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传播与接受 [字体：大中小]
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传播与接受
白睿文（Michael Berry），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东亚系教授、东亚中心主任，美国当今活跃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家、文学及电影评论家。著作包括Speaking in Images：Interviews with Contemporary Chinese Filmmakers （《光影言语》），A History of Pain：Trauma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 and Film（《痛史：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的历史创伤》），Jia Zhangke’s Hometown Trilogy（《相关何处：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与《煮海时光：侯
孝贤的电影世界》。译作包括王安忆《长恨歌》（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2007）、余华《活着》（To Live，2004）、叶兆言《一九三七年的爱情》（Nanjing 1937：A Love Story，2003）、张大春《我妹妹》与《野孩子》（Wild Kids：Two Novels About Growing Up，2000）。现正在进行舞鹤《余生》与张北海《侠隐》的英译。
吴赟：白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翻译
与接受是当今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也是关涉到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的重要问题。您是在这一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曾翻译了余华、叶兆言、张大春、王安
忆等多位中国著名作家的作品，而且译作在英语世界的反响都很不错。同时，
您还担任过红楼梦文学奖的评委，台湾电影金马奖的评委，也在包括《新京报》等众多报刊发表过文章。我想听一听您对于一系列相关问题的看法和建议。
我想先从您作为翻译家的这一身份问起。您从1996年开始翻译余华的《活着》，之后是叶兆言、张大春、王安忆的作品，到现在正在译的舞鹤的《余生》。原作千姿百态，您是如何选定这些不同的作品，开始翻译的呢？这些翻
译选择是纯粹出于个人兴趣，还是由出版公司指定推荐？
白睿文：到目前为止，我所翻译的作品，全部都是我自己挑选的。也有不
少出版公司约稿，给很可观的稿费，但都没有谈成，多半是因为我不喜欢那些
作品。我做翻译纯粹是出于爱好，一定要自己非常喜爱这部作品，才会把它介
绍过来。翻译就像谈恋爱，译者一定要对作品有很强烈的感觉，真的要爱上那
个作品，不然长达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翻译过程会非常痛苦。
当然另外一方面本文由www.LWlm.cOm收集整理也要考虑美国市场，要考虑在美国、在英文世界里有没有读者会喜欢这本小说。如果一本小说你很
喜欢，但翻译之后没有出版公司愿意出版，那也是没有用的。比如翻译《一九
三七的爱情》就受到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启发。当时《南京大屠杀》刚刚
出版不久，在美国引起轰动，我就想美国读者也会对《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感
兴趣，愿意去阅读它。不过这是次要的原因。我在南京住过，研究过南京大屠杀，自己也特别喜欢这本小说，觉得它有点重写《围城》的味道，是一本向钱
钟书先生致敬的著作。而且这本书也挑战了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应该说
它是南京大屠杀的前传，书从1937年1月一直写到屠杀开始，南京城被完全毁灭，那段时间——南京在民国时期最辉煌的一段历史，作者还原了1937年南京的另一种面貌，这是我选择《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进行翻译的出发点。我首先
是以自己的兴趣，以自己的文学观来判断，同时市场也是要考虑的。
另外，我对作品的选择没有局限，不会仅限于大的叙事小说或者当代题材
之中。选择不同题材的小说是给自己的挑战和鞭策，可以让我进入不同的文学
世界。不过有些题材我可能不太会去翻译，比如武侠小说，虽然我现在手上还
是有一本现代武侠小说在翻译中——张北海的《侠隐》。一般的传统武侠小说
篇幅相当长又有很多专用词汇很难在英语中表达，而且武侠小说在美国市场一
直不太成功，十分冷门，当然武侠电影是最受欢迎的流派，那是另外一回事。
总体来说，我喜欢用开阔的心理来面对翻译。对作品的选择最重要的一个
标准就是作品是否写得好，自己是否喜欢。碰到好的小说，刚好自己有时间，
那我就会去接，尽量去做好。
南京大屠杀是什么时候吴赟：你最初接触《活着》是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版，之后才看到小说原著，再开始翻译。能否请您谈谈是什么触动您开始翻译《长恨歌》的呢？
白睿文：早在1999年，我就觉得应该翻译王安忆。当时她被翻译成英文的作品不多，除了“三恋”系列，《小鲍庄》等早期作品，其他重要长篇都没人
碰过。我当时大量阅读了她的作品，其中最喜欢的就是《长恨歌》，非常想把
它翻译成英文，但同时，我也有些犹豫不决，因为这本书翻译难度很大，开篇
三十多页都在描写上海的弄堂，直到四十页才开始出现人物。这样的写作方式
会给外国的读者带来不小的挑战，而且叙事风格也不好译。所以当时也想去译
她的另一部作品《米尼》，篇幅较短，故事性强，叙事简单。就这个问题我和
王安忆商谈了半年多。但后来还是选择了迎难而上，翻译《长恨歌》。除了自
己喜欢之外，还因为这本书的确是当代文学经典，是一部经得起考验的佳作。
虽然挑战性更大，但是我还是愿意尝试。
吴赟：您所翻译的作品，作家写作风格都很不一样，比如张大春是一个非
常富有想象力的作家，余华是写实主义，而王安忆是细致的女性叙事，作家这
些差异巨大的写作风格有没有给您在翻译过程中带来困扰？您是怎么处理这种
差异的呢？
白睿文：身为译者，我希望读者看不到Michael Berry的风格。我希望我
扮演是一个透明人的角。通过我，原作可以在英语环境中开口说话，来表达
原作的精神世界。我的翻译目的就是希望自己译得好。如果在译本中我带有个
人的风格，那我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成功的译者。每一个作家都不一样，译者
不应该让读者在译本中感觉作品有共同点，不应该让读者通过译者的文字风格
把作家联想在一起。每次开始翻译一本新作品的时候，我都要努力去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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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本作品的声音和风格，和切入它们的视角。我会在正式翻译前做一些实验，去看看哪种时态、哪种语气、哪种词汇最符合原作精神，最能够显现原作
风格。
吴赟：在翻译的过程中，您觉得什么问题是最困难的？是逻辑？时态？词汇？
还是其他的文化障碍？您是怎么去处理的呢？
白睿文：每一部作品特点不一样，对翻译的要求不一样，遇到的困难也就
不一样。有的是时态，有的是历史背景，有的是人名、地名，有的是当代文化
的一些典故、对政治的影射，真的每一本书的难点都不一样。这些都要在翻译
中考虑。比如《长恨歌》里开头和中间大段的散文式的描写，叙事的那种语气、语调，我做了很多实验才到让我满意的语境来表达。再比如翻译人名，在有
的书里我用的是罗马拼音来译，有的书里是把意思译出来，有的书则是音译意
译混在一起，每本书都需要不同的翻译策略。再比如王安忆的作品，从“三恋”到《长恨歌》到《米尼》到《天香》，每一本的风格都不一样，翻译的时候也
就要用到不同的方法。
吴赟：中英文化确实差异巨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往往会陷入两难境地。
是忠实于原文，还是照顾英语读者的阅读感受？在这两者之间，您是如何取舍的？您是否愿意为了增加在海外的销量，使得海外读者获得更好的阅读感受，
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
白睿文：有一些妥协我愿意去做。每一本书的情况都不一样。首要的是和
原作者商谈这件事情，听听他们的意见。如果不牵涉到作者，纯粹看我个人翻
译的决定，那我尽量不做太大的妥协。否则我觉得就失去了原作的精神，但有
时候因为两种语言差异太大，不得已会做些修改、删节，有时候这也是必要的。
吴赟：在翻译的过程，您和作家的联系多吗？译者是不是需要经常和作家
交流，来解决翻译中的一些难题？
白睿文：在翻译过程中，和作家的联系一般来说不是很多。翻译是非常独立、非常孤独的工作，但是偶尔会有问题需要向作家请教。比如在翻译叶兆言
的《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时，我发现几个逻辑上的小问题。这篇小说最初是在
某个文学期刊上连载，之后缀合成长篇出版，编辑在整理时可能没太注意文字
的前后呼应，出现了一些逻辑上小小的不合拍。例如在小说开头说到主人公丁
问渔扇了日本一记耳光；但是在后半部，出现了“丁问渔这一生从来没有动手打过女人”的文字。对于这种前后不合的情况，我也不敢直接改动，就和作
家本人联系。作家一般都很慷慨，允许我做小小的改动。读者一般不会留意这
样非常微小的细节，但作为译者，这些细节都在视野之中。毕竟没有比翻译更
加精细的精读了。幸运的是我所合作的作家都在世，能够直接向他们请教，得
到他们同意之后，我再进行修改。如果是诸如鲁迅、老舍、曹雪芹等等大师级
的作家，一旦出现类似的问题，处理起来就会比较复杂。因为我觉得译者没有
权利轻易去改变原作。如果真有那种情况，就需要加个注解，或者寻其他方
式去解决。
再比如张大春的作品往往把虚构和真实混淆在一起，到后来作家自己也分
不清哪些是编造的，哪些是确有其事，这也给翻译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在小说《我妹妹》里，作家说他引用了一段圣经的话，我把《圣经》上上下下读了好
几遍，都不到这段话。我再去问大春，他说不一定是取自圣经，可能是取自Dead Sea Scrolls（《死海文书》），我又去，还是没有到。又问大春，
他说也有可能是取自美国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的某本经书。当时我正
在纽约读博士，为了求证这段话就到圣公会的教堂牧师帮忙，在教堂图书馆
查阅原文，这才对应得上出处。
还有一个例子，小说中提到在东南亚的一个岛上有个少数民族叫“多布
人”，我查了各种字典、辞典，都不到相关的信息。问了大春，他说不是虚
构的，确实有这样一个部族。我就开始上网资料。当时互联网刚刚兴起，远
不如今天资讯发达。不过十分幸运的是仍然到一个有关少数民族的网站，我
在下面的论坛留言问有关“多布人”的信息，过了几个星期，有人回帖说确实
有这么一个少数民族，而且给出了相关的英语译文。现在网络已经四通八达了，各种信息都很容易到。但当时远远不是这样。在翻译过程中有很多这种小细节。做翻译真的很辛苦，译者就像冒险家，东跑西跑，四处寻宝，十分刺激，
也十分好玩。
吴赟：在您翻译的所有作品中，您最喜欢哪一本？
白睿文：我对《野孩子》有一种独爱。刚才我说到译者就是冒险家，这种
感受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最深刻。里面有很多词非常难译，为了译好一个词，
常常要上网站资料，请教台湾朋友，要琢磨很久，就像一个个小小的语言游戏。不过后来都想到一些非常美好的方法来解决，想出了很多有创意性的译法。譬如里面讲到小孩刚学会说话，发音不准，容易把“爸爸”喊成“粑粑”，原
文强调小孩的发音听起来像“狗屎粑粑”，我想了很久，在英文里到了“pop （爸爸昵称）”和“poop（拉屎）”的对应。这本书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翻
译的过程中与作家的联系也是最多的。每次灵感来了，到一些非常好的解决
办法，会觉得非常美好。
吴赟：在翻译《长恨歌》的时候，您有一位合作者——陈毓贤老师（Susan Chan Egan），能否请您谈谈这一翻译合作的情况？合作翻译的产生效果是否会比独自翻译要好？
白睿文：合作翻译挺好的，不过过程比较复杂。《长恨歌》的第一和第三
部分是我翻译的，第二部分是陈老师翻译的。两个人翻译风格很不一样。译完
之后，两个人都对对方的译稿进行修改，之后我又花了很多时间来统稿，做了
整体风格的统一。接着还请了哈佛大学的一位博士做了文字上的统一，再送到
出版公司，由编辑再次统稿。翻译本身就很复杂，再加上两位译者的语言风格
不一样，后面编辑任务会重一些，要经过很多层次、很复杂的修改工作，也要
花费很漫长的时间。总体来说，合作翻译的译本质量比单独翻译的要好，但是
付出也很大。
吴赟：出版社为了照顾到英美读者的阅读习惯，常常要求译者对译作进行
一定的删减和改动，舍弃作者某些文学特质，使作品更为美国化。《狼图腾》
的翻译就是这样。作为译者，出版社是否也要求您对译作进行删减和改动，您
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白睿文：我主要是和大学出版公司合作，他们的好处是比较尊重译者和原作。商业出版社则比较大胆，往往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活着》的英译本
是兰登书屋（Ran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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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出版的。那时编辑寄回给我的译稿，满版都是密密麻麻的改动，我觉得他改得有点过了，离原作的意思有点远，于是我就把那些改动都还原，再寄给他；等他再寄回第二个版本，我发现他又改回了他自己喜欢的文字风格。这样来来回回，打来打去。有时我打败了，有时我打赢了。而大学出版社这种情况比
较少。
吴赟：为什么大学出版社会相对尊重原作？编辑对译作的改动会比较少呢？
白睿文：对大学出版社来说，能卖出几千本就算是不错的业绩。而商业出
版社即使卖出几千本，还是亏得很厉害，因为他们的投资比较高，会做大量的
宣传。而且他们对出版风格都有整体要求，要求所有书都要达到一个标准。大
编辑的权力很大，会去干扰书的形成，对语言做很大的改动。这里涉及不同的
写作出版流程。在美国，编辑代表出版公司向名作家约稿，作家往往会一边写
一边给编辑看，编辑就会给出建议，比如“结尾要不你这样写？”作家也往往
会配合编辑的意见。也就是说，美国作家和编辑的合作关系往往是在写作的过
程中形成。而中国的作家因为语言不通，只能由译者代替作家和西方的出版公
司做沟通。中国作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已经成熟定型，有了完整的形态，但
出版公司会觉得对美国市场来说，这个作品还没有完工，因为美国读者还没有
见到这个作品。他们可能会觉得某个作品很有潜力，还想对它进行发挥改造。
出版公司会觉得改动原作很自然，但我个人觉得这样很别扭。像《长恨歌》这
样的中国小说已经在中国出版、获奖，有了文学名声，成为文学经典，为什么
美国的出版公司就要对它进行改动呢？像《百年孤独》这样的西方经典，编辑
也敢做那么大的改动吗？我作为译者，我觉得我的责任不是去改变他原来的面貌，而是尽量使得它原来的面貌在英美读者面前出现。
吴赟：我看到报道，1996年您翻译完《活着》之后，联系了十几家出版社，都被拒绝，后来才等到著名的兰登书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年，中
美双方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您觉得在翻译作品的出版方面，之前的困境有
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改变呢？
白睿文：从我个人和总体趋势来看，现在的情况都比过去好。对我个人来说，出版比较容易，因为我做过一些翻译，出版公司已经有所了解，而且我本
人也越来越有经验。从大的趋势来说，中国已经崛起，出版公司对中国越来越
感兴趣。
另外，目前中国政府大力支持国内外译者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计划，
尤其是对年轻译者是一个相当大的鼓励。我当初翻译余华、王安忆的时候，没
有任何资金扶持。现在好时代来了。希望将来这个计划可以持续下去。现在在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英译的刊物相当地多，有《路灯》（Pathlight）、《译丛》（Renditions）、《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等等。出
版中国文学的平台越来越多。同时美国一些著名的文学刊物也越来越愿意刊登
中国文学作品。现在余华在《纽约时报》都开有专栏，这是十几年前想象不到
的事。
但是整个出版业也正面临电子革命的挑战，电子书的崛起冲击着传统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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