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宁市历史名人
唐朝进士张九宗 中国创建书院第一人 
  在四川省遂宁市市区城南开善路,凡50岁以上的男女都知道开善河畔山上曾有一座有5个天井、40多间房的大型庙宇——开善寺,说:开善寺是广德寺的山门,山上古树参天,三四个人牵手都不能合抱树身。过去开善寺叫滴油寺,最早是叫碧游寺。
  原来,一千三百多年前,此山叫梵宇山,后名梵云山。广德寺道圆大师(为克幽禅师衣钵弟子,克幽圆寂,道圆即法席住持广德寺)来到此处“九思山房”做客,见山绿水清仙气缭绕,异鸟珍禽飞翔林间、九思山房书声朗朗,不禁合掌礼佛,在九思山房前结庐建寺,命名为“碧游寺”。而九思山房的主人,就是我国创建书院的第一人——唐朝进士张九宗。
  张九宗,生卒年不详,遂宁人,自幼聪颖好学,文思过人。贞元十一年(795年)九宗中进士,出任戎州(今四川宜宾)刺史,注意民风,着重教化,治理有方,政绩显著。后历任同州(今陕西大荔县等地)、华州(今陕西华县)、普州(今四川安岳)、遂州(今四川遂宁)、邛州(今四川邛崃)等五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后持节封侯,归曲乡郡(资料来自市档案馆《遂宁县志》)。
  张九宗在任遂州刺史时,见遂宁学宫废圮,于是致力恢复,亲自主讲,大力提倡教育,使遂宁文风日盛。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书院——九宗书院。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萌芽于唐代,兴盛于宋代,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大学雏形。
  “九宗书院”是历史上最早的书院,建于唐贞观九年(635年),距今有一千三百六十多年的历史。据志书记载,岳麓书院创办于公元976年,距今一千零二十多年。世界建立最早的大学是埃及的“爱资哈尔大学”,创办于公元983年,比岳麓书院创立晚了七年。而遂宁的“九宗书院”,比著名的岳麓书院早创建三百多年。九宗书院的创建,标志着中国教育体制中一种新的办学形式的诞生。
  张九宗在遂宁城南原废圮学宫旧基建书院,名“九宗书院”。张九宗讲学其中,亲植柏樟,《通志》称:“遂宁文学,自九宗倡焉。”
  张九宗在梵云山遍植佳木奇花异草畜养鸟兽,取山庄名“九思山房”。“九思”取自《论语•季氏》:“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其含义是:勤于思考,时时思考,每事思考。另外, “九”在中国传统文化
里,表示“最大”的含义,“九思”也可理解为“思考到极限”。而这,孕育着中国书院作为聚徒讲学的教学机构特质:以私人讲学为主,学子读书求学,自由研究学问,传播学术主张及思想观点。
  九思山房大门楹联:“欲藉水山来养性,更凭花鸟去偷春。”张九宗的《荣禄诗》:“牛羊衔草窥环佩,鸟雀离花听管弦。”可看出书院的景致与诗人的另一种闲情逸韵。诗人吟诗:“梵云春晓画图间。”自此,“梵云春晓”成为遂宁名胜景观之一。
  一千三百多年来,“九宗书院”随沧海桑田而变迁:毁于五代末孟知祥之战 。宋庆历四年 1044年 太守廖询复建于郡城东,后被江水冲毁。嘉泰二年 1202年 转运史王勋、知州赵善宣迁建于书台山麓,易名“书台”。嘉定年间书台山附近有二雁塔,刻录唐、宋以来科甲名士。殿廊有石刻《考经》,传为宋徽宗亲书。唐、 宋迄元,擢第者为蜀书院之冠。明洪武四年 1371年 松江儒士钱恕知遂宁,与州同陈善授捐俸重修。“新绘七十二贤及历代道学宗儒”奉祀其中。嘉靖九年 1530年 知县郑重威重建,二十一年扩大规模。崇祯末毁于兵火。清乾隆四十三年 1778年 举人席有源、李晋阳集资呈准知府汪世椿,仍于书台山旧址重建。讲堂名“撷秀”,厅堂匾“学生”,书斋7间东名“明志”,西为“致远”。
  嘉庆、道光年间三次重修、补修,院内“岚光翠柏,蔚然深秀”“历代鸿儒各臣,蝉联辈出”。清末改为天台寺初级小学。
  据《遂宁县志》:在城南开善寺,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乡试解元,后曾任兴平县令的章评,建“梵云山书院”并在此讲学。现在,梵云山上却不留书院一丝痕迹,但道圆大师建的碧游寺(即开善寺),晨钟暮鼓、僧侣诵经却延续至遂宁破 “四旧”时方寂灭无声。
山东名人
  (罗桂兰) 
  风华绝代说黄峨
  明嘉靖三年(1524年),“议大礼”事起,席书揣摩帝意 被皇帝倚为重臣。在这起政治事件中,同样也牵扯着另一个四川遂宁文人的命运,那就是风华绝代的巾帼诗人黄峨。
  黄峨的丈夫是明代文学家杨慎(1488~1559),他两次上疏议大礼,又“跪门哭谏”,聚众请愿,竭力反对将皇帝亡故的父亲兴献王尊为“皇考”,享祀太庙。帝大怒,两次廷杖杨慎,后谪戍云南永昌卫。黄峨从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中跌入苦难的深渊,开始了与丈夫分别达30年之久的辛酸人生。
  黄峨(1498——1569),字秀眉,遂宁西眉乡皇榜石人,工部尚书黄珂之女,自幼聪明好学,博览书,通经史,擅书札,工诗文,少时就以诗曲名满京城。
  琴瑟和谐流佳韵
  在《遂宁县志》中,保留了一首黄峨的处女作《闺中即事》:
  金钗笑刺红窗纸,引入梅花一线香;蝼蚁也怜春早,倒拖花瓣上东墙。
  这首情趣盎然的玲珑小诗,表现了这位天真少女向往春日美景的烂漫情怀;观察生活细致,写作技巧高明。因此,长辈们十分器重她,将她比喻为东汉时的女才子班昭。
  状元郎杨慎读到此曲,对黄峨的才情赞叹不已,倾慕之心油然而生,元配亡故后迎娶黄峨过门。
  一对才子佳人在桂湖畔吟诗论文,弹琴作画。中秋之夜,夫妻二人在桂湖赏月。黄峨轻吟友人泸雍所作的《桂湖夜月》:“月白湖光净,波寒桂影繁,人间与天上,两树本同根”,表达与丈夫天上人间永不离分的愿望。杨慎摘一枝金桂花插上黄峨乌黑的发髻,随即口占道:
“银汉无声下玉霜,素娥青女斗新妆;折来金粟枝枝艳,插上乌云朵朵香”。黄峨高兴地将此诗记下,题为《桂林一枝》……
  然而,他们并没有沉溺于小家的安乐,两人常谈论政体,忧国忧民。在京城的官邸里,黄峨成为杨慎的贤内助。
  江陵古渡恨别离
  嘉靖三年“议大礼”事起,杨慎被谪戍云南永昌卫(今保山市),且“永远充军”。黄峨听到这不幸消息,肝肠寸断,急忙收拾行装,率仆赶到渡口,誓与丈夫同生死共患难。黄峨、杨慎乘船沿北运河南驶,在黄峨的精心护理下,杨慎的杖伤逐渐好转。可是,杨慎被害充军,朝廷中的奸佞们还不善罢甘休他们又派遣刺客,伺机暗害杨慎。黄峨早有提防,加意保护,刺客们从京城跟到千里以外的山东临清,一直没有下手的机会,只好悻悻离去。
  船行至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便是去滇入川的分道处了。按照规定,罪犯不能带家眷至戍所。黄峨只得忍痛惜别,在朔风飞雪中,这对江陵古渡边的恩爱夫妻难分难舍,悲泪纵横。红颜一曲《罗江怨》,让人读后九回肠:
  空庭月影斜,东方亮也。金鸡惊散枕边蝶。长亭十里、阳关三叠,相思相见何年月。泪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结,鸳鸯被冷雕鞍热。
  寄情滇南空断肠
  江陵一别,黄峨回到新都。此后,她与杨慎虽关山万里,但情深意笃,年复一年,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词曲,抒发自己惆怅思念之情,如著名诗篇《寄外》:
  雁飞曾不度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朝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
  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
  全诗用典贴切巧妙,感情真挚动人,表达含蓄婉转,读来催人泪下。
  嘉靖五年(1526),杨慎乞假回蜀探望病重的父亲杨廷和。杨廷和痊愈后,黄峨便随同杨慎,跋山涉水赴云南戍所,在云南生活三年。直到1529年8月,杨廷和病故,黄峨回蜀挑起了家庭重担。
  根据明朝的律例,罪犯年满70即可归休,不再服役。可当70岁的杨慎老人归蜀不久,
却被明世宗的鹰犬派遣四名指挥将他抓回云南。悲愤至极的杨慎不到半年即含恨死在一座古庙中。
  噩耗传来,黄峨不惜以花甲之年徒步赴云南奔丧。灵柩运抵新都,家庭中人和亲戚朋友都主张厚葬杨慎。黄峨强忍悲恸,力排众议,以简单丧仪装敛杨慎遗体。不久,明世宗果然派人来查验,见死去的杨慎穿戴着戍卒的衣帽静躺棺内,一副服罪的样子,不到借口刁难,免去大祸。众人从心里佩服和赞赏黄峨有先见之明。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明世宗死,穆宗即位。已死7年的杨慎恢复原官职,追赠光禄寺少卿,后谥文宪公。黄峨也由安人晋封为宜人。隆庆三年(1569),黄峨病故。
  黄峨的著作十分丰富,《四川总志》记载她“有文集传于世”,而她一生所写的诗、词、曲则更多。但她不愿子侄辈看到自己情意缠绵、悲愤哀思的文字,随写随毁,多不存稿,因而能够得以留传下来的并不多。明隆庆以来所刊行的《杨状元妻诗集》、《杨夫人乐府词余》、《杨夫人曲》、《黄夫人乐府》、《榴阁偶存》等乃是黄峨著作中的幸存者,是我国妇女文学著作的珍贵遗产。
  明代贤相席书
  四川省蓬溪县有“三凤”乡,其名便来源于明代“三凤”:席书、席春、席彖三兄弟。席氏三兄弟都以进士为明朝名臣,世称“三凤”。其中尤以席书最为著名。
  席书(1461—1527)字文同,号元山,谥文襄,蓬溪县吉祥镇席家沟人,明弘治二年(1489)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历任明代工部尚书、左副都御史、礼部尚书、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等职。
  弘治五年(1492),席书任山东郯县知县,郯县地广人稀,旱涝不断,民多困苦。席书任知县三年,开发农田,大兴水利,兴教化,办学校,育人才,成效显著,郯地人民以“前有席(书),后有唐”谚语赞扬他,并为他立祠树碑纪念。
  弘治十六年(1503),云南白天似黑夜达七昼夜,地震、火灾不断,朝廷命侍郎樊莹巡视,樊莹视察后上表请罢黜云南监司以下官员三百余人。席书上疏言:“灾异系朝廷,不系云南。”慷慨陈辞:“今内府供应数倍往年,冗食官数千,投充校尉数万,斋醮寺观无停日,织造频繁,赏赉逾度;皇亲夺民田,宦官增遣不已;大狱据招词不敢辩,刑官亦不敢伸;大臣贤者未起用,小臣言事谪者未复;文武官传升,名器大滥。”指出朝廷不惩治朝纲、革除时弊,只是追究地方责任,实为“舍本而治末。”提出整治朝纲的七条建议,表现了
席书的正直与真知灼见。
  武宗继位后,席书任贵州提学副使。历来以学问为根本的席书,为振兴贵州的落后文化,整顿全省书院,严选教官,亲自给书院学生讲学,并冒着被当权宦官瑾迁怒之险,拜访延请曾因抗疏忤旨,触怒乱政权阉刘瑾的著名教育家、哲学家王守仁到贵州省立文明书院执教。《中国书院辞典》席书条谓:席书“性嗜静养,学问以周程二子为宗。正德初,提学贵州,悉心文教,与毛科同修书院,课士‘先德行,后文艺’。时王守仁谪龙场,亲致书聘请主贵阳文明书院,‘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之礼事之’。‘亲问朱陆同异之辨’,守仁‘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使豁然大悟,从此常‘公余则往见,论学或至夜分,诸生环而听者以数百,自是贵人士始知有心性之学’。”在贵州文化现象与教育设施方面,席书在历史上功不可没,影响至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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