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ICU他就是陈德昌
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ICU他就是陈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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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从最初的一张床到学科成立，从ICU的种子撒遍中华大地到重症医学比肩欧美、领跑全球，几十年艰难跋涉，“重症医学”这颗星，陈德昌摘到了。
“我完成了从零到一的工作，从一到一百的进步有一批学生在推动。”使命完成，2023年12月10日，陈德昌因病去世。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在悼词中称：“陈德昌教授的逝世，是我国重症医学事业的重大损失，我们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名师。”
陈德昌
少年时，盼望拥有一颗星星
陈德昌出生于1932年，浙江舟山人，从小跟随家人生活在上海。彼时正值日本侵略者不断入侵，中华大地生灵涂炭。但在小家庭里，陈德昌享受着父母的呵护，安全而快乐。四五
岁时，师范毕业的母亲便开始教他背唐诗。虽然一字不识，对内容并不理解，但当陈德昌在长辈面前有韵律、有节奏地背诵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时，那随之而来的赞美声让他对古诗词自然而然地热爱起来。家和外部社会截然不同，这是陈德昌对世界最初的认知。
1937年淞沪战役爆发，陈嘉居住的宅院被炮弹击中，全家人逃到法租界。兵荒马乱之时，母亲仍不放松对孩子们的教育。七岁时，陈德昌进入附近的一所中法学校就读。一天，母亲发现他脖颈双侧有成串的、肿大的淋巴结。在那个谈结核变的年代，母亲不敢怠慢，立刻为他了一位海归名医。经过定期，没动手术，没淌一点儿血，肿大的淋巴结全部消失。同时，陈德昌每天照常上学，完全没有耽误课业。这个奇妙的体验，在陈德昌年幼的心里埋下了学医的种子。
中法学校是天主教会创办的，以法语教学为主，学校里除了几位中国老师，多数是法国修士。为了补上中国文化这一课，母亲亲自教陈德昌学习古文，并立下一个不成文的家规：每一篇文章都必须通篇背诵，如果背不下来，就不能上床睡觉。“你是中国人，哪能不学中文！”这是母亲最常说的一句话。母亲的严厉让陈德昌深感苦恼。学到《吊古战场文》时，他朗读了好多遍，还是背不下来。但母亲毫不妥协，直到他熬夜背完全文。苦读之下，陈德昌不仅法语学得轻松，中文成绩也名列前茅。
“中文第一名”，这个荣耀是母亲带给他的。国家意识，是母亲为他建立的。几十年后，陈德昌回忆往事时，对母亲的教育充满感恩：“妈妈认为语文是文化和历史的载体，古文和诗词是中国语言文学的根本，如果我把中国文化的根本丢了，岂非得不偿失，事与愿违耶？”
在母亲引导下，陈德昌爱上了阅读。父亲的书柜就是他的小小乐园，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紧紧地抓着他的心。父亲有买书的癖好，家里中英法等各国名著应有尽有，几个寒暑假读下来，陈德昌发现了一个现实世界之外的崭新大陆。
因为涉猎广，渴望表达，高中时，陈德昌写了几篇“奇文”。在管教严厉的教会学校，一位法国老师颇为他担忧。陈德昌高中毕业时，这位老师也即将返回法国里昂。临行前，老师特意留给他一封短信，并以自己的洞察力提出忠告：“不要过多地偏执于语言学和文学，要更多一些向科学发展。”法国老师的建议，陈德昌听进去了，他想起了童年时结核的奇妙体验，决定学医。
因成绩优异，经中法学校推荐，1947年，陈德昌直接进入震旦大学医学院就读。在大学，他做的第一次生理学动物实验是观察乌龟的心脏搏动。新鲜的心脏，在离开身体的情况下仍然能自主跳动，这让他颇感新奇。求知欲被激发，他开始思考：“每个人都有一颗心脏，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停顿地搏动着。那颗不知疲劳的心脏，总有一天停搏，人就死了。有人短命，有人长寿，为什么？”
从昨日之我走向今日之我
1953年，陈德昌大学毕业，成为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的一名外科住院医师。然而，不断的实践之后他发现，自己的选择是错误的，他完全不具备外科医师应有的操作技能。“长此以往，不可能有所作为。”陈德昌陷入矛盾和痛苦中。凭借外语优势，他多次被调去做涉外工作，专业因此更加荒废。就在他感到越来越迷茫时，一次机遇意外到来。
此后，在几位教授的指导下，陈德昌换上消毒衣，亲自帮助病人侧身，更换湿透了的敷料；抱着一本《烧伤学》，他静心阅读，仔细研究；在病房的贮藏室内，他铺开一张折叠床，全天守候。从这时起，他开始了真正的医学生涯。
严重烧伤后的机体反应，引起陈德昌的强烈兴趣。当他第一次用手提式取皮机取下病人的自体皮时，那种为患者争取到生存希望的兴奋感无以名状。一年时间里，陈德昌和医疗小
组的教授们朝夕相处，获益匪浅。在大家的全力救治下，邱财康幸运地重生了。邱财康出院那天，陈德昌陪他回到钢厂。汽车刚驶入大门，人便如潮水般涌来。在早春的阳光下，那生命的凯歌，悲壮而感人。
广慈医院创造了一项世界医学奇迹，医疗小组受到卫生部的表彰。不久，烧伤科从外科独立出来。1964年，陈德昌以烧伤科主治医师的身份，被调入北京协和医院，师从曾宪九教授。
曾宪九是现代医学基本外科的重要奠基人，他建立的外科代谢实验室在国内只此一家。那时，欧美国家纷纷创建重症加强护理病房，曾宪九敏锐地意识到，一种新的学术理念已经诞生。曾宪九梦想能开设一间三张床位的“休克病房”。
陈德昌有重度烧伤病人的经验，曾宪九欣然接纳了他。不久，陈德昌赴阿尔及利亚工作一年。没想到，当陈德昌期满回国时，“”已拉开帷幕，曾宪九教授靠边站了，实验室的工作被迫中断。陈德昌自己也没有躲过被审查的命运。在压抑、惶恐和忧虑中，陈德昌挣扎着。正当他苦恼于自己是“老九”，是“无用的人”时，他被派往了西藏阿里。
1971年，作为第二批中央赴阿里医疗队队长，陈德昌奔赴雪域高原。沿着古丝绸之路，大卡车载着医疗队一路西行，卡车颠簸着，人在车厢内跳动着。陈德昌思念着家人，思考着未来，穿过起伏的山峦、无边的戈壁滩，那些理不清的杂念，被抛洒在这条“搓板路”上。
那时，西藏通信不便，到达阿里几个月后，陈德昌才收到妻子的来信。原来，他离家两月杳无音信，妻子急了，写了封航空信，按他留下的地址投寄“西藏阿里狮泉河”。可是寄信时，邮局的职员说，地图上没有“阿里”，更没有“狮泉河”。妻子不甘心，多次去书店查地图，终于在其中一张上发现了“阿里”的标志，并说服了邮局。
阿里物资匮乏，生活艰苦。陈德昌和医疗队一次次深入牧区，尽力为牧民提供医疗服务。牧民居住分散，帐篷与帐篷之间往往骑马要走上一天，几个小时下来，陈德昌便全身酸痛难忍。遇上大风时，飞沙走石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然而，纯朴的藏民令陈德昌感动。一次出诊完，一位老人骑着马把他送上山头。告别时，他握住陈德昌的手碰了碰自己的额头，没有任何语言。那一瞬间，一股暖流涌上陈德昌心头：“我是被需要的人。”在牧民的接纳中，陈德昌内心的创伤悄然愈合了。他组织讲课，开展手术，安排巡诊。他像高原的天空一样，整个人澄澈下来。
在高原巡诊，危险无处不在。一次，陈德昌长途出诊夜宿羊圈，因极度困乏沉沉睡去，半夜醒来发现自己差点被大雪掩埋。还有一次，陈德昌在深夜里与向导失散并且迷失了方向。恐惧中，他靠着一匹识途老马回到了驻地。尽管经常胆战心惊，但不可否认，西藏高原也带给了陈德昌宽慰和力量。他不断告诉自己：“站在高处，应该看得更远。”
1972年夏天，陈德昌结束任务返回北京。卡车行进在盘山公路上时，他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今天的我不再是初到阿里的我，我的心里有着两个我，从昨日之我向今日之我转型。”
“闹剧终将成为过去，歧视、仇恨和暴力不应该是人类社会永久的常态。”这是阿里一年带给陈德昌的感悟。
胆怯是什么意思
陈德昌
巴黎之行，改变命运
回到北京后，陈德昌不再纠结，坦然面对命运的不公。令人欣慰的是，曾宪九教授此时结束了下放。在门诊，他们可以每天见面。似有意，也似无意，曾宪九经常向陈德昌抛出问题，诸如：“胃溃疡可以内科，为什么还要外科大夫做手术？”“休克是外来语的译音，
什么意思？说是毒血症，毒是什么？”
自知“知识肤浅，思维不严谨”，陈德昌只得拿起书本恶补，对老师所说“外科发展，要靠生理学和病理生理学，外科大夫不是理发匠”逐渐有了认识。那时，政治运动还没有结束。陈德昌非常庆幸，在外科门诊那条长廊上，他是曾宪九唯一的学生。一天，曾宪九突然问他：“现在，外科发展的里程碑是什么？”陈德昌一时怔住了。在身边狂热的喧嚣里，在未知的命运中，还在靠边站的老师却在冷静地思考外科的发展。那一刻，他肃然起敬。
1978年，科学终于迎来了春天。曾宪九兴奋地说：“我们要马上抓住这‘天赐良机’，发展危重病医学。”在危重病医学方面，欧美已经发展了二十多年，曾宪九迫不及待，而陈德昌无疑是赴国外留学的最佳人选。“留学是礼物，也是责任。”1979年，四十七岁的陈德昌飞往法国，在巴黎第五大学科钦医院开始了崭新的学习生涯。
然而，第一次进入法国医院的ICU时，各种床边监测仪，陈德昌从未见过；仪器上闪烁的数字、曲线，他也看不懂；由于缺乏内科基本知识，他不知道什么是“前负荷”，什么是“后负荷”；有些医师用首字母缩略词讲话的时候，他完全听不懂，去病房巡诊时一头雾水。自然，陈德昌的医师资格也不被承认，他不能参与病房的工作，只能“列席旁观”。他渴望有老
师来指导他，他天真地以为上级大夫会一一为他分析讲解。可是，除了大家的彬彬有礼，他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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