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不是读得越多越好读书过多的三大害处世事杂谈
《资治通鉴》记载，南朝梁元帝萧绎自幼喜好读书，常令左右之人一起伴读，为此昼夜不绝、少有停歇。他曾说：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以博览书为荣、练兵讲武为耻。萧绎对于读书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即使是吃饭睡觉的时候，也仍手不释卷。正因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他写起文章来真是笔走龙蛇、一挥即就。在与幕僚谈天时，萧绎也常旁征引博，四处用典，赢得满堂喝彩。
在平定侯景之乱并登基为帝后，萧绎下令修筑文德殿，广泛收集全天下的图书典籍，以供日常阅览。《梁书》中记载萧绎著有《孝德传》、《注汉书》、《荆南志》、《老子讲疏》、《金缕子》和《筮经》等数百卷图书，虽然大多已失传，但单从书名来看，可以知道里面涉及了历史、地理、哲学和术数等多种领域的学问，真是学术史上的旷世奇才。
然而，萧绎仅当了两年皇帝，就于公元554年兵败于西魏，国灭而身亡。在魏兵攻入江陵前夜，他命舍人高善宝尽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哀叹道：文武之道，今夜尽矣！被俘虏之后，有人问萧绎说：何意焚书？他回答道：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这便是著名的读书误国论。
读书人的烦恼：书是否读得越多越好？
什么是读书误国论？
书生误国论已经为人们所接受，然而读书误国论却鲜为人知。梁元帝萧绎将自己治国的过失归咎于读书过多，认为读书无益于治国理政，而且读得越多，反而让自己变得越蠢。对此，人们都不同意，认为梁元帝不仅没有悔悟自己的无能，反而去怪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籍。于是人们纷纷反驳说：书何负于帝哉？也就是说没用的是你，而不是书。
对于这样的论调，明末大儒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率先提出了反驳，他说：此非知读书者之言。认为那些说读书有益而无害的人，其实根本就没读过书，或者至少不懂得读书的道理。梁元帝的烦恼正是读书人的烦恼，这是不学无术者难以理解的。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分析说：帝之自取灭亡，非读书之故，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在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之间，他提出了一个辩证的观点，认为梁元帝之灭亡，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读书，也不能简单地说与读书无关。书籍是一种工具，而任何工具都会有利与弊之两面。就如语言是用来交流的工具，但谩骂也会造成隔阂；电灯是用来照明的工具，但灯光有
时也会使人炫目。如果我们硬说工具何负于人，然后把所有问题全推到使用者的头上，而忽略对工具的改进，那么这便不是聪明人的想法了。
对于真正的读书人来说，书籍并非全都是有益而无害的，也不是读得越多越好。梁元帝用了一生的时间才悟出了这个道理，许多人却反而嘲笑他糊涂，真是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读书多的第一大害：
使人玩物丧志
梁元帝早年深信书籍是益人神智之物，故而讲究多多益善。在他所写的著作中，我们也能看出其文字功底之深厚，非博览书者断不能写出如此佳作。但他的文章也有刻意显摆、追求骈丽的毛病，明明能简明扼要说清楚的话，非得要凑出个四六长短句的格式，过分地讲究押韵与工整，这种又臭又长的文体，不仅消耗了作者的精力，而且还使读者失去耐心。这对于无所事事的文人墨客，或者卖字为生的落魄秀才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日理万机的当朝皇帝也要这么夸示才学的话，将会导致行政效率低下。
在当时，梁朝遭遇侯景之乱，宗庙社稷岌岌可危，救亡图存之士日夜奔走，瞬息不能迟延。
而萧绎却仍晨览夕披，手不释卷，聚客赋诗，讲论文法。置现实的安危于不顾，反而潜心于文墨之间，岂不谬哉？更为荒诞的是，魏兵东向之际，梁元帝居然还在龙光殿里聚众讲《老子》。武宁太守宗均飞书传报说魏兵将至时，他尚且不信，认为两国彼此通好，未有嫌隙，恐怕是误报。于是又继续讲论经法，并令百官身着戎装来听讲，以备随时作战。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人生是有限的，知识是无限，梁元帝聚书十四万卷于文德殿，想要在有生之年将其全部读尽。但是他忘记了，自己并非书斋里的学者，而是总领朝政的皇帝。历史上，许多皇帝都有着独特的嗜好，例如桀纣喜欢酒、唐敬宗爱好马球、宋徽宗沉迷于书画、明熹宗醉心于木工，而梁元帝跟他们一样，只是他沉迷的事物是书籍而已。当读书成为一种嗜好后，书籍也就容易让人玩物而丧志。人们在疯狂地阅读中，将书本认作了目标，只想把它读完、并且认为读得越多越快就越好，却没有意识到书籍只是达到现实目标的一种工具而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弄清楚自己在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而不是单纯地为了刷新阅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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