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大倭寇”成因新探
“嘉靖大倭寇”成因新探
童杰
摘要：关于嘉靖大倭寇的成因，学界多从明朝的海禁政策、海防废弛、政治腐败与彼时日本处于战国时期等几点来解析，但这些并非问题的关键。嘉靖大倭寇的形成是当时历史演变的结果，1520年代前后葡萄牙人东来与 1530年代日本白银的开发为1540年代中、日、葡三方走私贸易的形成制造了前提，沿海走私活动的逐步扩大进而衍生了诸多海寇暴力活动，1540年代江浙地区异常严重的灾荒则保障了海寇的人来源，1550年代前后，朱纨厉行海禁失败，蒙古俺达汗入侵，明朝方面的防务重心转向北方，对东南沿海的防务采取了以寇制寇的消极策略，王直利用官府的绥靖及江浙地方豪强的帮助，逐步吞并整合了其它海寇势力，最终形成王直海寇集团一家独大的局面。之后以王直为首的海寇势力凭据日本平户为基地，连年勾结倭寇劫掠中国滨海，嘉靖大倭寇势成。
关键词：嘉靖大倭寇走私贸易海禁灾荒王直
有明一代，东部沿海倭寇始终不断，当时人将其同长城以北蒙古人寇边相并举，史称“南倭北虏”。海内外学者对倭寇相关问题的研究多有着力（尤以中日两国学者为甚），诸如明代中日朝贡贸易、海禁政策、倭寇性质、倭寇史实乃至戚继光、俞大猷、王直等人物的专题研究不胜枚举，可以说“明代倭寇研究已成为一门跨专业、综合性、国际性的学科”。①在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就嘉靖中后期倭寇猖獗现象的
成因作一新的探研，尚祈贤达予与指正。
一、学术界现行观点及其存在的疑义
根据倭寇人员构成与规模学界一般将其活动分为前后两期，如台湾学者郑梁生认为：“将倭寇析为前后两期，而将十四世纪中叶起，至十六世纪中叶止，亦即从其发生于高丽始，至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止者为前期，将十六世纪后半者，亦即把嘉靖三十二年（天文二二年，一五五三年）以后肆虐者为后期，殆已成定论。”②而日本学者藤家礼之助则认为：“前期是元末持续到明初，直到十五世纪二十年代为止。（或者把下限略为延长到十五世纪前半叶也可。）后期是明嘉靖年间，即十六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直到明末。”③上述两位学者在对前期倭寇的划分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对后期倭寇的划分则较为接近，亦即后期倭寇滥觞于嘉靖中后期。倭寇缘何猖獗于嘉靖中后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史学界探讨其成因的论着始终未曾中断过，兹将现行的观点归纳如下：
（一）日本方面的原因：由于彼时日本正处于战国纷争状态，众多破产的农民与浪人无以为生，遂转为海盗，这些海盗在某些怀揣不同动机的大名领主的引导下组成一定规模的倭寇队伍，劫掠当时中国沿海省份，呈愈演愈烈之势。
（二）中国方面的原因：1.嘉靖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繁荣，沿海民众有积极参与海外贸易的需求，而政府的严厉海禁政策阻碍了当时经济发展的趋势，断绝了众多以贩海
①沈登苗：《明代倭寇兼及澳门史研究中文论着索引》，《澳门研究》2005年10月第30期。
②郑梁生：《明代中日关系研究——以明史日本传所见几个问题为中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3
月初版，第275—276页。
③藤家礼之助：《日中交流二千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167页。
为生的海民的生路，同时沿海势要之家通过在朝大员的庇护，借政府海禁之势，操纵走私，大获其利，他们一方面蒙蔽中央、揽权于地方，另一方面剥扣、侵吞走私之徒的财货，走私者狗急跳墙，转以抢掠为生；另外，嘉靖二年日本贡使团引发的“宁波事件”使明朝方面厉行海禁政策，撤销宁波市舶司，由此断绝了日本官方贡舶贸易渠道，导致当时日本国内诸多经济需求得不到满足，于是产生大量的倭寇以抢夺中国沿海来满足其国内经济需求。中日两边的盗寇合流，遂演变为嘉靖大倭寇这一现象；2.嘉靖年间政治腐败，赋役逐年加重、民不聊生，众多无以为生的民众选择加入倭寇队伍；3.嘉靖时期沿海军备松弛，使倭寇得以猖獗。
由于论述的侧重点不同，有学者将嘉靖时期寇泛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中国方面的或日本方面的，亦有学者认为是中日两方因素相结合所致。其实，以上诸多现行的观点还是有待商榷的。以下试析之：
首先，将嘉靖中后期倭寇泛滥的原因归结于日本处于战国、嘉靖时期政治腐败与海防废弛这三点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却没有出问题的关键。日本战国肇始于1467年“应仁之乱”，其终结则要迟至16世纪末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其间持续一百多年，缘何从嘉靖中后期开始，倭寇大规模的劫掠中国沿海省份？而明皇朝的统治从其中晚期开始，政治腐败与海防废弛是为常态，嘉靖朝之前的正德朝乃至弘治朝同样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倭寇又为何唯独猖獗于此一时期呢？事实上，从明朝初年至嘉靖中后期之前倭寇小股劫掠的现象亦是断续有发生，未曾中断过，以上几点说法作为小股倭寇劫掠这一现象的解读庶几无误，而将其作为嘉靖中后期倭寇泛滥的原因则失之于宽泛了，这几点可构成倭寇小股劫掠现象的必要条件，但不一定是构成倭寇猖獗的必要条件，更非充分条件。闭关锁国政策
其次，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国内持海禁政策造成倭寇泛滥这一观点的学者比较多，如戴裔煊《倭寇与中国》一文认为：
十六世纪前半期，在东南沿海地区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对东南亚、南海诸国和日本等东亚各国的贸易进一步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创造了前提条件，在江南某些地区的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就要求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同时，在明朝封建统治奴役下无以为生的江浙闽等地的破产农民、商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被迫出海谋生，从事外贸活动，但明朝政府实行海禁政策，规定‘寸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人民违禁出海从事走私贸易，明政府实行严禁和镇压，人民不甘心束手待毙，进行武装反抗，就演成嘉靖年间的倭寇运动。①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往往还援引史料论述嘉靖中后期倭寇人员构成中十之八九是中国人，真倭只占十之一二，以此来说明倭寇人中大部分是为海禁政策所迫而失去生计的铤而走险的中国贫民，由此趋向于甚或完全将嘉靖大倭寇定义为一个由中国内部起主导因素的历史事件，从而更进一步强调这种现象肇因于明政府的海禁政策。另外，不少论者还会将嘉靖时期厉行海禁同日本官方贡舶贸易联系在一起，认为厉行海禁断绝了日方的贡舶贸易，日本国内经济需求得不到满足，从而在日本国内产生大量倭寇。这种观点同样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偏颇：第一，明代嘉靖时期是否真的具备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呢，当时对外贸易的性质是怎
①戴裔煊：《倭寇与中国》，《学术研究》1987年第1期，第67页。
样的呢，假设证明存在这种资本主义萌芽，那么这与当时的对外贸易又是何种程度的关联呢；
第二，论者每以嘉靖中后期倭寇人中十之八九是中国人，真倭只占十之一二这类史料来联系海禁政策，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历史现象，造成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很多，如嘉靖年间闽县知县仇俊卿所言：
海寇之聚，其初来未必同情者。有冤抑难理，因愤而流于寇者；有凭籍门户，因势而利于寇者；有货殖失计，因困而营于寇者，有功名沦落，因傲而放于寇者；有庸赁作息，因贫而食于寇者；有知识风水，因能而诱于寇者；有亲属被拘，因爱而牵于寇者；
有抢掠人口，因壮而役于寇者。①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所以，这种说法就有以现象解释原因之弊；
第三，明代海禁政策并非完全禁止沿海民众下海断其生计，如《筹海图编》言：
所谓寸板不许下海者，乃下大洋入倭境也，非绝民采捕于内海，贩籴于邻省也。②
退一步讲，明政府若放开海禁，当时是否就不会出现倭寇泛滥的现象了呢。揆诸史实，嘉靖大倭寇恰恰爆发于朱纨厉行海禁政策失败之后，在当时弛海禁一派的官僚取得上风的情况下，倭寇得以坐大；海禁政策是明代的一项基本国策，从朱元璋洪武朝即开始推行了，以后历代有弛有紧，迨至弘治、正德时期海禁政策在执行上趋于松弛，嘉靖时期沿海地区骚乱加剧，明政府因为频频发生海寇劫掠、商民违禁等现象才厉行海禁政策。事实上，明初朱元璋是因为倭寇推行了海禁政策，嘉靖时期则是因为海寇等违禁现象频繁而加强了海禁政策。若论海禁政策造成倭寇泛滥，则嘉靖朝之前此一政策业已推行一百五十年左右，为何嘉靖时期倭寇活动臻于鼎盛，显然，这是讲不通的。而且，在史实的观感上似为因果倒置了；
第四，嘉靖二年（1523）日本贡使团引发“宁波事件”之后，明朝方面在嘉靖八年（1529）撤销了宁波市舶司。但在嘉靖十八年（1539）及二十六年（1547），日本方面依然两次派遣了赴明贸易的贡使团，如《明史》所载：
十八年七月，义晴贡使至宁波，守臣以闻。时不通贡者已十七年，敕巡按御史督同三司官核，果诚心效顺，如制遣送，否则却回，且严居民交通之禁。明年二月，贡使硕鼎等至京申前请，乞赐嘉靖新勘合，还素卿及原留贡物……二十六年六月……其王义晴遣使周良等先期来贡，用舟四，人六百，泊于海外，以待明年贡期。守臣沮之，则以风为解。十一月事闻，帝以先期非制，且人船越额，敕守臣勒回……明年六月，周良复求贡，纨以闻。礼部言：‘日本贡期及舟与人数虽违制，第表辞恭顺，去贡期亦不远，若概加拒绝，则航海之劳可悯，若稍务含容，则宗设、素卿之事可鉴。宜敕纨循十八年例，起送五十人，余留嘉宾馆，量加犒赏，谕令归国。若互市防守事，宜在纨善处之。’报
①（明）郑若曾撰，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卷12上《经略三》，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6月第1版
（下同），第785页。
②《筹海图编》卷4《福建事宜》，第279页。
可。①
第一回是嘉靖十八年（1539），硕鼎领衔的日本贡使团来华求贡，第二年抵京。第二回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日本贡使团先期到达，违反了明朝方面的规定，嘉靖帝的态度是“敕守臣勒回”（这同当
时厉行海禁政策有关）。但是第二年这支日本贡使团再次求贡，（引文所谓“明年六月”系指朱纨关于此事的奏折到达的时间）礼部对此事权衡后，提出若干限制条件，最后允许日本贡使团赴京。可见，嘉靖时期海禁政策的加强及宁波市舶司的取消并未阻绝日本官方的贡舶贸易，将当时日本国内经济需求得不到满足归因于此，是不成立的。
或有论者认为，之所以嘉靖时期倭寇泛滥是缘于海禁政策、海防废弛、政治腐败、沿海豪族牟利等因素的综合，单项理由是不足以说明问题。对此，笔者以为嘉靖时期倭寇泛滥确为一个综合因素交织的复杂历史现象，需要从不同角度考索问题，但以上诸项理由本身是存在疑义的，将不确切的推断综合，其结论自然会产生偏离。况且，对于这种观点清人赵翼业已驳斥过，其云：
案郑晓《今言》谓国初设官市舶，正以通华夷之情，行者获倍蓰之利，居者得牙僧之息，故常相安。后因禁绝海市，遂使势豪得专其利。始则欺官府而通海贼，继又藉官府而欺海贼，并其货价干没之，以至于乱。郎瑛《七修类稿》亦谓汪直私通番舶往来宁波有日矣，自朱纨严海禁，直不得逞，招日本倭叩关索负，突入定海劫掠云。郑晓、郎瑛皆嘉靖时人，其所记势家私与市易，负直不偿，致启寇乱，实属酿祸之由。然明祖初制片板不许入海，而晓谓国初设官市舶，相安已久，迨禁绝海市，而势豪得射利致变。
瑛并谓纨严海禁，汪直遂使入寇，是竟谓倭乱由海禁所致矣，此犹是闽浙人腾谤之语，晓等亦随而附
和，众口一词，不复加查也。海番互市固不禁绝，然当定一贸易之所，若闽浙各海口俱听其交易，则沿海州县处处为所熟悉，一旦有事岂能尽防焉。②
赵翼认为，郑晓、郎瑛所谓“势家私与市易，负直不偿，致启寇乱，实属酿祸之由”，但他们进而判定“倭乱由海禁所致矣”，是人云亦云，似是而非的轻信了当时闽浙人的腾谤之语。因为明廷禁绝海市，只是断绝了官方的沿海贸易，却没有禁绝私市贸易，朱纨上台后一度将海禁的执行力度扩及到官、私两个层面，却遭闽浙沿海即得利益者的构陷，因此对沿海私市贸易的整治功亏一篑。简言之，恰恰是因为当年海禁政策的执行力度不够，使得沿海势豪为所欲为，最终引发寇乱。
二、嘉靖大倭寇发展的几个阶段
相关史料中记载嘉靖时期倭寇大举入侵中国的最早年份为嘉靖三十一年（1552），据《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一年（1552）条载：
①（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322《列传第二百十·外国传三·日本》，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6月第1版（下同），第8349—8351页。
②（清）赵翼着，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34，“嘉靖中倭寇之乱”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1
月第1 版，第788—789页。
漳、泉海贼，勾引倭奴万余人，驾船千余艘，自浙江舟山、象山等处登岸，流劫台、温、宁、绍间，攻陷城寨，杀虏居民无数。①
结合《明史·日本传》所记：
海中巨盗，遂袭倭服饰、旗号，竞分艘掠内地，无不大利，故倭患日剧。于是廷议复设巡抚。三十一年（1552）七月，以佥都御史王抒任之，而势已不可扑灭……
三十二年三月，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
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破昌国卫。②
由上述史料可知，嘉靖三十一年（1552）大规模的倭寇首先在浙东沿海诸城劫掠，到了嘉靖三十二年倭寇开始深入到浙西抢掠，并蔓延到江苏南、北，沿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因此欲探明嘉靖大倭寇形成的时段，当以嘉靖三十二年（1553）为后期倭寇形成的时间下限，上溯前此时期内倭寇形成的过程。根据对相关史料的分析，笔者将嘉靖大倭寇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嘉靖二年（1523）至嘉靖二十一年（1542），以双屿港为中心的沿海海寇集团的初步形成。
中国东部沿海海寇的形成与葡萄牙人东来有着莫大的关联，葡萄牙在正德六年（1511）攻陷当时明朝的藩属国马六甲，之后葡萄牙人以马六甲为桥头堡，开始了其在东南亚广泛的殖民活动。正德十三年（1518），西蒙·安德拉率葡萄牙舰队到达屯门，在未经广东地方官许可的情况下强占该地，并建屋筑寨，架设大炮，走私贸易。这让当时明朝不少官员感到不安，如御史何鳌奏言“今听其往来贸易，势必争斗杀伤，南方之祸，殆无纪极，”③但由于权臣江彬受贿于葡萄牙使者火者亚三，明武宗对此置若罔闻。正德十六年（1521），明武宗死后，“皇太后懿旨族诛彬”④，明朝廷开始整顿广东夷务。明武宗死，明朝方面按国丧定制，要求葡萄牙人退出屯门，葡萄牙人蛮横拒绝，还向中国水师发动攻击，对此，广东海道副使汪鋐奉命督师，击溃了葡萄牙舰队，史称“屯门之役”。嘉靖二年（1523），葡萄牙再次行衅，于是爆发了“西草湾之役”，中国方面再次获得了胜利。经此两战后，明廷下令禁止葡萄牙人在粤通商，同时也禁止了此前来广东互市的暹罗、真腊等东南亚各国的商船。
在广东方面爆发中葡“西草湾之役”的同时，浙江亦发生了日本贡使团引发的“宁波争贡事件”。嘉靖二年（1523）四、五月间，日本大内氏、细川氏两支使团先后到达宁波，由于当时主掌宁波市舶司的太监赖恩为细川家通事宋素卿所贿赂，因此其在欢迎日本使团的酒宴上将细川贡使瑞佐的座次设于大内贡使宗设谦道之上，其后，又为后到的细川使团先行验货，由此激怒了大内贡使宗设谦道，据《明史》所记：“宗设怒，与之斗，杀瑞佐，焚其舟，
①《明世宗实录》卷384，“嘉靖三十一年四月丙子”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版（下
同），
第6789页。
②《明史》卷322《列传第二百十·外国传三·日本》，第8352页。
③《明史》卷325《列传第二百十三·外国传六·佛朗机传》，第8430页。
④（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18，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2月第1版，第 6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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