首的全球不少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均出现边际收紧态势。5月4日,美联储会议决定将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上调50个基点,同时宣布从6月开始启动缩表计划,初始阶段美国国债的缩减规模将为每月300亿美元,3个月后每月减持规模将扩大至600亿美元;6月9日,欧洲宣布计划7月加息25个基点,并从7月1日起停止净资产购买;此外,今年以来,澳大利亚、韩国等央行也采取了加息措施。这与中国宽货币、宽信用的政策走势出现明显分化。
二、中美货币政策分化存在多重原因
中美货币政策的分化,是两国央行基于本国国情的自主选择,与两国经济基本面、政策空间等密切相关。具体分析,中美货币政策分化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中美两国经济基本面走势分化。降准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趋于缓和,就业压力趋缓,但前期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导致通胀压力大幅飙升,是美联储开启加息缩表的主因——当地时间6月10日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CPI同比升8.6%,创1981年12月以来新高。与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受稳价保供及终端需求疲弱影响,中国CPI虽有所上涨但仍处于3%以内,通胀压力相对可控,稳增长、稳就业的压力相对突出。从中国经济运行来看,今
年以来,受疫情反复和俄乌冲突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进一步加大,全年实现5.5%的预期目标难度加大。在经济下行、微观主体修复面临多重困难的背景下,国内就业压力明显加大,4月份全国调查失业率攀升0.3个百分点达到6.1%的高点,高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其中16至24岁年龄段的青年体的就业压力尤为突出,其调查失业率高达18.4%。两国经济基本面的分化是两国货币政策取向不同的最为直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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