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年２月　第２０卷第１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
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０Ｎｏ．１Ｆｅｂ．２０１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２－２４
［作者简介］薛庆超（１９５５—），男，河南省南阳市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副局长，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讲座教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等。
引用格式：薛庆超．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Ｊ］．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２０（１）：１－９．中图分类号：Ａ８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１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０１－０９
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ｔｕｒｎｏｆｆａｒ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
关键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改革开放；
中国特社会主义
薛庆超
ＸＵＥＱｉｎｇｃｈａｏ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１０００１７
摘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华民族大踏步地赶上了世界发展潮流，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主要经验。当前，中华民族又一
次站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节点上，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勇立潮头的历史创造精神，始终不渝地坚持韬光养晦、发展自己的国际战略，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创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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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必将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１］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果断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阐述了一系列关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思想。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宣言书。的这一重要讲话，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既具有
历史性、理论性，又具有实践性、前瞻性，全面论述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在此基础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伟大历史转折，开创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开辟了中国特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辟了中国近现代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特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坚定不移实行改革开放、始终不渝地走中国特社会主义道路，已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特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研究中国特社会主义的缘起，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有利于凝聚整个社会共识，有利于激励全党全国人民，有利于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全面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始了中国特社会主义事业的壮丽征程。
一是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
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制订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增选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调整和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指出：“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３０多年，截至１９７８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２］１０－１１
二是对一系列重大问题拨乱反正。关于１９７５年主持中央工作的功过是非，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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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庆超：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指出：“１９７５年，同志受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按照同志的指示，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四人帮’硬把１９７５年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３］关于“天安门事件”，全会指出：“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
、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认为，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巩固团结的局面，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变，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向前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努力，是非常必要的［３］。“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会议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同志的崇高威信”［３］。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共中央开始认真解决国内政治生活中长期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三是用马克思主义组织路线来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增选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王震三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考虑到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的生活的实际变化和目前党的工作的迫切需要，决定采取临时措施，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九同志为中央委员”［３］。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５日，中央政治局确定新增中央领导成员分工，对中央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一些主要负责人进行调整。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拨
乱反正的重要步骤，对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全会决定设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同志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同志为第二书记，同志为第三书记，黄克诚同志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同志为副书记，并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委员［３］。
四是形成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２］３０９在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实现党的历史转折时期的重要作用自然形成的，是历史检验和实践检验的结果。长期的革命实践、丰富的历史经验、卓越的政治智慧、恢弘的世界眼光、精辟的理论阐述、具有前瞻性的改革开放意识和深邃的治国思想，是中国特社会主义顺利前进的根本保证。指出，“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２］２９８－２９９。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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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历史丰碑。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全党、全国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冲破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在全党与中央的核心地位，增选中央领导成员，这是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中国的改革开放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中国特社会主义道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在确定工作中心转移的同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逐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随后，针对“十年内乱”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危害，１９７９年４月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经济调整问题，根据中共中央决策，李先念代表中央分析经济形势，论述调整经济的必要性，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这是对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和国民经济工作拨乱反正的重要举措，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中国特社会主义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行改革开放，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此开启中国特社会主义道路。
一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遵义会议到１９４２年全党整风运动，逐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带领全国人民，赢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夺取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严重搅乱了人们的思想，致使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遭到肆意践踏。粉碎“四人帮”后头两年，“两个凡是”错误指导方针又造成党内思想理论极大混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形势要求和全党愿望，重新将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基本内容，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根本原则，将思想作为完整的准确的科学体系，这从根本上纠正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两年徘徊”期间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错误，恢复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同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进行新的发展，针对过去多年存在的“左”的思想僵化情况，提出对过去那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结论，要解放
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行辨别，对错误的东西拨乱反正，做出实事求是的新的结论。“在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广大干部和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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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新纪元。但是，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工作中心究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个长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发展了中共八大确定的正确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解决了过去长期未能解决的工作中心转移问题，明确决定把全党工作中心及时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除非有大规模外敌入侵，绝不能动摇和干扰这个中心。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极大地发展生产力，极大地繁荣科学文化，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惟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团结的政治局面，立即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策力，为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在新形势下，及时地果断地实行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从此，在理论和实践上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长期宣扬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等错误理论与观点。以此为开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团结，改革开放，同心同德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将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重新确立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一个历史性转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相结合，重新确立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体现了新时期全党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代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顺应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潮流。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开端，最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三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过去那种违反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个人说了算和个人崇拜现象。同时明确指出，要在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扬民主，坚决纠正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并且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要求少宣传个人，多歌颂人民众，多歌颂党和老一代革命家；加
强党的领导机关，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增选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人和组成人员，会后接着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了一系列人事安排和调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粉碎“四人帮”后又犯了新的错误的同志，主要不是清算过去的“老账”，而是着眼于现在，既要看到他们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又要看到他们曾经做过有益的工作，坚持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方针，在处理党内问题上重新恢复了党的历史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正确做法和优良传统。
四是决定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平反冤假错案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重大突破口。突破一点，带动全局，大获成功，大见成效，深得人心，赢得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对此，无论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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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高度评价都不过分。平反冤假错案是拨乱反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以前，对于冤假错案以“两个凡
是”为基本原则来对待和处理，甚至置之不理、不管不问；开展平反冤假错案后，一切以“两个不管” 作为基本原则来对待和处理。平反冤假错案是思想解放的重要步骤。在此之前，凡是批示过的案子、凡是决定了的案子，都不能触动，更不能纠正。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彭德怀案”“陶铸案”“六十一人案”“右派案”等大案，凡是实践证明错了的都可以彻底纠正。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在“十年内乱”中长期受到禁锢的思想逐步得到解放。平反冤假错案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前提、坚实基础和必要条件。平反冤假错案清除了改革开放的重重障碍，奠定了改革开放的坚实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民族、统战、侨务、军事和外交等方面，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都取得了重大成就。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无产阶级建立政权以后，“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５］。在“十年内乱”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定不移地平反冤假错案，凝聚了人心，化解了消极因素，调动了积极因素，实现了中华民族空前的大团结，使中国共产党更加团结、更加坚强，成为领导全国人民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领导核心。
五是决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１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给地主、富农分子“摘帽”的决定：考虑到我国农村完成和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地主、富农分子已经经过了２０多年乃至３０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除极少数仍然坚持反动立场者外，凡是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诚实劳动、不做坏
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过去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众评审，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按照这个决定，绝大多数地主、富农分子，以及过去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被摘掉了帽子。这就充分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使亿万社会主义劳动者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逐步落实了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宗教政策、侨务政策、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等，妥善解决了大量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促进了全国团结局面的发展，调动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稳固的政治基础和深厚的社会基础，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和热烈拥护。
中国冤案六是从根本上纠正了指导思想上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通过端正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解决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是一个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伟大转变。在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坚决地、全面地依靠众和实事求是地拨乱反正。从此，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决实现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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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不管”是提出的，即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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