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机要交通工作
中国古代的机要交通工作
杨树森
　（原载《秘书工作》2007年第5期，发表时题为“古人是怎样做机要交通工作的？”）
摘 要：当代社会交通和通讯十分便捷。当我们通过传真或网络将机密文件和重要信息瞬间传递到全国各地的时候，是否想过古人是怎样传送它们的呢？古人传达军政法令、报送重要信息的主要手段是邮驿。依靠邮驿组织来传递公文和重要信息的制度被称为驿传制度，它出现于先秦，定制于秦汉，发展于唐宋，鼎盛于元明，到战争后逐渐为西方传入的近代邮电制度所取代。古代邮驿只传递官府文书，其运作方式虽然与今天的邮政非常相似，但其职责却更近似于现代秘书工作中的“机要交通”。
关键词：秘书史；古代机要交通工作
  当代社会交通和通讯十分便捷。当我们通过传真或网络将机密文件和重要信息瞬间传递到全国各地的时候，是否想过古人是怎样传送它们的呢？
在讲古人怎样做机要交通工作之前，先看两首相关的古诗：
  第一首是《临潼县志·诗王时济·望骊山烽火台》：
骊山高不极，上有百尺台。
妖姬博一笑，举火诸侯来。
但谓当时戏，讵尔成祸胎。
无何构戎难，辇道蒙尘埃。
火即再三举，四国兵互猜。
宗周遂扑灭，黍离良不哀。
千古成炯戒，兹台犹崔嵬。
  这首诗说的是西周末年，周幽王为博宠姬褒姒一笑，便听从虢石父的建议，带褒姒到骊山游玩。到了晚上，幽王命人点燃烽火，但见狼烟四起，火光冲天。各路诸侯看见烽火，急忙调动三军，直奔骊山，近前却听楼阁里琴瑟声声、觥筹交错，却不见敌兵一卒。此时的褒姒看见惊恐万分的各路诸侯，嫣然一笑，幽王见褒姒妩媚百生，不觉欣喜若狂，于是赏了虢石父“千金”。后世所说的“千金一笑”就是由此而来。不久，当犬戎真的仅供镐京时，诸侯们还以为烽火报警又是周幽王的把戏，都不再派援军。犬戎军杀死了周幽王，纵火烧了镐京，西周于是灭亡。
  第二首诗是唐代大诗人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据《旧唐书》、《新唐书》等史籍记载：杨贵妃最喜爱吃鲜荔枝，唐明皇为了博宠妃一笑，颁旨下令修建一条专供运输荔枝的驿道，从四川涪州（今重庆涪陵）直通长安（今陕西西安），岁岁日日保障供给。后来这条驿道就被称为“荔枝道”。
  故事里的烽火台和驿道，都是古人传送信息的重要手段。其中“举火诸侯来是比较原始的方法，而在驿道基础上建立和完善起来的邮驿组织，则是古人传达军
政法令、报送重要信息的主要手段。依靠邮驿组织来传递公文和重要信息的制度被称为驿传制度，它出现于先秦，定制于秦汉，发展于唐宋，鼎盛于元明，到战争后逐渐为西方传入的近代邮电制度所取代。古代邮驿自产生到消亡，一直是官府的通信组织，只传递官府文书，一般老百姓要传递信息，只有托人捎带。可见邮驿的运作方式虽然与今天的邮政非常相似，但其职责却更近似于现代秘书工作中的“机要交通”。
  一、先秦邮驿组织的产生
  早在商周时期，随着王权的强化，文书制度和信息工作网逐步建立，出现了专门负责传递公文和重要信息的人。在殷墟甲骨文中就出现了“亻壴”字，考古学家们认为，“亻壴”就是传递情报的人。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水陆交通的发展，各诸侯国都建立了邮驿组织。各诸侯国内部的政令传达和诸侯国之间频繁的公文往来，大多是通过邮驿来完成的。《左传》中有多处关于邮驿的记载。《孟子'公孙丑》载孔子言：“德之流行，速於置邮而传命。”意思是：“如果真的想施行德政，就会比通过邮驿来传达王命的速度还要快。”这里用“邮传”作比方来形容速度之快，说明当时邮传已经相当发达，公文传递的速度也很快。
  先秦时代，除了通过邮驿组织传送公文、发布军政信息外，人们还采用鸣锣、击鼓、撞钟、吹号、烽火台等方式传递信息。本文开头故事里的烽火，也叫烽燧，是古代军情报警的一种措施。烽火台一般相距10里左右，守台士兵发现敌人来犯时，立即于台上燃起烽火，以浓烟和光亮报警，邻台见到后依样随之，这样敌情便可迅速传递到军事中枢部门。这些原始但相当有效的方法，不仅为上古社会采用，而且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被沿用，但它们只能传递一些简单且并不保密的军情信息，不能成为古代传递信息的主要方法。
  二、秦汉驿传制度的建立
  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在灭掉六国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秦王朝，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发展农业生产，
防御匈奴入侵，秦始皇在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的同时，还推广“车同轨”，在全国统一修筑了“驰道”，并开挖河渠，发展水上交通，为邮驿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形成了以京师咸阳为中心，东通东海，南达南海，北至九原，西连西域的交通网。驰道宽50步，沿途设有邮亭，用来传递公文军令。秦王朝十分重视军令传递的速度，从首都咸阳持军令赴各郡的军事通讯人员，沿途所经之处，无论什么人，都不得阻挡。《秦律》中有对阻拦信使的人加以惩处的明确规定。
  除传送军令之外，各地驿站还负
责传递、报告当地政治、经济、吏治、教化等方面的公文。为了保证传递无误，还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如《秦律十八种·行书律》中规定：“行命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不急者，日毕，勿敢留。留者，以律论之。”可见当时已经将公文分为“急”与“不急”两类，凡皇上颁发的诏书、制书和标明“急”字的文书须立即传送；不急的当日送完，不准搁压。
  汉代，邮传事业进一步发展，规定5里设邮，10里设亭，30里设驿。邮驿行政事务，中央由太尉府法曹驿官掌领，地方军政部门设驿丞管理。汉代驿传的效率很高。《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了汉代在“西域”地区邮驿组织的发展，“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西汉时，从金城(在今兰州附近)到长安，将近700公里的路程，公文往返只需7天。东汉时，天子玺书一昼夜可行千里。这些都大大便利了政令的传达和各地的联系。
  全国邮驿组织的建立和驿传制度的形成，对秦汉政权的政令迅速通行全国付诸实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汉以后驿传事业的发展
  自公元220年东汉灭亡，到公元581年隋代建立，中国基本上处于分裂状态，三百多年分裂局面下的驿传情况缺乏详细的历史记载。但是嘉峪关古墓壁画中的驿使形象告诉人们，秦汉建立的驿传制度并没有废止，而是一直在缓慢发展。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邮驿组织的规模超过前代，驿传制度更加完备。当时的驿站分陆驿、水驿、水陆兼驿三种。据《唐书·百官志》统计，当时全国共有驿馆1643处，工作人员17476人。邮驿组织在中央由兵部的驾部郎中管辖；在地方，各节度使下设馆驿巡官四人，各州有兵曹、司兵、参军分掌邮驿，各县皆由县令兼理驿事。另外，还建立了邮驿的考绩制度和视察制度，并规定各道有判官一名掌管全道驿政考绩；中央有监察御史一人兼馆驿使，考察驿务。
  唐代对公文传递速度有明文规定：陆驿一般公文日行300里，军务急件和皇帝敕书日行500里。著名边塞诗人岑参有诗《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描写当时驿传事务之忙和速度之快：“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日发咸阳，暮及陇山头。”
驿传本来只有传递公文信件和接待护送过路官员两项任务，后来又被用来传送重要物品，甚至出现了前面所说的“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情形。
  唐代各藩镇在京城长安设置“上都邸务留后使”，如同今天各省市的驻京办事处。他们负责上下公文出纳传递，并及时收集、选编朝廷诏令和各地章奏文书，收集朝廷和全国各地信息，并将这些文件和
信息汇编成册，通过邮驿传递给各藩镇节度使。这种公文和信息汇编称为“邸报”，邸报后来成为历代地方官员了解朝廷政务和京师信息的重要手段，具有政务公报的性质。这种古代的“报纸”，当时也由邮驿传递。
  四、宋代形成的“急递铺”制度
  宋代驿传制度大致沿袭唐代，但也有改革：将驿站改为军事性质的组织，由枢密院下设军邮局统管，各驿站的传递人员由民伕改为兵卒担任，称为“递卒”。并另在驿站以外设专门传送紧急军务文书的“急递铺”，犹如今天在普通邮政外建立专门的“特快专递”。沈括《梦溪笔谈》说：“驿传旧有步、马、急递三等，急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羽檄也，以朱漆木牌金字，日行五百里”。南宋名将岳飞被秦桧陷害，召回南宋京都临安，一日之内在前线接到十二道金牌，催他班师南撤，放弃抗金战争，就是由急递铺传送的朱漆金字牌。
  急递铺将公文划分为“最速”、“次速”、“平常”三个等级。最速公文日行450～500里，次速公文日行350～400里，平常公文日行300里。其日行速度之所以如此之快，是因为采用了轻骑接力、昼夜不停的办法。当时送公文的铺兵穿着特定防雨衣，头插羽毛，身佩弓刀，腰系响铃，所骑之马颈脖上还佩铃铛。路上车马、行人听到铃声，皆须让道。下站听到铃声，立即备马待发。所递公文，均要装袋封记，挂不同颜木牌表示缓急之别，分黄漆青字牌、黑漆白字牌、黑漆赤字牌等多种。紧急公文，内用布包裹，再用油绢捲起缚好，然后用夹板束系。如边关紧急公文，则用“匣子”封锁，挂黑漆赤字牌。凡传递公文的牌与匣，均须编号、登记，注明发收官署、时间等项。收到公文包件的铺，由铺司检查验收，办理登记、交接手续。急递铺所在地方监察官署定期派员对所传递公文有无延缓、拆封、短少、损失等情况进行检查，如发现问题，即由主管官署和御史台予以处罚。
  宋代“急递铺”制度为金、元、明、清各朝沿用。《中国大百科全书》介绍，元代中统元年(1260年)置燕京(今北京)至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开平至京兆(今西安)急递铺，每10里或15里﹑25里设一铺，每铺置铺兵5人。不久，令各州县依例设置，与邻境所置铺相接。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于大都（北京）置总急递铺提领所，各路置总铺，设提领一员。至治三年(1323年)，又於每十铺置一邮长。一开始，只有中书省﹑六部﹑御史台﹑枢密院及各行省﹑行台的下行公文及地方申省公文方许入递，其後扩大入递范围，凡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各官府来往
古代传递信息的方式公文均可入递。
又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林金树先生考证，急递铺与驿站的机构、人员、管理等，分立两个系统，各司其职。（《关于明代急递铺的几个问题》，北方论丛1996年第6期）明代中原、江南一代急递铺通常十里一铺，今天在许多地方经常看到的十里铺、二十里铺、三十里铺等地名，都是古代设有急递铺的地方发展起来的村镇。
  五、元、明、清驿传事业的发展
  元朝疆域辽阔，为有效地保持中央政府和各地的公文往来和联系，统治者吸取了历代的经验，建立起一套严密的公文传递制度。元初，规定兵部兼管全国公文传递工作，在全国遍设各类驿站。不仅如此，元代还在亚洲西部和东欧等地设了许多驿站，凡当时蒙军控制地区都建有驿站组织。元代驿站最多时达一万多处，最少时在中国境内的尚有1496处（这还不包括上面提到的“急递铺”系统），构成以大都(北京)为中心的稠密交通网。驿路东北通到奴儿干 (今黑龙江口一带)，北方通到吉利吉思部落(今叶尼塞河上游)，西南通到乌思藏宣慰司辖境(今西藏地区)，范围之广为前代所未有。驿站分陆站和水站，陆站又有马站﹑牛站﹑车站﹑轿站﹑步站之分，黑龙江下游地区还置狗站，用狗拉雪橇行於冰上。据《马可波罗旅行记》记载：“所有通至各省之要道上，每隔25英里或30英里必有一驿。无人居之地，全无道路可通，此类驿站亦必设立……合全国驿站计之，备马有30万匹，专门钦使之用。驿站大房屋有1万余所，皆设备妍丽，其华靡情形，使人难以笔述。”马可波罗的描述不一定全部准确可靠，但它能说明元代驿传规模之大。
  明代驿传机构，在京城设会同馆，地方分别设水马驿﹑递运所和急递铺。《大明会典》记载：“自京师达于四方，设有驿传。在京曰会同馆，在外曰水马驿并递运所，以便公差人员往来，其间有军事重务，必给符验以防诈伪。至于公文递送，又置铺舍，以免稽迟。” 明代在北京和南京均设“会同馆”，这是中央驿站。京外的“水马驿”是驿传组织的骨干，全国共设水马驿千处以上。“铺舍”就是专送紧急公文的“急递铺”。
  驿传组织在清代初期和中期仍有发展，清初有官办驿站1600余处，驿卒7万余名，驿马4万多匹，归兵部主管。战争后，由于近代邮政的出现和电报的使用，中原地区驿传迅速衰落，但边远地区的公文依然靠驿站传递，直到1913年，北洋政府宣布撤销全部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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