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下能说话吗
属下能说话吗
——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的底层劳动妇女形象
刘传霞
摘要：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认为属下不能说话，任何自称为属下代言人的叙述实际上都是“狭义上的自我表现”。在现代中国，底层劳动妇女无疑属于“不能说话”的属下，但是，作为底层劳动妇女同性别的代言人，现代女作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就时常会突破时代话语，逸出传统规范，通过对女性共同的内部经验的描述和展示，对已经成为经典、具有权威性和示范性的男性文本进行消解，部分地传达了属下作为主体、有着自我意识、人生追求的声音和欲望。
关键词：属下；劳动妇女；女性创作；主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5.6  文献表识码：A
葛兰西创立了“属下”一概念，用来描述那些被压迫、被剥削但又不拥有一般“阶级意识”的团体。[1]（P4）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沿用了这一概念，并通过对印度妇女寡妇殉教在印
度历史中的叙述的分析，指出属下是不能说话的，属下妇女的声音是无法听到的，所有的来自不同利益团体、自称为属下代言人的叙述实际上都是“狭义上的自我表现”。不仅作为主体的他者的属下是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所接触不到的，而且被压迫者即使获得机会打破沉默、表达自己，他们也不一定就能够开口说话，表达真实的自我主体的欲望与需求。[2]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底层劳动妇女就是这样一处于社会边远、散居在男性家庭之间、被压制发不出声音的属下，从某种程度上，不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都在挪用她们，把她们作为一种建构符合时代需求的自我的客体、他者。但是，与男性相比，女性作家毕竟与底层妇女有着相通的性别罹难，不管她们身处哪一个阶层，在男权时代女性都是深受者父权、夫权的压迫，生命主体被压抑、被扭曲，底层劳动妇女来自性别身份的身体和精神磨难也是知识女性的自我遭遇，客体、他者的属下身份也是女作家的社会文化身份。因此，作为底层劳动妇女同性别的代言人，女作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就时常会突破时代话语，逸出传统规范，通过对女性共同的内部经验的描述和展示，对已经成为经典、具有权威性和示范作用的男性文本进行消解，部分地传达了属下作为主体、有着自我意识、人生追求的声音和欲望。
一、“生死场”里的乡村少女
纵观现代女作家的有关底层劳动妇女形象的文学叙述，女作家从未借助纯情少女来构建宗法社会的世外桃源，表达对正在消失的传统美感的伤逝与哀悼。“农业文化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男权文化；农村社会是一个绝对的男权社会；整个农业文明时代也是男性权威被强化、被制度化、合法化而女性则被进一步和全面剥夺、控制、奴役的时期，所有对女性造成压迫、使她们丧失各种自由、沦为男性附庸的宗教、伦理和政治经济制度，都在这个时期建立并完善化。”[3]（P125）牢固的封建父权制宗法制度控制下的乡村，从来就不是女性的乐园，失乐园是男性独享的人生大悲哀，与女性无缘。与城市相比，乡村女性的生存空间更加狭小、逼仄，女性承受的来自男性的压迫与摧残更加严重，面对无处不在的性别压迫和歧视乡村女性无处遁逃。在20、30年代当沈从文、废名、芦焚等京派作家深情回眸远在他处、阔别已久的故乡，诗意化地描绘天使般的纯洁无瑕、健朗活泼的乡村少女之时，刚刚逃出故乡的萧红却把同样偏僻原始未开化的故乡书写成令人窒息沉重的“生死场”，青春少女金枝受着情欲的驱使，走进了冷漠的家庭婚姻，不仅承受阶级的压迫，更直接承受着丈夫成业施加于她的身体与心理的伤害摧残，体会着灵肉被撕裂的痛苦和屈辱感，得出了“男人是炎凉的人类”的结论，而金枝的女儿，刚刚降临人世一个月就被暴虐的父亲摔死，连生存权也被剥夺了。即使在40年代，当远离故乡，流浪漂泊已久，在大都市不到安放自己灵魂的归属地时，萧红也
没有把故乡小城“呼兰河”想象为人间乐园。在萧红的笔下，远在塞北的故乡是沉寂、闭塞、悲凉的，而生存在其中的女性则在生死场上绝望地挣扎着，她们被不同阶层的男性侮辱着、践踏着、毁灭着，而她们中的将男权意识内化者也在有意无意地参与了对女性的戕害，成为“无意识杀人团”的成员。萧红把乡村女性卑微、渺小、无意义的真实生存状态和生命形态痛切地表达出来。在那里年仅12岁健康快乐、充满生机的小团圆媳妇被封建时代的女性规范、被迷信摧残折磨致死；开朗勤劳的王大姑娘被贫穷和流言所扼杀。萧红的《小城三月》堪称是一部颠覆性的女性小说。文静优雅贤淑端庄的翠姨只能空怀着爱情的梦想，在极端的压抑和无奈的自残中，孤独寂寞地走完短暂的一生，美丽的青春还没来得及绽放燃烧就已经随风而逝。翠姨命运和人生态度，既改写了五四启蒙话语和左翼革命话语对乡村女性的文化规定和期待，也粉碎了乡土抒情小说对乡村少女的想象和预设。萧红不断地在她的小说中构建一个坐落在北方乡土的“后花园”，把它作为安放自己灵魂的人间乐园，但是，萧红的“后花园”是由大自然和童年的“我”以及年老的“爷爷”——两个最接近人生生死两极的人组成，它与传统文化无涉，与宗法社会秩序无关，它与实际的乡土生活相对立，萧红决不将它与乡村女性实际的生存空间相混淆，用想象的世界置换现实世界，自身仍在经受的切肤难言之痛使她不可能将宗法时代的中国乡村浪漫化、诗意化，使她不可能将女性的悲凉生活审美化、理想化。
  为自己代言如果说萧红在她的童年追溯性作品中特别关注底层劳动妇女的苦难与反抗，与鲁迅等左翼文家的影响、与艰难的生活经历有关，那么，同属京派的女作家林徽因、凌叔华应该会在她们的作品中大书特书美丽优雅的少女，构建乡村童话。然而，京派女作家热衷的是对都市传统女性生活与性格的剖析和反思，写她们在历史巨变中的失落与惆怅。尽管林徽因、凌叔华，尤其是被萧乾成为京派灵魂的林徽因，她的小说也对表达了对城市工业文明的怀疑和拒斥，但是，她并没有由此就将乡村书写成和谐、完美的人间乐园，将其作为精神故乡而高唱乡村悼亡伤逝之歌。对身处社会边缘、深受生命压抑之苦的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成为的京派女作家小说叙述的中心之一。林徽因的《文珍》中美丽聪明的丫环文珍，并没有因为落到好人家就摆脱女性不幸宿命，如果不是文珍勇敢决绝的外逃，她跟多数有着较好容貌的丫环一样，也很难挣脱被少爷追逐玩弄的命运，家中跳井而亡的丫环文环的悲惨结局可能就是文珍的人生收场。在任何时期，现代女作家都极少将底层青春少女作为纯粹的文化想象符号，让她们担当文化救赎的功能，尤其是传统文化，对她们的痛苦、向往追求的书写永远是女作家的叙述中心，恰如当代女诗人舒婷在诗歌《惠安女》所言：幸福虽不可预期/但少女的梦/蒲公英一般徐徐落在海面上……天生不爱倾诉苦难/并非苦难已经绝迹。
二、隐忍却不麻木的“祥林嫂”
同现代男性精英知识分子一样，接受现代平等、人道等现代启蒙理念的女作家也把悲悯同情之目光投向底层劳动妇女。在大多数五四时期的男性叙事中，底层劳动妇女的主体能动被抹杀，女性的力量被漠视，但是，女作家极少把女性塑造成完全愚昧麻木隐忍顺从的文化典型，沉默无语的他者，被动无助的弱者，无知柔弱的低等动物，而是写出她们利用男性文化道德秩序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或者以女性的坚韧豁达的人生态度来应对苦难，潜在地瓦解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权威和规范，透露出他们的麻木隐忍背后清醒的无奈以及消极的反抗。
五四初期当新潮社的作家们在抒写底层女性畜牲般的生死之时，被胡适称为新文学“最早的同志”的陈衡哲却在《巫峡里的一个女子》里塑造了一个在丈夫杳无音信以后，独自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抚养儿子艰难过活的女人，陈衡哲这部最具五四时代话语彩的小说却显示了一种疏离时代的温馨气质，在苦难中给人一种执着生存的力量。当大多数男性作家在为工厂女工悲惨的生活条件和悲苦的命运感叹之时，庐隐却在《灵魂可以卖吗》中关注女性的精神磨难，写出女工心灵的痛苦，无意中触及无个性的大工业生产对人造成的异化。当文学研究会的同人们在为深受封建礼教的压迫而不觉悟的祥林嫂们 “哀其不幸，怒气不争”的时候，冰心在《六一姊》却在抒写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与仆人女儿之间的深厚友谊。六一姊不仅不是知识者“我”要去拯救或启蒙的对象，而且是“我”生活的呵护者和关心者，她练达的人情和应
对人生变故的能力让“我”钦佩：“我暗地惊叹，三年之别，六一姊居然是大姑娘了，她练达人情的话，居然能庇覆我。”冰心相信有着“嘉言懿行”而又聪慧坚韧的六一姊“永远是一个勤俭温柔的媳妇”，自有她的人生天地和精神世界，有她的人生标准和理想追求，而且与知识分子“我”的精神追求、生存并无高下之分。当回到童年、涉及到个人化的感性生活之时，以问题小说而扬名五四文坛的冰心就疏离了问题小说中浓重的意识形态话语，抛弃了精英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启蒙者姿态和身份，展现了百姓生活的生活原生态和人性的本。六一姊平静坦然地应对生活的态度，迫使一直以思想启蒙者和文化先驱者而自居的现代知识分子，对自我和民众的认知与评估作出反思。
在现代文学有关底层劳动妇女的叙事版图中，女佣身份的女性占据重要的比例。在男作家的叙事中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以男性叙事人（叙事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我”的保姆身份出现的，如鲁迅的散文《阿长与山海经》、艾青的诗《大堰河——我的褓姆》，在这种代母子的关系中，女佣被赋予了母亲的身份，女性的母性伟大被凸现。其实，不论是鲁迅还是艾青在对女性的由衷赞美中都试图将女性纳入国家与民族的叙述中，女性仍然被视为“他者”，其作用是为夫权的国家民族服务，“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大化，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4]（P129）另一种叙事模式则是以鲁迅的《祝福》、沙
汀的《兽道》等作品为代表所塑造的与叙述人没有亲密关系的家庭女佣形象，在这些女性身上，女性的弱者身份被突出，她们或是传统礼教的牺牲品，或者是黑暗社会的受害者，她们低声的絮叨和悲哀的呼喊激发人们拯救民族和解放社会的愿望。
在女作家笔下，不论是以叙述人保姆身份出现的作品，如冰心的《我的保姆》，还是与叙述者并无密切关系的家庭女佣，如罗淑的《刘嫂》、杨刚的《母难》、张爱玲的《阿小悲秋》，在这些作品中女作家们重点叙述的不是女性作为被雇佣者所受的压迫与摧残，她们的压迫者主要是男权社会及其道德理念，而是写出了她们在苦难中坚强不屈的灵魂，写出她们在苦难中仍然坚守着人性的健康和舒展，以自己卑微的灵魂、弱小的身躯呵护着每一个需要守护的心灵，以自己的方式来争取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和价值。冰心的笔下的保姆，面对友善的主人，把主人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维护，为善良软弱的女主人出谋划策。罗淑的刘嫂所经历的苦难与不幸远远超过祥林嫂，15岁被人拐卖做大户人家的使女，后被主人强暴而赶出家门，讨过饭，做过洗衣妇和女佣，嫁过三次男人，但是她并没有丧失人生的信念，豪爽不羁、顽强地生存下去，不卑不亢地面对主人，在战乱的岁月居然跋涉几百里前来看望自己带大的“小”。身为下层洋人女佣的阿小，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谋取生活，她在别人的屋檐下仍然能够寻求到自己的生活空间，不仅养活自己和儿子，而且有时要供养
同样在上海做工的丈夫。尽管生活艰难逼仄，但她活得有尊严，把一家人的生活安排得有声有，使得好、吝啬的主人哥儿达也不得不对她有所顾忌，生怕失去这样一个本分聪慧的佣人。在主人家，阿小克尽自己的职责，但并不因此而卑躬屈膝，她在精神和心理上都有着超越洋主人之处，她既以审视的目光洞穿着哥儿达的自私、小气、奸诈、肮脏、龌龊，又以母性的本能呵护着这个漂泊在异国他乡、不到自我认同的单身男人。在阿小的眼里，卑琐滥淫而又迷茫简单的哥儿达，就像一个不争气的儿子，所以，阿小一方面能够领着同乡女佣参观哥儿达的卧室、浴室等私人空间，数落抨击他的“小奸小坏”，一方面又在其他人面前，尤其是与哥儿达来往的女性面前维护他的尊严，甚至替他支撑场面。在这里，主人与佣人的关系呈现了复杂的形态，主/仆、男/女之间主次等级秩序、供养/依赖的关系被潜在地瓦解了，在具体平庸、琐碎日常的生活中，底层劳动妇女从从属、边缘化的位置中脱颖而出，谋取了自我人生的主体位置，成为人生的最主要承担者。当然，阿小对哥儿达的护卫里有着对自己生存和自己虚荣心的维护等实际的功力，但是更多还是来自阿小的母性情怀，它不是因袭的历史重负、精神奴役的表征，而是普遍人性的自然流露，一种超越阶级层次、尊贵卑荣社会地位的悲悯、慈悲。张爱玲等女作家笔下的“地母”式的女佣与鲁迅、艾青笔下的“我的褓姆”有相同之处，但是，中国现代男作家信奉的“地母”包含着男性对女性的期待，其背后更有
着五四所提倡的人道主义理念作支撑，而女作家对“地母”信奉则是对人生的慈悲感怀，是一直身处边缘、低调生存女性的一种自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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