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是⼀个国家软实⼒的象征
2017年诺贝尔奖项已全部揭晓。不出所料，今年诺奖延续了过去多年的格局，发达国家，尤其美国，继续保持着遥遥领先的优势。
有百年历史的诺贝尔奖被公认为⼀个衡量国家综合实⼒、尤其软实⼒的指标之⼀。通过这⼀奖项，可以直观地⽐较各国科研体制和⼈才培养模式的效率与优劣。对于中国这样⼀个想要打造创新型国家的政府⽽⾔，⼀年⼀度的诺贝尔奖⽆疑是⼀个反思的机会。
在诺奖发布期间，国内诸多媒体都进⾏了跟踪报道，其中⼀篇旧⽂还被再次翻出，这篇“诺奖研究科学，中国⼈研究诺奖”的⽂章对中国⼈的诺奖情结进⾏了说明。
咋⼀看，这篇⽂章似有戏谑成分，但细读后，⼈们会认同⽂章的主要观点。例如，诺奖主要是奖励科学研究的，发达国家学者通常会⼀门⼼思扑在科研上，他们看重的是科学研究的过程，⾄于结果，⽐如获奖，则不是他们最关⼼的。毕竟，能不能获奖，何时获奖是根本⽆法预料和控制的。相⽐之下，中国⼈更在意获奖，很少或根本不关注科学研究的过程。虽然获奖只是科学研究的结果（有时是意外）之⼀，绝⾮⽬的，但⼈们还是更看重结果，这符合⼈们追逐名利的需要。当然，任何急功近利的想法都可以通过恰当的机制设计得到有效的矫正。
中国有几个诺贝尔奖
众所周知，科学研究需要耗费学者⼤量精⼒，有时还需要具有牺牲和冒险精神。科学研究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很多时候，科学研究，⽐如科学实验，即便穷尽科学家的⼀⽣，也未必能做出⾜以留下印记的发现。但这恰是科学精神所定义的内容，没有这些默默⽆闻科学家的投⼊和铺垫，就不可能出现⼀流的科学成果。
上⾯提到的只是容易观察到事实⽽已。实际上，要让科学家⼼⽆旁骛地安⼼⼯作，⼤环境即由体制决定的学术⽣态尤为重要。
可以设想，如果⼀个国家能够持续不断地收获诺贝尔奖，那⼀定⾃有原因。毕竟，只有强⼤的、系统性的制度因素发挥作⽤，才能源源不断涌现可以问⿍诺奖的科学成果。这⾥的制度既有看得见的法律安排，也有不成⽂的⽂化与传统。相反，如果⼀个国家常年颗粒⽆收或偶尔获奖，那这个国家的科研体制和⼈才培养模式⼀定存在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诺贝尔奖是⼀个尺度，是⼀国软实⼒的结晶和体现。
依哈佛⼤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给出的定义，软实⼒⼀般指⼀国对他国的吸引和诱导能⼒，也包括⼀国在国际事务中设定议题和制订规则的能⼒。与通常由物化指标决定的硬实⼒不同，“软实⼒”强调的是精神领域的内容。这⼀概念促使⼈们从关⼼领⼟、军备、武⼒、经济发展、地域扩张、军事打击等有形⽅⾯，转移到关注⽂化、价值观、影响⼒、道德准则、⽂化感召⼒等⽆形领域，即“软实⼒”上。可以说，未来国家之间的⽐拼，将主要通过软实⼒来展⽰。
将“软实⼒”概念应⽤到诺奖场合是恰当的：⼀国软实⼒越强，就越有能⼒“吸引”到更多的诺贝尔奖。以美国为例，美国不仅能够培养出⼤量优秀⼈才，⽽且还能吸引全世界最有才华的学者到美国⼯作。这既是美国科研体制优势的必然结果，也是美国能够保持科技领先，在诺奖领域长期独领风骚的关键所在。
美国软实⼒的展⽰还有其他喜闻乐见的形式，如在全球所向披靡的好莱坞⼤⽚便是其中之⼀。通过电影这⼀形式，美国的价值观、⽂化和⽣活⽅式被成功地推介到了世界各个⾓落。
软实⼒强调的是各国间的相互影响，且这种互动是⾃愿的，就如同⼈们⾃掏腰包去看好莱坞电影⼀样。这与试图“购买”软实⼒，如中国宣传机构花重⾦在纽约时代⼴场投放⼴告宣传⽚的作法，存在明显的不同。前者是愿意受到影响的⼀⽅付费，⽽后者是希望施加影响的⼀⽅掏钱。
⽬前，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位，但这只是国家硬实⼒的⼀个⽅⾯。要把硬实⼒转换成软实⼒，远⾮单纯培植硬实⼒那样简单，其难度是可以想见的。以科学研究为例，科学实际上是⼀种体制化了的社会制度。要促进科学进步，打造软实⼒，就必然会涉及⼀些根本性的变⾰，⽽这也正是中国改⾰中难啃的“硬⾻头”，如彻底清除妨碍中国《宪法》履⾏的种种藩篱与障碍，落实《宪法》第35条即⾔论⾃由，解除对⽹站缺乏法律依据、莫名其妙的屏蔽和封锁，以此建⽴思想市场等。
当然，改⾰也有相对容易的部分，⼀些⽆需伤筋动⾻的改⾰可以先⾏。以诺奖为例，这⼀奖项的⼀些
具体作法可以为当今中国完善各类奖励机制，包括某些学术称号如院⼠的遴选等，提供有益的借鉴。例如，诺奖候选⼈通常由诺奖委员会
今中国完善各类奖励机制，包括某些学术称号如院⼠的遴选等，提供有益的借鉴。例如，诺奖候选⼈通常由诺奖委员会邀请的专家来提名，然后再由⼀个⾼⽔平的专业委员会从候选⼈中进⾏筛选，最终确定获奖者。提名者不得提名本⼈，相关信息要严格保密50年等。这种⽆需个⼈提交申报材料的评奖机制，既可以避免学者为获奖暗中使劲、拉关系，也可让其安⼼⼯作。相⽐之下，⽬前中国诸多奖励或学术称号中，⼤都需要参评者⾃⾏提交申报材料，这催⽣出许多有违学术伦理的作法。在中国的科研院所，那些想要获奖的⼈⼠，⼀年到头都有填不完的表格。
应该说，国⼈对于诺奖的关注，夹杂着复杂的情感因素，有不安和焦虑，也有⾃卑与⽆奈。不安和焦虑的是，现如今中国经济总量已稳居全球⽼⼆，仅次于美国，可诺奖就是很少光顾中国⼈，这好像与⽼⼆的地位不太相称。如果从中国庞⼤的⼈⼝规模来计算，中国寥若晨星的获奖记录⼜让⼈感到沮丧。现实的情形⼀次次让⼈感到⽆奈与⽆助，因为强⼤⼜顽固的体制环境，似乎很难可以撼动。⽆奈的积聚，要么化为绝望，要么陡增愤懑。
上述消极情绪产⽣的根源是，我们其实很⾃卑，也缺少⾃信。作为⼀种长期⼜稳定的⼼理倾向，⾃信既源于过往的表现，也与我们迄今尚未建⽴起⼀个让⼈产⽣希望进⽽⾃信的体制，即依宪治国有关。
美国时政评论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L•弗⾥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提到中国的创新能⼒时，曾⽣动地说道：“中国⼀直在拿⾛美国⼈的知识财产，但美国⼈有⼀件知识财产，中国⼈还没有来拿，这个东西就摆在光天化⽇之下，⼈们却视⽽不见，那就是我们的宪法，我们的独⽴宣⾔和权利法案。如果有⼀天中国⼈把这个也拿⾛了，那我们美国⼈就真的要担⼼了，因为这个地⽅会变成创新的动⼒中枢。但在那之前，我并不担⼼，因为中国所能做的，不过是不停地拿⾛我们的下⼀个科研成果，但却永远也追不上我们。”（《纽约时报》2015年4⽉1⽇）”
我们可以暂且搁置弗⾥德曼论调的正确性，也不必争论其现实可能性，仅弗⾥德曼把美国宪法提升⾄如此⾼度加以强调，就说明宪法的极端重要性。宪法不仅保障了美国的科技领先、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且也为美国打造软实⼒提供了源源动⼒。这恐怕才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有《宪法》，能落实也很好。尽管《宪法》不⼤可能包治百病，但履⾏《宪法》却是中国能否迈向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尺，也是中国打造软实⼒绕不开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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