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理想国
汉武帝的理想国（上）：终结游侠时代
《传奇故事·百家讲坛红版》 2010007期作者/谌旭彬本文总字数：9563字
◎谌旭彬（青年学者）
大变局前夕的怀旧
汉三年，楚汉争霸正在紧要的关头，谋士郦食其给汉王刘邦出了个馊主意：“秦朝残忍无道，伐灭六国，使六国后人无立锥之地。陛下如果能够复兴扶立六国之后，这些人必然感戴陛下的德义，愿身为臣妾，誓死效命。”
一眼就看穿这是个馊主意的人是张良。作为六国旧人，复兴故业曾是张良长期的人生奋斗目标。然而，对郦食其这个主意，张良的’第一反应却是强烈否定。他提醒刘邦：“天下的游士们抛妻弃子离乡背井跟从陛下，无不日夜盼望着胜利后能够获得尺寸之地的分封。陛下今天扶立复兴六国后裔，游士们明天就会一哄而散，各归旧主。陛下还能跟谁一起去夺取天下？”
张良的这番话，既点明了汉代立国的游士（游侠）基础，也道出了以游士方式立国的一个严
重弊端：游士原是依附于诸侯们的流动资源，他们强烈的流动性和自主性天然是君主集权体制的对立物。当西汉进入景帝时代，当军功老臣们基本丧失对长安朝廷的控制权，当诸侯王国再不能威胁长安中央，西汉王朝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直到迈人后世称为“常识”的君主专制集权时代，游士之风仍然无处不在，顽固地盘踞在西汉王朝的方方面面和角角落落。
与后世遵循君臣父子之道的儒家士大夫有所不同，游士们没有在心中为长安的皇帝预留任何长期的“神龛”，皇帝对他们而言，从来不具备什么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地位。这一点从齐地游士邹阳身上可见一斑。
邹阳在景帝年间客游于中原梁国，不慎遭遇谗言下狱。其在狱中写给梁孝王的书信，堪称反映当时游士心态的典型范本：“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义，后宋、鲁之听，则五伯不足称，三王易为也。”意思是说，如果梁孝王能够采纳战国齐、秦王霸之道，远离宋、鲁文儒之训，则“五伯”之流何足道哉，即便是上古“三王”的煌煌伟业，也不难达成。
秦朝历代皇帝很显然，邹阳是不承认汉景帝和他的长安中央的权威的。在游说梁孝王成为“五伯”、“三王”的背后，甚至是很明确地将长安中央当作对立面来看待的。为此邹阳大声疾呼梁孝王信
士、养士、用士。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汉帝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们却固执地选择了生活在过去。司马迁把邹阳和战国著名说客鲁仲连合并在一起立传，其中即不免有浓厚的怀旧意味。邹阳、枚乘们是这个时代最出的知识分子，但同时也是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的“遗老遗少”。他们顽固地坚持着战国时代的游士传统，当汉高祖刘邦以游侠为基础建立汉帝国时，许多游士们觉得他们的春天来了，但大一统时代的到来，早已注定了游侠的末路。游侠刘邦称帝那年，不是游侠们春的开始，而是他们秋的落幕。
所以，即便是邹阳这样的资深游士，在汉景帝的暮年，也不免发出这样的感慨：“鸷鸟累百，不如一鹃。”所谓“鸷鸟”，即地方诸侯王，所谓“一鹗”，即长安未央官里的皇帝。与他一起客游多年的枚乘，也怀有同样的失落。当吴王刘濞准备举起反对长安中央的大旗时，枚乘不无悲观地说道：“拿吴国的军队去对抗长安中央，无异于驱赶一蚊蚋去吞噬羊。”
时代变了，知识分子们却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来适应。新时代的游士不再能够像战国时那般激情地为寄主出谋划策，纵横捭阖。所以，最终让枚乘知名并使他的名字到达景帝耳边，不是因为他替吴王谋划良策，而是因为他极力劝阻吴王举兵。在新时代对政治空间的
高度挤压下，游士们开始明显感觉到了游说自己的寄主们“有所为”已是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更多的时候，他们在劝说自己的寄主们“有所不为”。
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即将来临的时代，无论是微观的个人，还是宏观的历史，都不免有着强烈的惯性。这种惯性会固执地将个人或者历史拉住，固执地让它们“怀旧”。枚乘因为劝说吴王不要举兵而获得汉景帝的赏识，受召出任弘农都尉，然而长期游士生涯的强大惯性，却让他难以在“天子守臣”这个位置上长期待下去——“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汉书-枚乘传》）。
对恣意放肆、任性来去的宾客、幕僚一类的游士生活的眷恋，使得枚乘无法在负有专职、对皇帝严格负责的国家官吏的职位上长期待下去，这不过是大变局时代里受到怀旧惯性影响的一个小例子罢了。
公元前141年正月，48岁的汉景帝因放纵酒在长安未央宫去世。二月，太子刘彻登基，后世称为汉武帝。
十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建元”正式诞生。此后，帝王以年号纪元，成为制度。“建元”
者，兴起创始之意，17岁的汉武帝以此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年号，显然是有的放矢，是以一个“崭新的新时代”为期待的。
所有的诞生背后都有死亡，汉武帝的“新时代”，也是从死亡开始的。这个“死亡”，在个人层面上，是御史大夫赵绾的死；在社会层面上，则是游侠风气之死。
《求贤诏》里的驯化
新时代的气息，是从一道诏书里最先泄露出来的。
登基第一年，武帝发布了一道《求贤诏》，大概意思是让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等都来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之士。史家们习惯于将这道诏书看成西汉官僚系统“察举制”的开端——但是，史家们在把玩“察举制”这类概念的时候，却忽略了这道《求贤诏》诞生的真实历史背景。
先把历史的视线延长，回到汉高祖十一年。这一年，刘邦也下了一道《求贤诏》，诏书这样说：“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吾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许多史家认为武帝的《求贤诏》是继承了高祖刘邦《求贤诏》的传统，自然，这种判断大致上是没有错的。但仅止于此，就会存在严重的遗漏——稍稍仔细研究这两份《求贤诏》的内容，即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高祖刘邦在诏书里希望“贤士大夫”能够“从吾游”，带有强烈的游侠彩，换言之，刘邦将自己看作了信陵君一类人物，希望招揽大批的贤士大夫“从吾游”。而这个“游”字，意味着刘邦并没有将这些“贤士大夫”看成自己的臣僚，相反，游侠出身的他，即便做了皇帝，在处理帝国内部人际关系的问题上，仍然带有强烈的寄主与门客的彩。
然而，武帝的《求贤诏》里却看不到这种游侠彩。恰恰相反，其征召贤良方正之士，正是为了消解社会上弥漫不散的游士风气。武帝对征召推荐来的人才亲自策问，即带有很明显的“选拔”彩。
这道《求贤诏》，其实是武帝所要下的一盘大棋的第一颗落子。
高祖以游士为人才基础建立西汉帝国，此后历代皇帝对游士之风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游士是建国之基，但很显然，这么一个流动性和破坏力都相当高的体，怎么也不可能成为守国之基，相反，其破坏性倒是一目了然。所以，当西汉王朝中央在历
经文、景两朝，将最迫在眉睫的朝廷军功集团和地方诸侯王势力瓦解之后，如何消除汉代社会中普遍泛滥的游士之风，就成了当务之急。
想要根除社会上的游士之风，首先要摸清楚这种风气产生的社会根源。汉代立国50年而游士之风之所以仍然旺盛，既存在对开国游土传统的继承因素，更重要的则是汉初诸侯王势力及军功集团的兴盛，在客观上产生了对游士的需求。
只有消除某一现象产生的社会土壤，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一社会现象。文、景两代的努力，已经极大限度地打击了地方诸侯王势力和朝廷军功集团势力，游士的市场需求，其实已经被挤压得很小了，所以才有邹阳、枚乘等游士的悲叹。
所以，汉武帝为彻底根除游士之风而颁布《求贤诏》，显然是另有所指。
公元30年，儒生朱浮给东汉光武帝上了一道奏疏，其中提及西汉初年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朱浮说：“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养老于官，至名子孙，因为氏姓。”（《后汉书·朱浮传》）意思是说，西汉初年，在任用官吏方面，长期采取久任不换的管理模式，在某个职位上做到老死的人不在少数；有些职位甚至出现了父子相继，最后，官职名称，倒成了人家的姓氏。
朱浮所注意的这一点，西汉人王嘉也注意到了。王嘉是汉哀帝时期的京兆尹，他对哀帝回顾了文帝时代的官员任用问题：“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汉书·王嘉传》）大意是说，西汉文帝时代的官吏，都是长期在任，以至于最后管仓库的官吏干脆让自家姓仓、姓库算了，这种情况，在两千石以上的地方大员里也相当普遍。
朱浮和王嘉所谈的，是比较基层的官吏任职问题；再考虑到自高祖刘邦开始，“非功者不侯”，长期由军功集团把持着高层，就很容易得出西汉初年官僚系统的一个基本特点：严重缺乏流动性。这种缺乏，既体现在官僚出身的局限（军功），也体现在任期的漫长上。
农业社会知识分子的上升渠道显然是很单调的，除了进入官僚系统，几乎别无选择。西汉开国前50年，打造出了这么一套严重缺乏流动性的官僚系统，也就意味着，当时的知识分子要想进入“体制内”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这才是西汉初年游士之风盛行的真正原因。这些底层出身的知识分子，或属儒，或属法，或属阴阳，但无一例外，都极难有直接进入国家“体制内”的机会。国家没有正规的选拔机制，上层被军功集团和军功二代们把持；下层甚至连官名都成了某些人家的私姓，自然而
然，这些底层知识分子需要为自己价值的实现寻突破口，于是，他们纷纷投入各地方诸侯王（譬如梁孝王）和朝廷勋贵（譬如窦婴）们的怀抱，成为他们的“宾客”。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汉武帝登基第一年所颁布的这道《求贤诏》的真实用意——只有国家打破官僚系统的久任制和世袭制，然后给底层知识分子开通正常的上升渠道，才能真正遏制住这股刮了半个世纪的游士之风。在长安中央与地方诸侯、朝廷勋贵之间，游士们都是“理性经济人”，不可能看不到选择跟谁更有前途。前提是，长安中央必须给游士们这样的“靠拢机会”。
武帝以《求贤诏》为突破口，给游士们开通进入长安体制内的上升渠道；同时又有选择性地排斥游士。这看似矛盾，其实正是同一问题的两面。游士作为社会的不因素，需要最大限度地被清除，为武帝扩大了他们进入官僚系统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国家事实上不需要那些大谈合纵连横之道的游士们，需要的是能够严格执行政策的循吏。这就需要国家出面引导游士们进行自我转型，或者说，由国家出面引导知识分子的自我转型。而最能起到这种引导作用的手段，莫过于在选拔知识分子们进入体制内的时候，将选拔标准明确化和严格化。尤其是当知识分子们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极少，在进入体制别无选择的情况下，
这种选拔标准的明确化和严格化，就能够起到极好的“批量生产相同规格的知识分子”的作用。
武帝《求贤诏》颁布下去之后，反响相当强烈。紧随其后，丞相卫绾上奏，称“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意即：那些搞苏秦、张仪一类纵横之学的知识分子，只会把国家政务搞乱，请求皇帝批准不再举荐这类人。武帝同意了卫绾的请求，同时还规定，除儒学外，贬黜诸家，不用其为从政致仕之术。也就是通常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事实上，武帝并没有“罢黜百家”，此后在用人、为政方面，也从未“独尊儒术”。在人才选拔制度上的这番折腾，既是对知识分子的过滤，更是对知识分子的变相引诱，此后中国儒学一家独大，正是从这次政策勾引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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