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方文学里的现代文明进程——以广东文学为例
新南方文学里的现代文明进程
——以广东文学为例
阿探
进入21世纪，南方文学以迅猛突进的有益探索态势，在中国文学与世界经典的共振及汲取式发展中，提速了当代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终结了陕西文学一家独大的巅峰地位，并促进了南方叙事的纵深发展。经过近20年的现代探索与发展，以罗伟章、胡性能、卢一萍、朱山坡、林森、王威廉、陈崇正为代表的新一代南方青年作家，以富于个性化的创作引发了文坛对新南方写作的关注。于是，新南方写作不仅是一种概念的存在，而是南方叙事创新实践进入繁盛时期的一种标识，更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积极探路。在新南方文学的大潮里，广东文学发展态势强劲，全国各地青年作家活力的注入，文学移民城市的形成与崛起，现代城市区域性及与世界互通性的渐显，城市叙事的深度及成熟化等，将新南方叙事带入现代文明进程的新阶段新高度，也赋予了文学叙事新状态新姿态。
海岸文明长久累积与广东文化
新文学移民城市的形成
广东是一个文化吸纳、消化力超强的地域，有着特定文化张力积淀，甚至与其自然生态环境息息相关。
秦统一六国，南征岭南，“南下干部第一人”赵佗和辑百越，以先进的文化和技术、着眼于长远发展的大大促进了当地发展。中原文明与岭南文化的交汇、融合、发展、共生，形成更富有活力的岭南气质与客家文化形态。同时岭南水网纵横，气候温和，经济作物种植与多种经营由来已久，拥有较长的海岸线和港口，对外贸易又刺激、催生了岭南的经贸与商品意识，明、清时贸易航运进入鼎盛。归根结底，岭南文化的内在结构不同于中原农耕文明与西方海洋文明的海岸文明天成，其核心是经营与贸易，海岸勾勒了岭南城市的线条，商业经营赋予了岭南城市的现代气息，
也为广东打上了务实低调特质的深深烙印。岭南文明是从韶关的石峡文化开始的，它没有和中原文明齐头并进，广东独特的地域文化应该说从海岸文明（贸易活动）开始。2020年12月，由王十月、王威廉等13名作家合力攻关、集体创作的国内第一部全景式史志式记录小康工程的百万字报告文学《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正式出版，以 “小人物”生活变迁呈现时代大潮变奏，聚焦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至2020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辛历程与举世瞩目的“广东奇迹”，以“创业史”版本重书了广东人的务实与低调。
历代知识分子的贬官流放，促进了岭南文化内质的提升与发展。在近代，梁启超、邓世昌、容闳、黄遵宪、张之洞、詹天佑、郑观应、丘逢甲、吴趼人、孙中山等南粤杰出人物，以其不朽的实干，极大地促进了华夏民族的现代进程。中国革命源起于岭南，燎原于全国，在北方重生与发展，最终南下完成了全国解放，其间有多少革命先驱与英烈与这片土地有着深深的交集。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改
革开放40年，广东积极参与了每个时代的社会变革且有着巨大物质及精神奉献，但是它长久地无法确立属于自己的文化地位与现代文明形象。广东强劲的经济态势，富于广阔发展空间的激励性政策，吸引了来自全国的打工者，也孕育了打工文学的产生与崛起，来自各地甚至文学大省的作家、文学爱好者拥向岭南。深圳、广州、东莞成为迅速崛起的岭南文学移民城市，文学粤军队伍空前壮大，他们带着不同地域的气质，在岭南经济大潮中完成震荡性汲取与发展，共同凝铸了广东文学多元、引领、深邃而富于活力与后劲的强势气质。来自各地的作家，以各自的创作为今天的广东精神内涵重新塑型。深圳、广州、东莞的文学事业的繁荣，又刺激了佛山、清远、韶关等地的紧跟直追。广东文学今日之格局的形态，实际上和岭南文化的内质形态是一致的，是开放的融合与自我自觉的提升。
历史书写打捞现代社会文明
不竭的文化动力
在广东文学的地域书写里，非虚构与小说创作近年来对岭南历史人文的关注与反向追溯，不仅是对历史存在的深掘，亦是对岭南文化传统的精神打捞与整合，是一个完整的传统元素与现代意识激荡过程，是岭南文化的历久弥新，未来文明进路的严肃思考。艾云、詹谷丰对广东地域历史人物的发掘，一改岭南长久 “蛮荒”的历史形象，重建了激荡着优秀传统与现代文明之光的人文岭南形象；邓一光展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在人与世界的存在关系中超拔性思索了卑微与文明本身的距离及真义。
艾云对历史有着无限兴趣与超乎研究者的深掘，更善于洞穿历史。在完成了一系列世界历史人物的思想性创作之后，她获得一种高于历史存在的审视视野，随后投身于自己工作多年的岭南历史人物散文创作。在她的笔下，湛若水、司徒美堂、郑观应、李伯元、吴趼人、伍秉鉴、钟荣光等一个个在中华浩瀚历史里曾经长久沉默的名字，以自身生命的倾情演绎，从历史厚重的尘埃里站立起来，站成岭南文化最壮美的风景，矗立为岭南精神的中流砥柱。不仅是创作空白的填补，更是岭南文化基因的起底性奠基。艾云藉以人文遗存进入历史现场，再现历史人物的同时，完成了与被书写者的生命共感，观照自身，更是提升了对人类社会演进的认知。她以自身创作丰富了岭南的历史文化，也从历史中获得了对岭南文化内涵的体认。比如关于人与时代，不埋怨，不愤青；生命只有一次，先干起来；时代不能选择，自己走出来；关于社会演进规律，舆论过于激进时，社会的
人文主义在退步中；关于写作人的自我认知与恪守的原则，写作的人不是手握真理，而是因为有疑惑才写下去、求索下去；不怕不完美，心要低一些，借助写作旅程，净化灵魂，度化自身；不做愤怒和仇恨的人，做相对公允的心态放平的人；要做自我呵护，力戒自我糟蹋，自我推诿；成年写作者要有神圣感使命感仪式感，要明确责任，节制，知止，要经常性完成内心的自省，不妄言诳语，想好了再说等等。这些认知，正是岭南文化进入现代城市文明富于创造活力的不竭精神源泉。显然，艾云赋予了写作行为道德意识，以还原人物于他们的时代，再现了岭南人的务实担当与思想精神性存在。她的历史人物创作，模糊了散文与小说文体界限，进入历史现场，凸显个体性并更近于真切的历史，为人
们构建了深入历史现场的幽径。艾云以在场主义、诗性语言、细腻入微、内心的丰富逾越是非标准及其固化藩篱的束缚，不仅是一种创造性劳动，更是艺术与人生品性的磨砺，是思维与思想的活化与不断扩容。她在岭南历史人物的追溯与写作中，重新定义历史与个体的互存关系，更是重新定义了文学与人生的共存共融意义，对普通社会个体走出“小我”，迈入“大我”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艾云开掘与认识了岭南文化更丰富的内涵，发掘与提炼了岭南历史文化遗存中利于迈进现代城市文明的精神因子。
詹谷丰也是专注书写东莞文史和先贤的杰出作家，他的历史追溯，开掘了属于这座城市的精神源泉，赋予了东莞深厚的文化意义。他是在小说创作遇到瓶颈后，转入新历史散文创作的，所谓新就是以更丰富灵活的写法活化历史，提炼东莞历史精神遗存。他的历史散文书写，重点在挖掘属于历史人物的风骨。他的“东莞先贤和历史文化”系列新散文的创作，为东莞先贤立传，为东莞文史立言，还原了焦伦明、何真、陈益、张家玉、邓尔雅、张荫麟等被历史尘埃遮蔽的东莞先贤历史人生，是对东莞精神文化的打捞、复原与接续，更是对东莞现代文明形象的开掘与完善。中国革命是武装斗争的血雨腥风，更是思想意识的激烈交战，旧中国的风骨作家们以文学为武器，在人民谋求解放的伟大斗争中构建了文学的丰碑。詹谷丰的《左翼文学的岭南血脉》等篇章，以小说笔法直面“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初的时代背景，再现彼时的文学活动和重要文学争论，从时代、历史、使命等多个思想维度还原左联轨迹及社会影响，并梳理与彰显了左联与梅州学校的交集关系，倾情书写了岭南文人的大义担当。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宏构，是准备将东莞从南宋到民国期间700多年的重要历史和人物完整书写出来，更
全面地展示“东莞人文精神”，这无疑是对东莞文化的系统精神溯源。无论是东莞人文先贤还是左联岭南血脉，他们之间亦有着风骨的传承接续，是不忘初心、勇于担当精神的源头，对于丰富现代城市文明的精神内核无疑是极其珍贵的镜鉴。
邓一光的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以香港保卫战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战俘的故事，在完整呈现战争的同时，以主人公郁漱石高贵而卑微的生命历程、战俘生活两线叙事的扩展延伸，构筑了宏阔性世界史视野，以超乎党派、国家意识的高位审视，直击人性真实并介入了文明的实质。事发地虽然是香港，主人公的生命却远远超越了地域拘囿，腾升为世界大历史的触觉与视觉，将真实历史与虚构揉为一体，系统性地完成了个体生命与国家、时局、战争、人类等各方面复杂交互关系的严肃思考。邓一光构筑了一种异常复杂迷离的人之真实内心与外在世界的激荡环境，在冰火两重天之间，艰难地完成了人性与政治、人类与文明的理想性思辨，无疑是超越人类未来文明进路的起底式
思索与期盼。这部长篇小说，对中国长篇小说形态有着颠覆意义，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更有着莫大启示意义，它以个体生命的确立，为战争、党派、国家、宗教、道德，甚至一切无形的意识存在重新理序，最终确立了刺穿一切伪存在，亦即给予了生命卑微的莫大宽容，深刻揭示了文化与政治的悖论、道德与自由的对立、良善与粗暴同在，在追求高贵生命卑微存在的求真过程中确立的本质性文明高标——在生命无限的卑微里，越需要光明，越能够昭示人性的伟岸，在极其艰难的生存环境，才能无限接近文明的本源。文本是以个体生命的卑微，去反向考量文明的。在深圳这样的现代城市里，如此严
肃而深刻的思考，早已超越了个体生命，成为人类文明的反思延宕，成为人类自身生命的警示。
现实直面聚焦社会结构渐变阵痛
与城市隐疾
文学脱离政治语境语体，发现并触及被遮蔽的现实问题，回归全然人文主义关怀，体现强烈的社会文明进程“问题意识”，是广东新文学的显著特点，也是文本张力的一种体现。有着明确地域标识的非虚构、小说创作，在现代社会文明进程里发现并细分了人们精神生活层面，这种发现与集中体现式的温情关注，也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一种力量存在。
佛山的彤子因着从事建筑行业，创作了小说《南方建筑词条》与非虚构散文《生活在高处——工地上的建筑女工们》。前者以建档案的形式为建筑工地上的底层工人著书立传，真切记录了被都市文明的喧嚣所淹没的普通社会体；后者关注了女建筑工体，是一部浸透着无限哀痛的作品，深深介入了女工的精神世界，既是生命进行时的直击，亦是经济猛进时代富于深意的反思。尤其后者，作为叙述视角与安检专家的“蔡”，在职责理性与人文感性，社会趋利惯性与血淋淋的事故之间，其怜惜无改于“她们”的命运时态。置身高危之处的女工们，托举着自己的家庭，更是现代城市化进程的奠基者。彤子以被经济猛进时代挤压下微茫而可贵的悲悯，建构了建筑工地女人的雕，凝铸了作为柔弱者女性所积聚的内在坚强。《生活在高处——工地上的建筑女工们》充盈着丰沛的民本情怀，承压与苦难是
叙事的主体，不论生死流离，所有女性的生命都拥有穿透苦难的震撼。彤子将女人质朴的情感置于建筑企业逐利的惯性冷漠中，在这个被最大化虚构的时代，凸显了骤变中人性美好品质的不变，亦最大化彰显了人性本真的始终持守与另一种打拼者的生命张力。更为可贵的是，文本在多角度叙事展开中，不乏社会秩序层面的追问，在感性咏叹中饱含着社会未来进路的伦理道德思考。“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以文字温润日渐荒芜的人心”，彤子倾力于作品的温暖，可谓文学本源性意义所在。
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关注了大学生体中的普通大多数之命运，更深度介入了该体对社会认定身份的抗拒与破局，而这恰恰是高等教育的目标与功能所在。与其说这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关注，不如说是对普通青年社会成长的关注；与其说是青年与社会铁律的博弈，毋宁说是对被漠视的社会深层问题的跟踪及研究。这个体进入大学依赖于高考制度的公平竞争，残酷的社会现实剥夺了他们的生命畅想，无声无息地限制了他们的思考力和创造力，甚至他们有着强烈的认命意识，他们以自己认为合适而稳妥的方式应对与社会的交互。黄灯专注于一个班学生从开学到走上社会十几年间的命运变化，曾经大学课堂上批判的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与金钱，在现实生活中却是强势的社会逻辑，曾经的学生成为一个个进入社会的不
同身份的“于连”，以现实重新演绎着世界文学经典，甚至成为真正感知国情的风向标，甚至他们的人生命运从大一报到时便已注定。产业化与社会细分，设置了难以逾越的人生障碍，高等教育的本质功能早已弱化。发生颠覆性激变的，还有师生关系的商业化；社会资源占有缺位，二本毕业生进入社会漂
泊不定，也是一种社会生态现实；更有通过各种努力和尝试，最终改变人生命运的，这其中也不乏与商业社会成功融合的典范。十多年的持续追踪表明，教育市场化大背景下，要获得良好的发展，变通与融入的观念意识是必须的，这更是农耕文明终结、城市文明前进的必要。《我的二本学生》有执两端取中间的意思，映照了大学生体最大层面的精神成长与流变。
被抑郁症如影随形地缠绕了十余年的李兰妮，义无反顾地住进广州精神病院，如同顾城的诗“黑夜给了我黑的眼睛/我却用它寻光明”，置身黑暗去寻光明。她在精神的荒野中最终握住了一段灵光，这段经历就是《野地灵光》。这部长篇非虚构直击了都市生活杀手——抑郁症，以广州精神病医院的实际生活记录，从社会生活背面介入一个无力承载的精神受难世界。作品呈现城市生活隐匿的各种症候，在绝望中寻生命存在的理由与希望。文本不仅有来自亲临抑郁症患者一线生活的质感，精神受难之万千图景，有病例、病症、病理知识的普及，更以翔实的资料钩沉了精神医疗业精的发展历史，叙事性、知识性、学术性兼具，作者以莫大的勇气与抑郁症同行、战斗，最终完成了自我生命的释放与解脱。在无以挥去的精神折磨中，李兰妮奉献了人性柔弱与韧性兼具的光辉，更是人之神性的聚能。
曾为打工仔的青年小说家李知展身居东莞，近年来以慢节奏而富于诗性的叙事，构建着城市文明演进所赋予人们精神的静水深流。他接续着老一辈文学大家专注、纯澈的风格，将年轻之心沉降到最低处，以平和直面外在世界，去尽技术性，甚至没有设计痕迹，使叙事成为小说本身，专注而静美地着
力于都市人精神动影的捕捉与凸显，因此获得了置身纷乱之外观察社会的冷静。他对城市文明进程中的精神领域有更多的关注与思考，如现代爱情的内质、情感的变奏，人生境界追求，岁月对人之精神的撕裂，恨与爱的嬗变，真实精神世界的寻与感知等等。他的小说结晶着精神发现与理性认知，阅读者在他的文字中行走无异于润心之旅。短篇《纸婚祭》呈现了尊严的心战、爱情的绞杀，小说以几个不同社会层级人物爱情与婚姻的虚影易碎，勾勒整体伦理性失衡的面孔，凸显了冰冷经济法则对人性人心长久的统御、异化，以及悄无声息的撕裂。郑一介们与林碧薇们各自为政、彼此苦心经营的婚姻，很快被他们自己所轻易摧毁。即便是快意泄愤的周立，并不能使萎地的婚姻起死回生，只不过是一场酷烈的虚妄而已。文本不见正面的交锋，唯见卑微者魂动泣血的暗影。小说可贵之处，在于寒郁给予人心嬗变之莫大包容，尽去道德指责，还原人之柔性于猛进社会。《红鬃烈马》是城市小说人物外在世界的受限与内心世界的奔突之真实动影；《孤步岩的黄昏》是逸出城市纷杂的人生境界的探讨与思辨。李知展已开始聚焦东莞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现状。他的长篇新作，以东莞老街巷中不同年龄段女性和她们背后的故事，宏构岭南四十年来的巨大变迁，无疑是对东莞的精神巨献。
蔡东是深圳“城市文学”突出的书写者，她总是在城市文明的汹涌大潮中给予焦虑的人性一缕金的阳光。她的文本既有深圳作为现代文明大都市风声鹤唳的惊心、压迫感，又有万川入海的静寂。写了很多关于深圳的小说，未必是真实意义上的深圳，却依旧是真切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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