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参及编辑宪章派《人民报》
马克思参及编辑宪章派《人民报》
19世纪30-50年代，英国发生了一场持久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50年代初，宪章派形成以乔治・哈尼（George Harney，1817-1897）和厄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 1819-1869）分别为代表的右派和左派。本来他们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上的盟友，但鉴于哈尼出版的周刊《人民之友》显现的改良主义倾向，马克思和恩格斯与琼斯更为接近起来。恩格斯对马克思说：“琼斯走在完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也可以大胆地说，如果没有我们的学说，他绝不可能走上正确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38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1852年5月8日，琼斯创办了宪章派周报《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第一号以惊人的速度销售一空”（同上，第525页）。该报前期有一个副标题：“政治正义和普遍权利之首”（The champion of political justice and universal right）。马克思从6月开始参与报纸的编辑和出版工作。琼斯对报纸的经营很不在行，经常在同支持报纸的伦敦资金委员会（共13人，除宪章派外，还有一些资产阶级激进派）打交道时陷于困境，这时他便马克思帮助解决问题。马克思与恩格斯说：“尽管我自己经济困难，却整天整天地同他一左派右派是什么意思
起从本丢到彼拉多，[ 此语出自《圣经・路加福音》。本丢・彼拉多是罗马的一个犹太人总督。耶稣被捕后送到他那里受审，本丢认为耶稣是加利利人，属于希律管辖，推给希律，希律又推回给彼拉多。人们沿
用此故事，省去了希律，而说“从本丢到彼拉多”，意思是推来推去，徒劳往返。]为他的报纸筹集资金到处奔走。他可怜的小报所特有的国外消息，全都是我供给的。……当他的报纸困窘不堪的时候，我用几个星期的时间从编辑上给以帮助，而这个臭报纸的订户确实在伦敦增加了好几百户。”（同上，第123页）从1852年10月起，马克思直接为《人民报》撰稿，他为该报撰稿持续到1856年12月，共发表30篇文章（其中一篇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
在马克思参与下，《人民报》成为与资产阶级报刊相对立的“真正的民间刊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125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1853年10-12月，《人民报》分8次连载马克思的通讯，总标题为《帕麦斯顿勋爵》，全面分析了英国内务大臣亨利・帕麦斯顿的种种政治行为。1856年4月，《人民报》分4次连载马克思的通讯《卡尔斯的陷落》，文章用许多材料揭露了克里木战争中土耳其要塞卡尔斯陷落的内幕，原来这是英国政府为向沙俄妥�f而预先安排好的。这件事的揭露在英国引起了轰动，《人民报》声誉大振，人们把它称为“卡尔斯的报纸”。设菲尔德外交事务委
员会给马克思写信称：“博士：您在《人民报》上对卡尔斯文件所作的精辟分析，对公众有莫大的帮助……向您转达热烈的谢忱。”（同上，第29卷5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马克思经常向住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通报他参与《人民报》的工作的情况。例如1852年9月他告诉恩格斯：“我仍然――他又来纠缠我了，因为他遇到了危机，――在上星期支持了他，就像我们大家一样。另一伙人召开了两三次集会，在会上本来要通过这样的决议：‘本会议认为，不能相信与厄内斯特・琼斯先生有关的任何民主运动
会取得成就’。他们被击败了，真是活该……他们大大失算了，他把他的报纸的价格提高了一便士而没有失去一个订户。” 1853年1月，马克思说：“琼斯的报纸又活跃起来了。”5月，他又告诉恩格斯：“《人民报》销路上升，最近一段时间里物质上有了保障。” 9月，马克思写道：“由于废除了广告税，琼斯现在每周有三英镑的广告费。该报很快就有支付能力了。”1854年9月，马克思告诉恩格斯：“琼斯的印刷厂主和债主――麦克戈温得死了。这是对琼斯的一个打击。所有这一切都是使人不大愉快的。”10天后马克思写道：“琼斯以更加有利的条件到了一个新的印刷厂主。”（同上，第28卷147-148、212、247、291、389-390页）
马克思不断帮助报纸纠正可能出现的错误。有一次琼斯准备发表一封资产积极民主派向宪章派献媚的信，在他十分
激动的时候马克思无法说服他，马克思与恩格斯说：“这封信本来准备在《人民报》上发表，以便在公众面前证明他的重要的角。但没有成功，因为我立即从琼斯手中把这糟糕的东西骗了来。”（同上，第432页）马克思批评说：“琼斯有充沛的精力，坚强的毅力和主动精神，但是，他大喊大叫，不知分寸地借各种理由进行的鼓动，以及毫无休止地想超越时间等作法，会把一切都毁掉的。当他没有可能进行真正的鼓动的时候，他就追求表面形式，随意地掀起一个又一个运动（自然，一切都不会有什么进展的），而且使自己周期性地处于一种虚假的紧张状态中。我警告过他，但没有成功。”（同上，第433页）
1856年4月，在《人民报》创刊四周年的时候，报纸编辑部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宴会。马克思第一个举杯祝酒并发表演说。他最后说：“英国工人阶级从上一世纪中叶以来进行了多么英勇的斗争，这些斗争只是因为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把它们掩盖起来和隐瞒起来不说才不为世人所熟悉。为了报复统治阶级的罪行，在中世纪的德国曾有过一种叫做‘菲默法庭’的秘密法庭，如果某一所房子画了一个红十字，大家就知道，这所房子的主人受到了菲默的判决。现在，欧洲所有的房子都画上了神秘的红十字。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 （同上，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随着英国宪章运动的衰落，琼斯不顾马克思的多次提醒，
日益同资产阶级激进派接近起来。因而从1857年起，马克思毅然同《人民报》断绝了关系。1858年6月，琼斯最终将报纸卖给资产阶级《晨星报》，自己只在报上占两栏。马克思获知后气愤地说：“我们的朋友琼斯肯定已卖身（而且是以低得不能再低的价格）投靠了布莱特集团。这头蠢驴在政治上毁灭了自己，在商业上也不能挽救自己。”（同上，第29卷342页）
1860年，琼斯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悔悟。他写信对马克思说：“您多年来曾经毫无报酬地给我的小型杂志《寄语人民》、后来又给《人民报》写过许多文章，这些文章对人民的事业十分重要，对报纸是十分宝贵的。”（同上，第14卷748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QQ:729038198，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