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1910年之冬
东北,1910年之冬
作者:暂无
来源:《环球慈善》 2013年第1期
    文/辛国强
    图/CFP
    在诸多烈性传染病中,鼠疫足以令人闻之变。这种又被称为“黑死病”的瘟疫,在人类历史上夺去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
    1910年冬季,曾经让欧洲人惊恐万状的鼠疫,突然袭击了中国东北地区,数万人随之倒毙。然而,正当人们以为哈尔滨将成为“死亡之城”时,来势凶猛的鼠疫却被成功地扑灭。走过1910年的冬天,防疫医学刚刚蹒跚起步的中国,第一次站在了国际流行病学界的讲坛上……
    土拨鼠引发的灾难
    1910年10月8日,地处中俄边界的满洲里报告了一例死亡病例:一位来自山东的王姓农民,因头晕、发热、咯血而暴亡。医师调查发现,死者病发前曾剥食过一只旱獭。
    难道死者的暴毙与小小的旱獭有关?正当医师们对此迷惑不解之际,因同样病情致死的病例,却在短短一个月内,从每天一两例,骤然增加到十多例。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病例,医师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让他们不寒而栗的名词——鼠疫。
    然而此时,满洲里的边贸市场上,旱獭的买卖依旧火爆。这种俗称土拨鼠的啮齿类小动物,不但可以食肉,而且皮毛光滑柔软,经染后几与貂皮相媲美。出于这种原因,旱獭皮的价格逐年暴涨,1907年还是0.3卢布(0.12美元)一张,1910年就涨到1.8卢布(0.72美元),3年时间上涨了6倍。而通过满洲里出口的旱獭皮,也从1907年的70万张,飙升至1910年的250万张。在利益的驱动下,前来东北开荒的流民纷纷加入到猎捕旱獭的行列。没有人想到,就在对旱獭的大肆捕杀中,原本只存在于动物界的鼠疫杆菌悄悄地传染给了人类,并酿成人间灾难。
    疫情在这座边境小城的商店、妓院和客栈里迅速传播,并开始沿着铁路蔓延。它的下一个目标是繁华的商业都会——哈尔滨。
    恐怖笼罩的冬天
    11月7日,哈尔滨发布第一例疫情报告:两名来自满洲里的劳工在傅家甸的一家客栈突然死亡。死前两人症状相同,都是咳嗽、发热、咯血,而且职业相同——猎捕旱獭。
    在哈尔滨, 以铁路为界, 分成“ 道里”、“道外”两个区域。道外以傅家甸为中心,属于中国人的聚居区。这里的客栈设施简陋,密不透风,麇集着垦荒和捕猎的流民。疾疫就是从这里扩散,最终弥漫全城的。当时哈尔滨拥有10多万人口,“每日死亡在百人”。
    巨大的恐慌笼罩全城,惶恐不安的市民纷纷乘火车南下避难,疫情也随之在东北三省迅速蔓延,大量人口被夺去生命。据1912年东三省防疫事务管理处的统计报告,流行于1910年的东北鼠疫,造成黑龙江省死亡14636人;吉林省死亡22222人;奉天省(今辽宁省)死亡7114人,三省总计死亡43972人。
    疾疫肆虐,死者枕藉,千里之外的京师也感受到由此引发的恐慌。时任外务部右丞的施肇基记述说,“各国人士皆畏与华人往来”,连使馆区聚集的东交民巷,“亦限制华人入内”。
    死亡和恐慌迫使东三省的社会生活陷于停顿。上海发行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1911年1月21日称:“中国北方感受极大的惊恐,政治和商业都几乎完全被忽略了。”
    让清政府更感焦虑的是,俄日列强以保护侨民为由,乘机要求与中国共同主管防疫。假若中国防疫不力,不仅疫情,连东北的行政管辖权也将无法控制。鉴于情势复杂,清政府交由外务部负责处理东北疫情。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控制疫情,否则东北的局势将不堪收拾。然而此时,外务部最迫切的是要到一个能够主持东北防疫事务的合适人选。
    来自南洋的医学博士
    1910年12月18日,一封电报由北京外务部发往天津。发电人是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电人是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伍连德。
    在曾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施肇基看来,有资格去东北主持防疫的人,不仅要受过完整严格的西医学训练,而且要对细菌学、流行病学有一定造诣。而这个人,非伍连德莫属。
    这时,年仅31岁的伍连德由南洋来到中国不过两年有余。他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县),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1896年赴英国剑桥大学习医,1903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学成后,伍连德返回马来亚开设私人诊所,并在吉隆坡医学研究院从事疟疾和脚气病的研究。
    1907年,受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邀聘,他挈家北上,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
    接获施肇基的急电,伍连德立即束装赶赴疫区。随他前往的除两名助手外,还有一台贝克显微镜。
    12月24日傍晚,火车徐徐驶入风雪交加的哈尔滨,伍连德生平第一次踏上这块陌生的土地。
    抗争的冬天
    伍连德是以“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的身份来到哈尔滨的。而此时,冰天雪地的哈尔滨,疫情却不断扩大,每天丧生的多达数百人。
    面对来势汹汹的瘟疫,尽管所有的医师都相信是鼠疫,但究竟是不是鼠疫,又属于哪种鼠疫,并不明确。伍连德首先要做的,就是查明瘟疫的真实面目。
    就在抵达哈尔滨的第三天,一位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女子在傅家甸染疫暴亡。伍连德立即对死者进行了病理解剖和血样化验。当椭圆形的病菌清晰地呈现在贝克显微镜下时,他不由得屏住了呼吸——正在东北蔓延的瘟疫,就是被欧洲人称作“黑死病”的肺鼠疫!肺鼠疫经由咳嗽或喷嚏喷出的飞沫传染,人普遍易感。感染者往往发热、咳嗽、咯血,不出两三天即告死亡。由于死者全身皮肤发绀呈黑紫,故又称“黑死病”。
    伍连德火速向施肇基发去急电,要求管制交通、隔离疫区、增派医务人员。在这个风雪弥漫的冬天,东三省迅速掀起一场与死神的抗争和较量。
    南满铁路停驶,东清铁路停止售票,到1911年1月,所有进出山海关的列车一律中断。
    检疫所、防疫所分设于各铁路车站和港口码头,过往商民,“节节截留,一体送所检验,过七日后方
东三省是哪三省
准放行”。
    由医师和巡警组成的搜查队,开始逐街逐户检查疫情,一旦发现感染者立即送往防疫医院,其住所一律封闭、消毒。戏院、客栈、妓院等流动人口密集的场所,更受到严格清查。
    在抗生素没有被发明以前,隔离是控制鼠疫最有效的方法。伍连德将防疫总部设在傅家甸,请调军队对这个疫情的重灾区予以强制性隔离。他还向中东铁路公司借了120节火车车厢,收容那些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的疑似患者和与鼠疫患者有密切接触的人。
    与死神的抗争毕竟是惨烈的,许多医护人员因此献出生命。长春隔离所,19名职员中有18名殉职。仅长春一地,先后牺牲的医务工作者就有166人。来自苏格兰的嘉克森医师在皇姑屯车站检查疫情时,也不幸染疫身亡。去世时,他年仅26岁,来华还不到1个月。
    1911年1月31日,中国传统的大年初一。就在这一天,疫情出现了转折性变化——傅家甸的死亡人数开始下降。当严寒走到尽头,处在死亡威胁中的人们也终于看到了曙光。
    3月1日午夜,傅家甸第一次发布死亡人数为零的报告,防疫总部一片欢腾。几天后,傅家甸的强制隔离宣告解除。
    伴随着雪消冰融,在东北三省持续肆虐了4个多月的鼠疫,渐渐平息。
    严冬过后
    当经历死亡劫难的东北迎来春天,国外一些著名的流行病专家也陆续抵达奉天(今沈阳),他们将在这里召开一场关于鼠疫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施肇基电告伍连德,催他南下奉天,主持大会。
    1911年4月3日至26日,“万国鼠疫大会”在奉天举行,与会学者来自英、美、法、德、俄、日等11个国家。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伍连德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他用中、英、法、德四种语言主持了会议,重点介绍了中国东北防疫的经验和做法。
    对这次东北鼠疫,大会就传染源、传播途径以及管制交通、隔离疫区等达成基本共识。这些共识,与伍连德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是分不开的。
    7月,伍连德赴满洲里和中蒙边界实地考察,撰成《旱獭(蒙古土拨鼠)与鼠疫关系的调查》一文,发表于英国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上。1923年6月,伍连德再度赴中俄边界考察,进一步确认:旱獭之间可通过空气传播鼠疫杆菌,而这种病菌也可在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播。
    走过1910年的寒冬,中国人不但积累了鼠疫的科学知识,现代防疫体制也逐渐在东北落地生根。1912年,哈尔滨设立了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开展对鼠疫、、天花、猩红热等传染病的研究与防治,并开始研制疫苗和抗血清。1920年,东北再度爆发鼠疫。但这次,死亡人数为9300人,相较于1910年的冬天,无论疫情规模还是死亡率,都已经大大降低。
    专栏作者
    辛国强:陕西省宝鸡市人。先后就读于西北大学和兰州大学,法学硕士,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和中国社会史研究。曾在中央电视台《青藏铁路》、《译制片回眸》、《声音的记忆》等多部纪录片担任策划和撰稿。编著有《影视鉴赏》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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