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黄河文化·黄河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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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黄河黄土黄种人·水与中国》2020年第12期
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千古流传的、引以为豪的、顶礼膜拜的圣河，又称之为母亲河。中华民族的摇篮是黄河，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黄河，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主要集聚地也是黄河。岁月沧桑、古往今来，黄河对中华民族的孕育力、凝聚力、向心力、影响力，是任何一条河流都替代不了的。黄河的传说
这条大河，从西向东跨越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大平原，长达5464公里。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九省区。这条大河滋养了流域面积75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黄河给予我们的，不仅是维系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得天独厚的水资源、土地资源、自然植被资源、生态宜居资源，而且还有滋养民族心灵、生长民族智慧、创造民族辉煌的，博大而丰厚的历史资源、文化资源、精神资源。翻开中国历史，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有3000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集中在黄河流域，充分显示出黄河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极其特殊的地位与作用。
黄河，造就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根魂
黄河，古代称“大河”“泰河”，《汉书·西域传》称“中国河”。从“根”上讲，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在距今约180万年的西侯度遗址中，就发现被火烧过的动植物化石，这是迄
今为止人类最早用火的遗迹。作为中华民族公认的人文初祖伏羲氏和其后的炎黄二帝，其开创伟业、施展雄才大略的地域就在黄河流域。我国考古学家从黄河流域发现，距今9000—7000年的中原的裴李岗、磁山文化，陕西的老官台文化、甘肃大地湾一期文化、山东的后李和北辛文化，距今7000—5000年的史前中華民族最灿烂的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和著名的山东大汶口文化，以及甘肃、青海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都是在黄河流域发生、发育、发展起来的。这些璀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经历了不同时期、不同聚落形态、不同复杂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这一独特的、漫长的历史演进，是中华民族由蛮荒岁月迈向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中华民族就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迎来了人类文明的曙光。
河南巩义双槐树距今5300年前的巨型聚落遗址的发现，竟然有用陶罐模拟天上北斗七星的天文遗址，还有中国最早的骨质蚕雕艺术品。这充分表明了5300年前后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对“七星北斗”的崇拜和养蚕缫丝的兴盛。这座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考古学家建议命名为“河洛王国”。这一重大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域的关键资料。巩义双槐树遗址，成为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主根脉的源头所在。在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黄河流域发现20多座当时的城址，如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山东章丘城子窑等。之后，夏商西周三代五朝，乃至秦汉以后的历朝历代国都，都几乎选择在
黄河流域。2002年启动的国家科技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8个选点，均分布在黄河流域;史学界确认的我国八大古都，位于黄河流域的就有5座。它们不仅代表着不同历史时期黄河文明的成就，也是数千年中国王朝文化的缩影与载体。可见，黄河文明事实上已成为每个时代最具代表性、标志性、引领性的最高、最成熟的文明。同时也决定了黄河文明在国家形成之前，是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重要的主导性、标志性文化。
要认识远古文化、先秦文化、汉魏文化、唐宋文化，要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要了解黄河流域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区域文化，要了解黄河流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成就，都离不开黄河。五经之一的《周易》有河出图、洛出书的记载，赋予了黄河的神圣性，使得黄河具有了“神河”的形象。古人还把黄河与泰山齐名，当作山河永存、国家永存的象征。奔腾不息的九曲黄河，像一条巨龙，从青藏高原之巅腾飞，在黄土高原上盘旋，浊浪滔天，一泻千里。这种波澜壮阔的景观，在先民们眼里是一条气势恢宏、活灵活现的龙的图腾。先民们对龙的崇拜，也意味着对母亲河——黄河的崇拜。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震中先生认为，自国家诞生之日起，黄河文化就是国家文化。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中华大一统，是以黄河文化为核心而凝聚和发展起来的。黄河孕
育了中华民族，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本血脉，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一部黄河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恢宏的史诗。同时，黄河文化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为深厚、最为核心、最为坚实的文化根基和历史依据。黄河培育出的中华民族恢宏的气度、博大的情怀和包容、宽厚的民族品性和精神品格，使中华民族傲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任凭风云际会，独领风骚。
黄河，培育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智慧
据《汉书·沟洫志》记载，自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在黄河流域活动范围不断拓展、扩大。当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逐渐为崇尚黑陶的龙山文化所代替时，黄河上游甘肃、青海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将彩陶传统发展至高峰，其后诞生的齐家文化，明显具有早期政权与国家形态的重要标本而备受关注。黄河流域诸多史前文化遗存与上古神话相印证，生动体现了黄河流域先民们的惊人的创造智慧。
进入文明社会后，夏朝末年，先民们就在黄河流域发展完善了农耕文化体系，并形成了礼乐制度的雏形。夏文化起源、发展、壮大于黄河流域，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早期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具有里程碑意义。春秋时期，礼乐文化在整个黄河流域成熟光大，
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重要元素。从古代到近代、现代，黄河流域长期居于中华民族的中心地位。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往往都是在黄河流域交流、交汇、交融，并且代表着中华文化的高度，引领着中华文明的前进方向。来自黄河流域腹地的丝绸珍宝、生产技术乃至文化典籍，对亚洲和西方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无论是文献记载或是考古发现，都足以证明黄河流域是中国人类起源与早期文化的源头所在。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黄河流域还表现为史前文化的无断层。文脉不断，延续至今。这种连续性和系统性是其他文化无可比拟的。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无不闪烁着黄河文化的底。
从中国历史的开篇到北宋末年，伴随着黄河流域政治格局的形成及演变，流域内的各种文化百花竞放、蔚为大观。仅以河南为例，以“三皇五帝”为代表的中华人文始祖体，在上古时期就活动在中原，成大业于河南。比如，西华有传说中的盘古女娲历史文化遗存，淮阳有伏羲太昊陵，新郑有黄帝故里，新密有古城寨遗址，偃师有二里头文化遗址，郑州有大河村文化遗址，安阳有商都遗址。黄河培育了中华民族人文思想、民族精魂，凝结着厚重的人
文情怀和哲学理念。在中原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呈现得最为集中、最为完整、最为成熟，其影响力、辐射力最大。有流传久远的盘古女娲创世文化、伏羲文化、黄帝文化、商都文化、嵩山文化等，并且涌现了子产、列子、韩非子、李诫、杜甫、白居易、李商隐、刘禹锡、欧阳修等一大批先贤人物。
黄河文化的精神标识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与精神标识。在世界史上，历史学家称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2世纪为轴心时代。轴心时代黄河流域诞生了周公、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一批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他们的政治活动及学术活动也是在中原。他们是黄河文化的重要奠基者，也是黄河元典文化的开创者。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思想和观念，不仅开创了人文伦理文化之先河，而且其中蕴含的智慧，至今仍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黄河流域还是中华民族姓氏的主要发源地、海内外客家人的主要祖居地。由于其先民来自中原，故客家人至今仍自豪地以“河洛郎”自居，念念不忘“根在河洛”。
作为中华文明标志之一的古汉字，最早就是在位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大地上孕育成熟，并被世代传承至今的。近百年来，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我国商周古文字资料的主要出土地。仅
殷墟、周原出土的10多万片带文字的甲骨和河南、陕西、山西等地出土的8000余件带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16000余片春秋盟、9000余件魏晋隋唐墓志碑刻等，这些大量的资料足以震惊世界。还有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遗址中，发现的距今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刻画符号和一枚七孔音节的骨笛，山西襄汾陶寺朱书陶文、偃师二里头和登封王城岗陶文等，这些重大发现充分表明，黄河流域是中国汉字文化的源头活水。
从黄帝一统到大禹治水，以黄河流域先民为代表的中华民族，表现出非凡的创造力和惊人的智慧。黄河流域先民们为世界贡献了“四大发明”，贡献了陶瓷、丝绸，贡献了古汉字，贡献了东方农耕文明生活方式。
从文化区域视角看，黄河文化具有明德、崇德、重德、貴礼等显著特征。形成了崇祖敬宗、仁者爱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传统美德。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指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这些思想观念与黄河文化是契合的、一致的，对今天的社会发展、国家治理、文化建构、民族团结以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具有极大的启迪与滋养。这也再一次表明，
黄河文化就是历史上的国家文化。从黄河上中下游纵向看，黄河文化包括河湟文化、泾渭文化、河东文化、河洛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等，这些文化各有千秋，各具特，共同构成了黄河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和传承创新性。中原文化是黄河文化的核心主干。主干性表现的是历史发展的高度，无论是青铜文明的鼎盛，还是封建王朝的辉煌，以及人文科技的发达，中原文化都处于显著地位。历史上流传的“问鼎中原”“逐鹿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的成语、典故，表明中原文化在黄河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民间流传的“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俚语，表达了芸芸众生对黄河的依恋与向往。
黄河，赋予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
从古到今，中华儿女身上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从善如流的包容精神，勇立潮头的担当精神，勇往直前的开拓精神，都是在黄河的哺育、滋养下成长起来的。水是生命之源。上古时期，先民们依水而行，与河相伴，筑土为丘，择岸而居。有水的地方就有活力，就有灵气，就有人。先民们在频繁的、无可抗拒的黄河水患中，领教了黄河，认识了黄河。黄河逼着先民们熟悉它、适应它，既与它和谐相处，又与它展开搏斗，并在搏斗中求生存，在搏斗中生长出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生存意识及开拓精神。远古时期先
民们“筑土为丘”躲避水患，很早就自觉地去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人类开始与洪水斗争的最早见证。进入文明时代，中华民族在历朝历代都流传下来很多治理黄河水患的故事。《尚书·禹贡》中记载，大禹治水曾“导河于积石”，甘肃积石山由此成为黄河流域治水事业肇始的文化象征。西周还颁布了保护山林河湖的《伐崇令》。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水部式》与《沙洲敦煌县行水规划》，两件文书撰写于唐代，是现存最早的全国性水利法规。明清以来，以水车为代表技术的提灌与排洪，最早用于黄河的开发利用与治理。
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沿着黄河流域拓荒觅食，狩猎捕鱼，繁衍生息。飞扬的黄沙，贫瘠的黄土，奔涌的黄河，让他们生长出生命的韧性与耐力;频繁的水患，难忍的苦痛，饥饿的折磨，让他们心胸更大、欲望更强、意志更坚。这种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的忍辱负重与自强不息精神，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内在文化基因。黄河岸边那一座座码头，那一道道高坡，那一孔孔简陋的洞穴，仍存留着他们的精神以及这种精神的昭示。我们民族的历史，也曾在这里留下一行行沉重的、昂扬的足印。
诞生在抗战时期的、以黄河为背景的大型民族音乐史诗《黄河大合唱》，以“黄河在咆哮”唤起了四万万同胞的抗战热情和昂扬斗志，全国民众和抗日将士在《黄河大合唱》的铿锵
旋律中，万众一心或奔赴抗战第一线，或活跃于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涌现出了无数的抗战英雄儿女，谱写出一首首英勇抗战的颂歌。一曲《黄河大合唱》，成为全国上下最有力、最响亮、最有效的战斗动员令，成为战胜日本侵略者最锐利的思想武器。《黄河大合唱》催生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英勇抗争、前仆后继、伟大的抗战精神，而且载入了共和国的光荣史册。从此，中华儿女又有了一个无上光荣的名字：黄河儿女。《黄河大合唱》也被国人公认为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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