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念海先生与中国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第十七辑
史念海先生与中国历史地理学
辛德勇
史念海先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年适值先生八十八岁华诞，我因有幸入室受教，成为先生指导的首批博士，特撰写本文，以申贺忱。
一、积极探索突破传统沿革
地理学的桎梏
史念海先生1912年岀生于山西平陆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为他取字筱苏，寓义于“苏海韩潮”，期望他能够取则于苏东坡，在文学上有所建树。尽管史先生后来并没有从事文学写作，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他那流畅的文笔，特别是文言和半文言文章中，清楚地看出他青少年时期在古文上所花费过的功夫。先生曾经向我讲过少年时父亲督促他每天练习写一篇古文，不做完功课不能吃饭的情形；也讲过上大学时有时夜里起来与同学探讨《聊斋志异》洗练笔法的逸事。1932年，先生在太原进山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聆受陈垣先生亲授课程，在历史考据训练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清代乾嘉考据学家的精湛成就所折服，故所做毕业论文即以《钱竹汀大昕先生之史学》为题。
清代乾嘉学者在地理学上的主要贡献是把沿革地理的研究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史念海先生对于乾嘉学术的继承也是在沿革地理方面。而他之所以会走上研究沿革地理这条道路，则是与《禹贡》半月刊以及禹贡学会的创办具有直接关系。1934年初，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顾颉刚先生在北平创办《禹贡》半月刊，随后又在1936年正式组建禹贡学会，大力倡导研究沿革地理。《禹贡》半月刊的作者和禹贡学会会员最初都是以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三校的在校学生为主。史先生从一开始就积极加入这一研究行列，成为《禹贡》半月刊的作者和禹贡学会的会员，并在1936年大学毕业后，作为编辑，留在学会，协助顾颉刚先生编辑出版刊物。在校学习期间，他从1934年起，陆续在《禹贡》半月刊上发表了《两汉郡国县邑增损表》、《两唐书地理志互勘》、《西汉侯国考》等论文，显示出较高的研究水平和文字能力，得到顾颉刚先生的赏识。1935年，顾颉刚先生应商务印书馆之邀，为该馆编纂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撰写其中的《中国疆域沿革史》一书。由于事务繁多，一时无法分身，便想到了在辅仁行将毕业的史念海先生，请他来帮助撰写这部书稿。史先生受命后；在杨向奎、童书业、韩儒林、张维华等人的襄助下，按照顾颉刚先生设计的纲目，集中全部精力，用短短一年多时间，顺利完成这部书稿，在1937年出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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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国现代第一部公开问世的沿革地理专著（谭其釀先生谓在此之前，“综括此学之各部门，提纲挈领，勒为一书，足供一般学人参考者，殆未之见”，足见学术界公认本书为系统研究中国沿革地理的开
创之作）。由于商务印书馆本来是约请顾颉刚先生来撰写此书，所以出版时便由顾颉刚和史念海师生合署作者姓名。
《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出版，除了其在沿革地理学方面的学术价值之外，在当时还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抗战前夕的东北三省，早已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蚕食，敌寇兵锋且及于山海关内，鲸吞中国之野心昭然若揭。本书第一章绪论在论述其撰作缘起时即明确交待说吾人处于今世，深感外侮之凌逼，国力之衰弱，不惟汉唐盛业难期再现，即先民遗土亦岌岌莫保，衷心忡忡，无任忧惧！窃不自量，思欲检讨历代疆域之盈亏，使知先民扩土之不易，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轻付诸敌人，爰有是书之作。”在此前后，史先生还发表了《西汉淮南三国考》、《秦县考》、《西汉燕代二国考》等论文，对一些沿革地理问题做了深入的专题研究。
中国古都在顾颉刚先生指导下撰写《中国疆域沿革史》一书，奠定了史念海先生治学的一个重要取向和鲜明特，这就是使自己的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密切相结合，学术研究一定要为世所用。《中国疆域沿革史》出版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占领北平，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禹贡学会的工作被迫中止。史先生到大后方重庆后，先任西北文化学社编辑，以后又任国立编译馆副编审，同时协助顾颉刚先生编辑《文史杂志》。从这时起，史念海先生开始思考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不管是自己刚刚写就的《中国疆域沿革史》，还是七大卷《禹贡》半月刊上所发表的论文，从研究角度上来看，还都没有超出传统的沿革地理学范畴；而这门学科要想取得发展，就不能继续停留在沿革地理的传统水平上，需要有所
突破推进。顾颉刚先生创办《禹贡》半月刊和禹贡学会，为建立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顾先生本人也并不满意刊物和学会的研究内容仍旧局限在沿革地理范畴之内的状况，所以当史念海先生和他谈到自己的想法时，顾先生对此十分肯定，并明确指导他，要想实现研究范畴的突破，首先要用地理的变化来说明问题，要运用地理学的理论从事论证；为此，应该尽量学习地理学。由此发端，史念海先生开始了突破传统沿革地理学桎梏的积极探索，同时也确立了他治学的另一个鲜明特，那就是不断拓展学术研究领域和丰富学术研究方法。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从1939年起，史念海先生的研究换角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很少再研究传统的沿革地理问题，而是着眼于人口迁徙、边疆开发、交通运输、都城选址、军事地理方略、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影响等一系列历史经济和人文地理问题。截止到1949年，他在这些方面发表的重要论文有:《晋永嘉乱后中原流人及江左居民》、《晋永嘉乱后江左对于流人之安置》、《关中水利与西北盛衰史之研究》、《汉代对于西北边郡的经营》、《秦汉时代国内之交通线》、《娄敬和汉朝的建都》、《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论战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及其所受地理环境的影响》等，此外还在1944年出版了他的第二部专著《中国的运河》。他通过这些著述，为创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做出了重要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史念海先生任西北大学史地系教授，并出任系主任。后来从该校分出西安师范学院，继之扩大为现在的陕西师范大学。史先生仍长期担任历史系教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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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后曾出任副校长。80年代该校建立
唐史研究所和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后，又担任这两个研究所的所长。他为创建中国历史地理学所做的最大贡献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运用自己自30年代末以来的长期探索和积累，在较短的时间内，写成了一部20万字左右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在这部书稿中，他不仅明确划定了新型的历史地理学与传统的沿革地理学在理论上的区别和联系，而且全面论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各个主要分•支领域的问题，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经济地理等各部分。史念海先生的这部著作与时下一些综合各方面研究成果的同类著述是迥然相别，不可共语的。这部书稿不仅从头至尾都出自先生潜心研究，结论直接得自第一手史料（当时也基本上没有什么现成的东西可供参考），且融会自己的学术思想和风格于字里行间，质量和水平不仅在当时还处于拓荒阶段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处于前沿，就是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已臻于高度成熟的今天，仍旧不是常人所易于企及的。更为重要的是他通过这部书，事实上为新型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勾勒了基本框架。这部书稿虽然由于史念海先生治学严谨，精益求精，一宜想等待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再行岀版，而以后新的任务接踵而至，又经历“文化大革命”，一直到1991年底才正式修改岀版，但从50年代初起，油印本即散布很广，一些院校的相关专业也曾采用为教材，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总之，我认为《中国历史地理纲要》的诞生，可以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已在中国全面建立的重要标志之一。至此，史念海先生基本完成了他对突破传统的
沿革地理桎梏的探索，并且为全新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构建了基本的框架。
二、不断拓展中国历史地理学
的研究领域
自从20世纪50年代初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勾勒出基本框架以后，史念海先生即不断拓展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各个主要分支领域内都做出了重要的开拓性贡献。
在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他主要研究历史经济地理问题，撰写有《春秋战国时代农工业的发展及其地区分布》、《战国至唐初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发展》、《秦汉时代的农业地区》、《开皇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农业的发展》、《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陕西地区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等论文，深入研究了隋唐以前中国主要经济区内历史经济地理的基本面貌，在当时对于开展历史经济地理研究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70年代末以后，史念海先生重又研究历史经济地理问题，研究的重点则是与历史自然环境变迁密切相关的北部环境敏感地带的农牧业分布问题。他相继撰写了《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分布及其变迁》、《隋唐时期黄河上游的农牧业》、《唐代河北道北部农牧业地区的分布》、《论两周时期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等一系列文章，把历史经济地理研究与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充分阐
释了这两大地理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1963年9月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他的第一部论文集《河山集》初集，就是一部以经济地理内容为主的历史地理论文集；同时这也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历史地理学论文集。
上面所说的历史经济地理实际上只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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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济地理内部最基本的农牧业和手工业问题。对于历史经济地理范畴内的其他一些重要领域，史念海先生也早在50—60年代就做出了很好的研究。如关于历史聚落和都邑地理，他在50年代即写有《释〈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石器时代人们的居地及其聚落分布》等论文，较早注意到聚落和都邑的历史地理研究。至80年代由他倡导建立中国古都学会以后，史念海先生长期担任会长，更投入大量精力，研究古代都城的历史地理问题，写有《中国古代都城建立的地理因素》、《中国古都学刍议》、《中国古都概说》、《中国古代都城建都期间对于自然环境的利用和改造及其影响》等重要论文，有关这些论文结集为《中国古都和文化》，于1998年7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些成果，既为中国古都学的建立确立了理论框架，同时也是对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特别是历史都城地理研究的重要贡献。
又比如在历史交通地理领域，如前所述，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史念海先生就撰有论著。20世纪60年代
初他又撰有《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三门峡与古代漕运》、《秦岭山下的运河》、《渭水的交通》等论文。“”以后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为《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也是研究历史交通地理问题。以后他还发表了《春秋以前的交通道路》、《战国时代的交通》、《隋唐时期和长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唐代通西域道路的渊源及其途中的都会》等文章，其中后两篇文章还把交通路线的研究与城镇体系研究结合起来。
历史区域地理也是史念海先生较早开始探索研究的一个领域。1965年，他发表《汉中历史地理》一文，综合论述了有关汉中地区的地名沿革、环境形势、农田水利、交通、物产、人口、军事地位等各项历史地理内容。后来在这方面他又写有《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河西与敦煌》等文，选择一些具有显著区域特点的地区，进行解剖。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史念海先生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上，一是黄土高原自然环境变迁及其影响的研究，一是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这两方面研究，不仅在中国历史地理的学科领域上，是他本人继建国前后的探索之后所做的进一步开拓，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他还一改过去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的做法，在较大范围和领域内，开始了野外考察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研究。促使史先生在研究方法上发生这一转变的直接契机，是1972年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将军指示陕西省军区，组织人力，编写一部《陕西省历史军事地理资料九史念海先生被请去主持具体业务工作，于是他不仅幸运地在“”尚未结束时，便有机会得以继续他在40年代就已开始了的历史军事地理研究.还得以在军方
提供的充分条件下，展开了大规模的野外考察工作。由于通过野外考察取得了不少文献记载所不具备的宝贵资料，发现和解决了许多单纯依靠文献记载所无法发现或解决的问题，使得野外考察与历史文献相结合，成为70年代以后史先生治学的一个常用方法和显著特。正是由于在陕北各地考察历史军事地理时对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问题有了切身的感受和认识，他才借助考察历史军事地理问题的机会，同时也展开了对于黄土高原历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的研究。紧接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组织全国学者编写《中国自然地理》丛书，邀请史念海先生参加《历史自然地理》分册的撰写工作，从而又使他有机会在全国各地进行考察，丰富了考察的范围和对象，更进一步执著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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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考察方法来解决历史地理问题。
这一时期关于陕西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发表有《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鄂尔多斯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等少数几篇论文，其他成果至80年代中期以后才陆续正式发表，主要有《陕西省在我国历史上的战略地位》、《陕西北部的地理特点和在历史上的军事价值》、《关中的历史军事地理》、《秦岭巴山间在历史上的军事活动及其战地》等。此外关于古代的重要军事关隘，他还撰有《函谷关和新函谷关》、《论雁门关》等文。这些论文均收入1991年出版的《河山集》四集。在此之后，史念海先生还写了许多有关历史军事地理的论文，如《
我国历史上东西对立局势和南北对立局势》、《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唐代原州的木峡关和石门关》等。他的这些成果，为进一步开展我国的历史军事地理研究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以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黄河及其支流泥沙含量变化过程为核心的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是史念海先生成就最为卓著的研究领域。1981年出版的《河山集》二集和1988年出版的《河山集》三集都是以这方面的论文为主，其中如《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侵蚀与堆积》、《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侧蚀》、《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下切》、《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论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生态平衡的失调及其影响》、《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论泾渭清浊的变迁》等，均已成为我国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经典性著述。此后他还撰有《历史时期黄土髙原沟壑的演变》、《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迁》等论文，继续深入研究相关问题。史念海先生的这些研究，特别注重人类生产开发活动对于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和经验教训，因此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陕西省的负责同志曾专门约请他撰写《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一书，以供当地各级干部在生产决策时参考；最近陕西人民出版社又编选相关论文•出版了《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一书，也是为了促使社会各界能够更为密切地关注这一重大环境问题，更为充分地吸取历史教训。
除了黄土高原和黄河之外，史念海先生在历史自然地理方面撰写的重要论文还有《论〈禹贡〉的导河
和春秋战国时代的黄河》、《河南浚县大丕山西部古河道考》、《论济水和鸿沟》、《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等，研究的范围涉及到全国各地。
20世纪80年代初，史念海先生又在全国率先研究历史文化地理问题，连续撰写了《唐代前期关中尚武风气的溯源》、《两〈唐书〉列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这两篇文章后收入1991年出版的《河山集》五集）、《由地理的因素试探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原因》等文章，对于历史文化地理的广泛开展，起到了积极的倡行作用。
史念海先生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各个分支领域的研究是全面的。前述《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初稿中就有对中国历史自然地理、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和中国历史人口地理的系统研究；在1992年的正式出版本中，又增加了历史民族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地理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历史地理学史的内容。而对有关问题，他也不同程度地写有专题论文。如关于历史人口地理畀也继1949年前的研究，写有《十六国时期各割据霸主的人口迁徙》等文,1991年还在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有《中国历史人口地理与历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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