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潘扬案中的饶漱石
饶潘扬案中的饶漱⽯
2019-03-23
从保留党籍到开除党籍
1954年2⽉，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后召开的饶漱⽯问题座谈会，将饶漱⽯的问题定性为“资产阶级极端个⼈主义的野⼼家”。但最后的处理，还有待中央决定。
为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1955年3⽉4⽇，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了邓⼩平关于党代表会议的各项意见。其中饶漱⽯是否出会，要请决定。3⽉13⽇，中央政治局扩⼤会议讨论和通过了经多次修改的《关于⾼岗、饶漱⽯联盟的报告》，报告中提到“保留饶漱⽯党籍”的问题，有⼈不同意，刘少奇就此作了解释，认为这样处理⽐较有利。3⽉19⽇，中共七届五中全会第⼀次会议，在讨论《关于⾼岗、饶漱⽯联盟的报告》时，说：这个⽂件也搞了⼀年，⼏经反复才写成现在这个样⼦，即是指出他们的联盟是⼀个阴谋集团，不是什么堂堂正正地拿出⾃⼰的主张来争取领导，⽽是烧阴⽕、煽阴风，见不得太阳，这样来说它是⽐较恰当些，也是合乎实际的。最终，会议同意不开除饶漱⽯的党籍，只撤销中央委员。（《年谱》1949～1976第⼆卷，中央⽂献出版社2013年12⽉版）
3⽉初，饶漱⽯在家听候处理。有⼀天，他家⾥的“红机⼦”电话响了（饶停职反省期间，他家的“红机⼦”未
拆除），这本是中央机关三⼗九局（电话局）试打各户“红机⼦”，饶不知情，产⽣错觉，以为他的问题可能会很快解决，将恢复或分配⼯作，因⽽情绪激动，向其妻和陈麒章（饶的秘书，负责对饶管教）发牢骚说，中央还是相信他的，他没有……陈麒章当时负有“每周写个‘饶漱⽯情况简报’送交中央办公厅”的任务，于是陈随即将饶的这⼀情况详细向中央报告。在当时的政治⽓候下，饶妻也写了内容相似的报告交给杨尚昆。全国党代表会议期间，⼆⼈的书⾯汇报被作为会议资料散发给与会代表。刚听过讲“阶级⽃争形势严峻”的代表们⽴即把饶漱⽯“闹翻案”同“以特反特”的问题联系起来，认定饶的活动已超过内部⽭盾范围，属于敌我⽭盾，于是对饶的处理陡然“升级”。
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
全国党代表会议最后通过的《关于⾼岗、饶漱⽯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饶漱⽯的党籍。
“饶潘扬反⾰命集团”
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1954年9⽉以“重⽤、包庇和掩护⼀批反⾰命分⼦”的罪名被逮捕，同年12⽉31⽇被送往北京隔离审查。潘汉年（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是上海市公安、政法系统的实际领导⼈，扬帆的顶头上司。1955年4⽉，他向中央交代1943年被李⼠挟持秘密会见⼀事，随即以“内奸”罪名于4⽉3⽇被捕⼊狱。饶漱⽯因直接领导潘汉年、扬帆在反特⽅⾯的⼯作，故⽽受到牵连，也随即被捕⼊狱。
1957年整个侦讯⼯作结束，公安部把饶、潘、扬三个专案组的侦讯报告合写成⼀个给中央的结案报告，
断⾔：“实际上是⼀个反⾰命集团”。但此案长期搁置，没有移交检察司法机关。饶漱⽯在功德林监狱度过了近5年的铁窗⽣涯后，1960年3⽉15⽇，饶漱⽯和潘汉年被转移到了新建成的秦城监狱。1963年1⽉9⽇，最⾼⼈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潘汉年案，最⾼法院以“内奸、反⾰命罪”终审判决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与潘汉年同案的扬帆，1965年8⽉以“反⾰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同年的8⽉30⽇，最⾼⼈民法院对饶漱⽯作出终审判决。判决书确认：“被告⼈饶漱⽯犯有严重的反⾰命罪⾏，他在上海⼯作期间，利⽤中共上海市委第⼀书记和华东局第⼀书记的职务，采取两⾯⼿法，不仅重⽤了内奸分⼦扬帆，把中统潜伏特务分⼦胡均鹤安插在上海市公安局内，⽽且在扬帆等⼈⼤量使⽤特务反⾰命分⼦的问题被揭发后，中央、华东公安部⼀再向他提出要彻底处理时，他仍然不予置理，使这⼀⼤批特务反⾰命分⼦猖狂地进⾏反⾰命破坏活动，达5年之久，严重地危害了⼈民的利益。”根据中华⼈民共和国惩治反⾰命条例第13条的规定，判处饶漱⽯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随后裁定假释，移交公安部门管制、改造。“”期间，1967年5⽉22⽇，饶漱⽯、潘汉年、扬帆从他们所在的劳改农场重新被逮捕，后被送进秦城监狱。
1975，饶漱⽯病逝秦城
1975年3⽉2⽇，饶漱⽯患中毒性肺炎在复兴医院病逝。据秦城监狱⼯作⼈员何殿奎回忆：饶漱⽯在1974年冬就诉说胸部不适，尽管201监区每层楼都有医⽣，有“24⼩时医护⼈员值班室”，但医⽣显然对饶漱⽯的病情并没有在意，也没有作全⾯检查。直到3⽉1⽇晚病情恶化，才由何殿奎陪同送往复兴医院，
第⼆天⼋点半病逝。逝后遗体由复兴医院“在押犯病房楼”（称207特区）的⼯作⼈员⽕化。当时正是“”猖狂之时，饶漱⽯⽕化时⽤的什么名字、⾻灰如何处置，都不得⽽知。
在1980年代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期间，饶漱⽯的胞妹饶⽟莲于1983年5⽉26⽇，由丈夫⾕思义了⼀封给的信，信中说：“饶漱⽯是我的⼤哥，他被捕后我们⼀直不知他的消息，作为他的妹妹，我希望知道他的情况。如果他活着，我们想去探监；如果他死了，我们想知道他的⾻灰葬在何处……”收信后，将它批转给公安部。
1983年6⽉14⽇，公安部第⼗三局给饶⽟莲复了⼀函：
（83）公审发132号。饶⽟莲同志：五⽉⼆⼗六⽇来信收到，现将饶漱⽯的病情和⾻灰、财物处理情况简告如下：⼀九七五年三⽉⼀⽇晚上，监管⼈员发现饶漱⽯突然说话不清，两⼿发颤，当即将他送到复兴医院检查，确诊患中毒性肺炎，病情严重，医院⽴即组织抢救，经，病情稍有缓和，三⽉⼆⽇晨⼋时，突⼜患感染性休克，导致呼吸循环衰竭，经抢救⽆效，于⼋点三⼗分病亡在复兴医院。经请⽰中央批准，饶漱⽯的遗体于同年三⽉⼗⼆⽇送北京西部⽕葬场⽕化，⾻灰未予保存，对他个⼈的⼀些财物上缴国库。此复（公安部第⼗三局公章）⼀九⼋三年六⽉⼗四⽇。（景⽟川著《饶漱⽯》未刊稿）
未作平反的“平反”
潘汉年、扬帆“反⾰命”冤案在1982、1983年先后得到彻底平反。
中共中央于1982年8⽉23⽇发出的《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对潘汉年的⼀⽣作了⾼度评价。通知全⾯否定了1963年强加给潘汉年的“内奸”等三条罪名，指出：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他被逮捕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严重地忽视了对敌隐蔽⽃争的特殊性，混淆了是⾮界限和敌我界限，以致作出错误的决定。中共中央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这是建国以来的⼀⼤错案，应予彻底纠正。”“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1982年9⽉7⽇，最⾼⼈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书》，宣布潘汉年⽆罪，撤销1963年的原判。
1980年4⽉，扬帆冤案得到初步平反，结论是：“原判认定的事实失实，定性不准，判处不当，撤销1965年的判决书，宣告扬帆⽆罪释放。”直到1983年8⽉才⼜作出新的结论，平反决定指出：过去认定扬帆同志是内奸、反⾰命分⼦，包庇重⽤⼤批特务反⾰命分⼦，使⽤敌特电台给台湾敌⼈提供情报引起敌机轰炸上海等问题，均不是事实，应予否定。1955年后，对扬帆隔离、逮捕、判刑都是错误的。扬帆同志蒙冤⼆⼗余年，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在潘汉年、扬帆先后平反以后，饶漱⽯的“反⾰命”案⽆疑也得推翻。但中央⼀直未有表态。1986年《著作选读》出版，对其中⼀条饶漱⽯注释的写作经过，《中国新闻周刊》曾披露：
新增的167条注释中，最费思量的是对其中⼏个⼈物的注释。其中之⼀是饶漱⽯。⼊选的篇⽬中提到饶漱⽯的是《论⼗⼤关系》，共两处，分别涉及他的两⼤罪名。
第⼀处，涉及“⾼饶联盟”，正⽂是这样说的：“我们建国初期实⾏的那种⼤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饶联盟，就多少利⽤了这个缺点。”
龚育之告诉曾宪新（中共中央⽂献研究室原注释组组长、中共⽂献研究会名誉理事），他去中央开会时，听到中央讨论⾼、饶的事，认为此⼆⼈确实有错，但很难说他们俩有联盟。“⽼龚专门给我们打招呼，说注释⾥不要提‘联盟’”，因此，关于“⾼饶联盟”的第428条注释，在介绍⾼饶⼆⼈的原职务后写道：“1953年，他们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权⼒。1954年2⽉，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他们进⾏了揭发和批判。1955年3⽉，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这⼀重⼤⽃争，通过决议开除了他们的党籍。”从头到尾，都没有提“⾼饶联盟”这六个字。
另⼀处，则涉及饶漱⽯更⼤的罪名――让他因此被判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的“饶潘扬反⾰命集团”。
正⽂中写道：“机关、学校、部队⾥⾯清查反⾰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个不杀，⼤部不捉……胡风、潘汉年、饶漱⽯这样的⼈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也不杀。”对此，注释组派出三⼈，先后去公安部、中组部查阅卷宗和档案，核实确认：饶漱⽯的罪名确是因潘汉年和扬帆⽽得，⽽这
⼆⼈都已于1982和1983年分别获得平反。既然“饶潘扬反⾰命集团”已不能成⽴，曾宪新⼀度想过，以“⾼饶事件”来解释饶的反⾰命罪。但龚育之否定了这⼀做法。“⽼龚说，不要扯⾼岗的事情，这样太唆，不直接。⽽且正⽂⾥分明是把潘汉年和饶漱⽯连起来提的，也说明饶潘扬的事情，跟⾼岗没关系。”曾宪新介绍。
最终，第436条注释如此写道：“饶漱⽯（1903～1975年），江西临川⼈。1925年加⼊中国共产党。抗⽇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和华东军区政治委员。上海解放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书记和上海市委第⼀书记。在这期间，他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的⼯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饶漱⽯主持反特⼯作中的⼀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被认为犯有反⾰命罪并被判刑。”这条注释最后报胡乔⽊，经他审定。
对此，中共中央⽂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明确表⽰，对饶漱⽯的这两条注释可以称为这部书注释⼯作的⼀个“突破”。把对饶漱⽯定罪的根据否定了，所谓“内奸活动”等也就不能成⽴了。“这在⼀定意义上，可以说起到了平反的作⽤”。（中华⼈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主办《国史参阅》2013年第5期）
（作者系历史学者）
原载于《同⾈共进》2014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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