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的广东抗战文化宣传策略——以《新华南》为中心
中共领导的广东抗战文化宣传策略
——以《新华南》为中心
叶浩豪
【摘 要】广东抗战文化宣传是华南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华南》作为中共广东省委宣传抗战文化的机关刊物，具有浓厚的统一战线彩。《新华南》在抗战文化宣传策略上兼具合作性与斗争性、政治性与文艺性、国内性与国际性相结合的特点，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东党组织在华南地区宣传“团结抗战、打败日本，肃清汉奸，建设新中国、新华南”的重要舆论阵地，为华南抗战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关键词】广东；抗战文化；宣传策略；《新华南》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8）03-0061-08
广东抗战文化宣传是华南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思想基础。《新华南》作为中共广东省委的机关刊物，是广东抗战文化宣传的重要载体，具有浓厚的统一战线彩。广东省委对《新华南》提出了三点办刊要求：一是刊物形式是统一战线化的，但是不能失却我们自己的立场；二是刊物的内容是政治化的，同时是研究与批评性质的；三是刊物的对象是众性的，应该是提高众
的政治觉悟性。①中共通过该刊物成功“开辟了一个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结合而以合法斗争为主的强大统一战线阵营”。②《新华南》为了能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并办下去，无论是在抗战文化宣传内容还是宣传方式上都具有很强的策略性，长期与国民党顽固派斗智斗勇，成为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东党组织在华南地区宣传“团结抗战、打败日本，肃清汉奸，建设新中国、新华南”的重要舆论阵地，为华南抗战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新华南》创办的背景
《新华南》于1939年4月1日以统一战线的形式在广东韶关创刊，创办之初为半月一期，后改为每月一期。根据广东省委的决定，《新华南》的主编先后由尚仲衣、石辟澜、谭天度担任，创刊时的编委有尚仲衣、石辟澜、任毕明、何家槐；改组后的编委有李章达、张文、任华明、何家槐、石辟澜、李筱峰、谷风（谭天度）、陈原、魏中天。虽然主编和编委大部分表面上是国民党官员，但实质上他们全是共产党员或者进步人士，③这样就保证了《新华南》能在中共领导下独立办刊。1939年6月，省委成立了由石辟澜任组长的粤北地区文化领导小组，1940年6月又将其改组为由谭天度任书记的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④直接领导《新华南》的工作。《新华南》持续到1941年春，由于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压制而被迫停刊。《新华南》诞生于风雨飘摇的全面抗日战争年代，她的创办有着深刻复杂的时代背景。
（一）国民党广东当局内部矛盾加剧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国民党广东当局各
①《中共广东省委报告——关于八个月来宣传文化教育的工作总结》，1940年3月，载于《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37册，第57页。
②左洪涛：《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忆张文先生》，载于《踏遍青山》，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页。
③④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谭天度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页。
·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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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派系退出广州，形成“各霸一方，各行其是，互相拆台”的混乱局面。①直到同年底，国民党中央改组广东当局，张发奎担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被免去第四战区代司令长官而改任由四路军缩编的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汉魂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和曾养甫被免职。1939年1月，省政府迁至粤北韶关，中共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也迁至韶关，韶关因此由一个山区小镇成为广东战时省会和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起初，随着张发奎和李汉魂进入广东，广东原有政治势力格局被打破，而新的矛盾暂时没有暴露，而且改组后的广东各方势力为了争取众信任，建立各自基础，都
表示出积极团结抗日的态势，韶关一时出现了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新气象”。②但是，随着日本侵略军调整入侵计划，在华南以所谓“局部停战”“退出华南”为诱饵，实施诱降活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旧态复萌”，抗战决心出现动摇，对广东当局实行“拉甲打乙，拉乙打甲，保持均势，以利统制”的方针，③广东当局内部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为“国民党中央与广东当局张、李、余矛盾以及张、李、余之间的冲突相互交错在一起”，④各派系为了要维持和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与地位，各按其需对中共采取进步与顽固的办法。
（二）广东民众痛感国民党当局守土无能和精神食粮缺乏
1938年10月初，日军在广东登陆前已有情报表明日本数艘军舰已靠近惠阳海面，但是国民党当局却自以为广东毗邻香港，是英美的势力范围，日军不敢出兵入侵华南。但事与愿违，日军于10月中派出军舰强行登陆惠阳，驻惠州国军部队随即溃退，日军长驱直入，很快便进占广州。广东人民痛恨国民党当局及其军队的懦弱无能，当时有民谣唱道：“莫希唔得”（讥讽驻惠州国军151师莫希德）；“余汉无谋”（讥讽广东十二集团军司令余汉谋）；“曾养无甫”（甫谐音谱，讥讽广州市市长曾养甫）；“吴铁失城”（讥讽粤省长吴铁城）。⑤由于广州仓促沦陷，市民毫无思想准备，大批民众仓皇撤出广州，一
时间人心动荡彷徨，社会弥漫悲观、失望的氛围，加之当时广州的《救亡日报》和《新华日报》发行网点也迁至广西桂林，而且因受到国民党的限制和封锁，在华南地区发行较少，远远不能满足抗战宣
传的需要。广东民众正处在思想混乱、精神食粮缺乏之际，急需听到党的声音。广东作为重要的大革命策源地，其民众普遍具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孙中山曾说：“粤之所以为全国重者，不在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进取之坚强；不在物质之进步，而在人民爱国心之勇猛，”⑥广东民众强烈的爱国意识也为《新华南》在韶关的创办提供了坚实的众基础。
（三）广东党组织开辟抗战文化宣传阵地
全面抗战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广东党组织积极领导、组织开展抗战文化活动，开辟抗战文化宣传阵地。报刊是广东党组织宣传抗战思想、团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载体。广州沦陷前在广东比较有影响力的中共领导下的报刊主要有《抗战大学》《救亡日报》等。⑦《抗战大学》是由广
①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一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6页。广东文化
②《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1940年3月7日，载于《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37册，第86—88页。
③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一卷），第428页。
④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一卷），第428页。
⑤温盛湘、杜襟南：《照耀在粤北的灯塔——纪念〈新华南〉创刊六十周年》，载于《华南抗战号角〈新华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⑥孙中山：《中国的现在和未来》，转引自《华南抗战号角〈新华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⑦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李峰：《宣传抗日的〈抗战大学〉月刊》，《中国出版》，1996年第2期；陈华：《抗战时期的〈抗战大学〉杂志》，《广东党史》，1998年第3期；彭启一：《广州时期的〈救亡日报〉》，《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2期；高宁：《〈救亡日报〉的宣传艺术》，《新闻研究资料》，1984年第3期；杨小川：《〈救亡日报〉介绍》，《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期；罗俊华：《夏衍与〈救亡日报〉》，《当代传播》，2007年第1期；吴雨蓉：《抗战时期的〈救亡日报〉》，《新闻爱好者》，2008年第4期；王仿子：《我在救亡日报南方出版社的经历》，《出版史料》，2008年第4期；司马小莘：《抗日战争中的〈救亡日报〉》，《中国统一战线》，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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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委主办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战时综合半月刊，创刊于1937年11月。《救亡日报》是抗战初期中共在粤港地区最重要的舆论阵地。1938年4月周恩来向夏衍指示办报的总方针就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要好好学习邹韬奋所办的《生活》的作风，要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话，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话”。①在广东党组织的领导下，广东抗战文化宣传活动迅速开展，广东被誉为“统一战线的模范省区”。②广东抗战文化宣传阵地的开辟也为此后《新华南》的创办提供了重要的宣传经验。1939年，随着国内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为了深入宣传党的抗战思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众坚持抗战，广东省委决定“办一公开性质的刊物，以扩大我们在政治上的影响”，③《新华南》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二、《新华南》宣传策略的特点
（一）合作性与斗争性相结合
《新华南》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东党组织以统一战线形式创办的刊物，其首任主编尚仲衣教授就曾撰文指出：“中华民族如能走到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那就是生，中华民族如不能走到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那就是死。”④《新华南》自创刊之日起就以宣传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己任，不但发表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关于抗战的言论，还刊载了国民党党政军人士宣传抗日的文章。《新华南》
在创刊号就刊登了张发奎的《告广东游击区全体武装同志》和余汉谋、李汉魂的《赞男女同胞书》，显示出国共精诚合作、共赴国难的决心，犹如一剂强心剂打入民心。第二卷第九期刊发了张发奎的《一年来的主要收获与今后奋斗的正确方向》，文章号召“加强团结，加强建设，求各方面的改进，打击一切分裂投降的企图，切实举行所有对于抗战建国有利的法令，把最后胜利希望用最快的
速度变成现实。”⑤此外刊载的还有白崇禧的《国
际形势与抗战形势》、吴奇伟的《前方抗战与后
方生产》等国民党将领发表的文章。
《新华南》办刊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
范围内掀起了两次反共高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遭受严峻挑战。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
州后，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而人民
抗日力量虽有发展，但仍远没有达到足以进行战
略反攻的程度，抗日战争便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
战略相持阶段。⑥随之，国共关系也发生变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溶共、
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随后陆续秘密颁布
《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
法》《异党问题处理法》等，企图对共产党及其
领导的抗日力量加以限制、打击和消灭。国民党
顽固派挑起的反共逆流，很快就波及华南。1939
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限共”政策，3月间
就由到重庆参加会议的伍智梅（国民党广东省党
部执行委员）等在广东传达贯彻。⑦当国民党掀
起的反共逆流波及广东时，中共广东省委提出
了“在政治上的进攻，组织上的保守”的口号，“决定加强《新华南》的组织领导，以《新华南》
进行反逆流斗争”，⑧在反逆流斗争中“发展我
①夏衍：《巨星永放光芒》，载于《夏衍杂文随笔选》，
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713—714页。
②谌小岑：《抗战初期我在广州的见闻》，载于《广
东文史资料》（第五十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5页。
③《中共广东省委综合报告——扩大会后个半月工
作概况》，1939年4月19日，载于《广东革命历史文件
汇集》甲第36册，第380页。
④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
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尚仲衣教授》，《广东党史资料
丛刊》编辑部出版，1989年版，第110页。
⑤张发奎：《一年来的主要收获与今后奋斗的正确
方向》，载于《华南抗战号角〈新华南〉》，广东人民出
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
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
第205页。
⑦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广东
地方史》  （第一卷），第486页。
⑧《广东区党、团研究资料》（1937—1945）（下），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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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力量，巩固我们的力量、及组织进步的力量，推动国民党进步”。①《新华南》与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行径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有针对性地发表文章揭露、鞭挞国民党顽固派的，坚持“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②说明“我们不应该倒退，不应该限止青年，不应该反共”。③1939年7月，《新华南》就刊登了李平之的《从华南战局的演变论述其经验教训》，指出华南抗战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一部分，其总的经验就是“坚持主动的持久战，坚决反对投降妥协”；“进一步的加紧内部团结，发扬同生死、共患难的革命精神，反对党派成见，避免制造摩擦”等。④其余相关文章主要包括了：创刊号刊载夏衍的《民主国家的新团结与敌人的新阴谋》、第一卷第六期林爽秋的《团结，抗战，克服危机》、第一卷第七期钱俊瑞的《团结问题的重提》以及第二卷第二期李章达的《注意当前的暗礁》等。
《新华南》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并不局限于刊发的文章内容，还贯穿于办刊过程的始终。虽然通过多方努力，《新华南》最终获得国民党当局批准注册得以公开合法出版，但是自创刊之日起，国民党顽固派就对出版进行阻挠和破坏，其采取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在审查稿件时候肆意腰斩、删削甚至全篇扣留。国民党顽固派专门成立广东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规定每期稿件都要经过审查，而且
在审查过程中往往把稿件删得面目全非、逻辑混乱，企图模糊读者对国内外形势真相的认识；⑤二是控制印刷条件，卡断邮路。国民党顽固派明令暗使韶关的报馆不接印《新华南》，还控制邮局，把各期数以千计的《新华南》扣押在邮局仓库不让发出去；⑥三是派特务对工作人员进行跟踪、监视、逮捕。国民党特务在《新华南》出版社周围安插了监视哨，经常跟踪出版社工作人员，并蓄意制造种种事端。⑦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恶意行为，《新华南》工作人员也毫不妥协，坚决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回击。例如，《新华南》每期5万余字，为了防止审查被删减，保证出版时能维持一定的字数，每次送审稿件的字数高达10万至15万字，对于被删减内容采取开天窗和留空白的形式表示，使读者能够从编者的处理中大致领会文章的精神；⑧由于在韶关无法付印，曾经有一年多时间，稿件被送到赣州或衡阳去印刷，直到1940年下半年党组织成立了“曲江河西印刷工业合作社”才解决印刷问题；⑨针对《新华南》被扣押在仓库的问题，工作人员一方面通过上层民主人士对国民党顽固派施压，迫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遵守邮政法规，另一方面努力扩大发行网，通过热心的读者和撰稿者用各种方法把《新华南》发行出去。⑩《新华南》在坚持宣传团结合作抗战思想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性，在斗争过程中也不放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机会，凭借合作与斗争共存的灵活宣传策略，成功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了约两年时间。
（二）政治性与文艺性相结合
自1939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携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主宪政运
动，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宪政。
①《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1940年4月23日，载于《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37册，第179—180页。
②《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
③《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1940年4月23日，载于《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37册，第180页。
④李平之：《从华南战局的演变论述其经验教训》，载于《华南抗战号角〈新华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
⑤洪流主编：《石辟澜》，《广东党史资料丛刊》编辑部出版，1993年版，第140页。
⑥洪流主编：《石辟澜》，《广东党史资料丛刊》编辑部出版，1993年版，第143页。
⑦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谭天度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页。
⑧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谭天度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
⑨李筱峰：《艰苦的奋斗历程——〈新华南〉创刊六十周年回忆》，载于《华南抗战号角〈新华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⑩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谭天度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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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对宪政运动做出的“首先在舆论上进行宪政的政治动员”①部署，《新华南》积极响应，刊登各阶层人士的文章宣传民主政治思想，敦促国民党政府实施宪政、保障民权。《新华南》连续在第一卷的第十期和第十一、十二期合刊上分别以“为什么要实行宪政”与“怎样实行宪政”为主题刊载了数十篇文章，李章达在《实行宪政是人民与政府共同的要求》中列举了必须实行宪政的三点原因，一是“为了动员和集中全民族的一切有生力量参加抗战”，二是“为了要坚持抗战到底，巩固国内团结，力求全国进步”，三是“为了要彻底实现三民主义，驱逐日寇出境”，并在文中归结出“实行宪政绝不是什么‘无病呻吟’，而是当前抗战新阶段所迫切需要，是全国人民与政府的共同要求”。②石辟澜曾在《一党与多党》一文中指出，让“国民党以外的各党派合法存在，采取民主的办法，使各种政治力量有机会共同担负起一部分责任，恰恰是巩固中国统一的重要条件”，③后又在《新华南》上的《加紧展开宪政运动的讨论与宣传》提出宪政运动是“中华民族自由幸福的重要关键”，因此要“引起各界同胞的密切注意”，“加紧进行广泛的讨论与宣传”，④“这是巩固合作的正确办法，从而也就是巩固相持争取反攻的正
确办法”。⑤其余相关文章主要包括：张凤亭的《实行宪政与加强统一》、彭林生的《宪政与民权》、蓝天照的《为什么要实行宪政》、任毕明的《完成宪政四课题》、叶兆南的《对于实施宪政的意见》、石辟澜的《对实行宪政应有的认识》以及郭弼昌的《宪政运动的中心问题》等。
此外，宣传作为一门艺术，还必须“考虑到接触这种艺术者的反应和心情”。⑥作为面向广大民众的刊物，为了吸引民众关注、提升民众阅读兴趣，《新华南》不仅仅局限于刊载政治性文章进行理论宣传，还注重通过文艺类文章进行抗战宣传。其中关于文艺方面的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文艺理论类，如创刊号上钟敬文的《文艺及艺术的政治性》、第一卷第五期朱乔生的《二期抗战中的文艺问题》；二是
文艺动态类，如第二卷第二期朱之平的《抗战
后的绥西文化》、第七期魏中天的《给剧运工作
者的一点意见》；三是文艺作品类，如第一卷第
二、三期合刊何家槐的杂感《从一个勤务兵之
死谈起》，第二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达芳的诗
《韶关颂》以及歌曲作品《华侨坚持团结抗战歌》.《民众的力量最伟大》等。通过政治评论、文艺
杂谈等多种宣传创作方式，既有说理又有抒情，《新华南》满足了不同体民众的阅读需要，使
之“无论在内容上、销路上、读者反映上”，都
是华南国统区的“权威刊物”。⑦
（三）国内性与国际性相结合
《新华南》紧贴国内时局的变化，及时刊登
文章帮助民众认清国内抗战形势。尚仲衣在创
刊号上就撰文对抗战以来敌我双方国力的消长
进行了比较，指出在抗战过程中，“我国的政治
是日益走上健全的民主道路，而敌人的政治则
日益沦于法西斯的病态”，在经济上，“国民经
济建设愈来愈雄厚，生产力愈来愈发展。敌方
则愈战经济基础愈动摇，生产力愈下坠”，并在
最后总结出“我们的痛苦是新生时的痛苦，而
日寇的痛苦却是死亡的痛苦！”⑧其余重点阐述
①《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1940年4月23日，
载于《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7册，第179页。
②李章达：《实行宪政是人民与政府共同的要求》，
载于《李章达》，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99—
401页。
③张江明：《石辟澜对〈新华南〉的贡献》，载于
《华南抗战号角〈新华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63页。
④洪流主编：《石辟澜》，《广东党史资料丛刊》编
辑部出版，1993年版，第461页。
⑤洪流主编：《石辟澜》，《广东党史资料丛刊》编
辑部出版，1993年版，第460页。
⑥夏衍：《论新阶段的宣传工作》，《救亡日报》，1939年3月11日，转引自高宁：《〈救亡日报〉的宣传
艺术》，《新闻研究与资料》，1984年第3期，第40页。
⑦《中共广东省委报告——关于八个月来宣传文化
教育的工作总结》，1940年3月，载于《广东革命历史
文件汇集》甲第37册，第57页。
⑧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
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尚仲衣教授》，《广东党史资料
丛刊》编辑部出版，1989年版，第116—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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