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报告
政治报告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央特别会议)〔1〕
此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主要点还是关于国民党问题。因为自江西战争胜利之后,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又发生
许多新的变化,我们有重新讨论之必要。国民党问题不
是很简单的,是牵连许多别的政治问题的,所以国民党
问题,可说就是全般政治问题,国民党问题之要点乃是一个民族革命中联合战线问题,也就是一个整个的民族革
命问题,我们先说这个问题的历史方面:
中国的民族革命联合战线,是一九二二年国际第四
次大会讨论东方问题时决定的策略。这个策略决定后,至一九二五年“五卅”才广大的实际应用出来,此时民族的联合战线,亦即所谓“赤的联合战线”。五卅运动之成功,就是民族联合战线之成功。当时这个战线非常扩大,自
工人以至军阀莫不加入这个战线(当时张学良、孙传芳
等都通电响应,捐款援助),一时民众势力非常发展。但同时反赤的联合战线即英、日、张、吴的联合战线也随着形成起来。他们的目标便是讨灭南赤、北赤,结果反赤
的联合战线成功,赤的联合战线失败,如北方国民军之
失败,北方的“三一八”大屠杀,南方的“三月二十”,就是反赤的联合战线成功,赤的联合战线破裂之表现。
自三月二十至七月四日为反赤运动最盛时期。自七
月四日国民军退出南口,反赤的联合战线开始分裂,不
能继续。奉系军阀在北方得势,不但奉、直发生利害冲突,英、日两帝国主义亦因此在北方失了势力之均衡。
并且奉系内部直系内部也有冲突,如奉系新旧派之争,
直系吴、靳之争等,这都是不可调解的利害冲突。军阀
内部帝国主义间都如此冲突,反赤联合战线遂完全破裂。同时赤的联合战线,自北伐以来又渐渐恢复以至扩大,
自工农以至资产阶级绅士,甚至一些小军阀,均有联合
于此战线之势。如江苏绅士说:“赤化并不可怕,只有绿化真可怕(指绿林的奉系军而言)”。上海大商人主张联合工商界以解决上海问想;苏、浙、皖的绅士商人组织
三省联合会;上海的工商学各团体组织市民公会,共同
反抗奉鲁军南下。但最近九江、南昌攻下之后,这个赤
的联合战线又有发生危险的倾向。这个危险倾向的由来:一因江西战胜后,军事势力有离民众而往右走之倾向;
二因工农运动之发展,使资产阶级恐惧;三因帝国主义
改用新的分离政策;四因我们之失策。兹分述如下:(一)帝国主义之分离政策——军事的胜利和民
众运动的高潮,使帝国主义者不能不认识南方的革命势
力已不可以强力去消灭,惟有用软的方法去和缓。即最
顽强的英国在天津会议后,亦不得不暂时停止以前“打”的政策,代以“拉”的政策。即是帝国主义者开始对国
民政府表示让步,将来或可提出比“五卅”更多的让步,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条件:(1)保留大部分不平等条约;(2)离开苏俄;(3)禁止工潮等。用这些条件拉着国
民政府向右走。同时帝国主义者在另一方面,复想拉着
大商买办阶级为他压服工潮的工具,公开的在汉口英文
报□报上劝中国商人应与外国资本家合作对付工潮,这
是赤的联合战线第一个危险倾向。
(二)国民党之右倾——国民党中的一般游移分子,自湘、鄂工农运动之突起,即因恐怖而表现右倾。尤其
是在武汉工潮中,他们以为武汉、江西取得之后,行动
便当和平些,不然已得的胜利恐怕就会保不住;同时又
以为北伐的胎利,民众势方都握在C.P.手里,如果
民众势力太发展了,这是C.P.势力的发展,因此更
加以限制。他们这种右倾的表现,不是现在始,在十
月联席会议前就如此。联席会议的结果,表而是左
派胜利,实际议决自议决,实际掌握政权的蒋介石,执
掌党权的张静江、丁维汾等浙江派山东派,均藐视决议
案而日行其右倾政策毫无所顾忌。现在大部分政治军事
势力握在右派手里,在后方李济琛日事压迫工农运动,
甚至纵容部下杀戮农民运动者,他不但主张限制工农运动,即对工农商学联合会的运动他也反对。至于前方的
蒋介石,言论虽左,实际行动仍然表示很右,最近表示“乡村农运可做,城市工运则当停止”。右派对于反帝国主义的运动虽尚未公开的阻止,但实际上急欲缓和工农
运动以取得帝国主义者承认国民政府。他们不想以革命
的争斗取得统一中国的政权,而想由帝国主义的承认以
左派右派是什么意思
取得统一中国的政权,这本是国民党的传统政策。丁维
汾说:“现在北伐要紧,我们应该停止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柏烈武说:“列强有承认国民政府的意思了,我们应该停止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免生阻力”。这是赤的联合战线之第二个危险倾向。
(三)商人的恐慌——北伐胜利后工人组织勃起,经济罢工遂一发而不可遏止,尤其是久受压迫〈的〉武汉工人,这样不但引起大商人的恐慌,尤其是一般中小商人因手工业工人店员之罢工,更是无法应付。中小商人素来受帝国主义者军阀及大商人三层剥削,现在更加上工人店
员罢工,经济濒于破产,因此他们自然很容易站到大商买办那边也反对工人,这是赤的联合战线第三个危险倾向。
(四)我们党中的“左”稚病——我们同志中“左”稚的现象约有数种:(1)看不起国民党。这也可以说是
一种传统思想,尤以粤区同志为甚,有人曾说:“国民党自三月二十以后,已经死了,五月十五以后,已经臭了,
我们还把这臭死尸抱在怀里做什么?”可是北阀军事的
胜利所给北方军阀及民众运动勃兴之影响,仍然证明国
民党还不是一个臭死尸。(2)包办国民党。许多好的国民党分子说:“我们不反对C.P.赤的政策,所反对的是C,P.处处把持国民党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同志包办
的反响。这种包办不一定是有意的,但包办的结果,一
方面没有国民党,一方面也没有C.P.了。(3)包办民
众运动。我们不但要包办国民党,并且要包办一切民众
运动,三月二十、五月十五以前在国民党内包办,现在
更在国民党外包办。包办的结果,国民党没有众,左
派的众和左派领袖隔离了,于是左派未能有力的形
成。没有一个有力的左派和我们合作向右派争斗,其结
果自然只有我们单独的领导众和右派的军事政治势力
直接冲突,在形式上直是C.P.和K.M.T.冲突,
在现时,这种冲突正是帝国主义者所需要的,而非民族
革命的联合战线所需要的。(4)否认左派存在。这种完全否认左派的思想,特别粤区的同志最厉害,他们在给中央
的报告中说:“至于左派呢,亦没有这回事”。还有鲍同志以为真能解决农民问题,只有解〈决〉土地问题;因此他说:“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才是真正左派,现在国民党
中无左派”。这是一种新奇的逻辑!否认左派的结果,我
们只有两条出路:一是与右派合作,一是退出国民党而领
导众和国民党冲突。这两条出路都要不得,我们的出
路只有留在国民党中联合左派和右派争斗。鲍同志这种
错误见解的原因:一是所定左派的标准太高;二是忽略
了中国目前争斗的问题。中国目前的争斗是要继续反帝
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和反军阀土〔地〕主劣绅土豪的民主运动。在国民党中谁完全赞成这两个运动的就是左派,否
则便是右派。因为国民党的左派必须是民主主义者,若
只赞成反对帝国主义而不赞成反对军阀、地主、土豪劣
绅的人,便是封建主义者,当然是右派,这种右派分子,
在国民党重要人物中还非常之多。解决土地问题,当然
是对地主土豪最后的打击。可是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
众所争的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
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这些问题,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
题,他们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在宣
传上自然可以由目前争斗的这些问题,引申到根本的土
地问题。若是马上拿农民众还未能直接了解的土地问
题做争斗口号,便是停止争斗;若是拿赞否解决土地
问题做国民党左派标准,自然是没有左派。减租减息等
目前的争斗,在农民众中,比解决土地问题更是迫切
的要求,赞助这些要求的国民党左派之已经存在,比希
望有一个赞助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左派出现,更合于事
实。因为想象未来更左的一派而否认现在的左派,便等
于专侯下礼拜吃鱼肉,把今天吃豆腐白菜维持生活看做
不必要。(5)误解党的独立。我们的党之独立,是指独立的政治直传和党的组织,而不是说在现时一切实际政治争
斗都应该独立行动,不与国民党合作。有些同志这样解释
党之独立,所以往往幻想组织工、农、商、学一切众在我们直接领导之下,包办一切民众运动而不必与国民党合
作。北京、湖北的同志都有这种思想,尤其是在广东的
同志,他们更加上否认左派之存在,自然会发生“我们
当然站在民众一方面与政府对抗……民众与政府的冲突
中,亦即表现出整个的C.P,与国民党的冲突”这种错
误观念。这种离开国民党的左倾错〈误〉,和以前不想发
展党的组织,几乎沉没在国民党中的右倾错误,对于党
是同样的危险。(6)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在长沙,在武汉,我们都没有经过国民党把手工业工人店员和中
小商人的关系弄好。尤其在武汉,有些手工业工人店员的过高要求,逼得中小商人和总商会合作反对工会。至于
未能制止纠察队对于商人之胁迫和侮辱,更是万分不应
该继续的现象。这是赤的联合战线第四个危险倾向。
以上四个危险倾向汇合起来,随地随时都会使联合
战线破裂。此时破裂之可能性已异常严重,我们急应努
力进行以下各项挽救的策略:
(一)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以巩固赤的联合战线。这种“左”右倾距离日远,是破裂
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两党关系之主要原因,帝国主义
之新政策和商人之恐慌还在其次。我们固然不幻想这种“左”右倾的距离能够相近而至于零,我们必须注意联合战线之巩固的程度,乃以这种“左”右倾的距离远近为正比例。
(二)督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武力和民众结合”的口号,对内继续民主的统一争斗,即推翻都市中封建的军阀政权,推翻乡村中封建的地主土豪劣绅政权之
同志,他们更加上否认左派之存在,自然会发生“我们
当然片在民众一方面与政府对抗……民众与政府的冲突中,亦即表现出整个的C.P,与国民党的冲突”这种错
误观念。’这种离开国民党的左倾错〈误〉,和以前不想发展党的组织,几乎沉没在国民党中的右倾错误,对于党
是同样的危险。(6)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在长沙,在武汉,我们都没有经过国民党把手工业工人店员和中
小商人的关系弄好。尤其在武汉,有些手工业工人店员的过高要求,逼得中小商人和总商会合作反对工会。至于
未能制止纠察队对于商人之胁迫和侮辱,更是万分不应
该继续的现象。这是赤的联合战线第四个危险倾向。
以上四个危险倾向汇合起来,随地随时都会使联合
战线破裂。此时破裂之可能性已异常严重,我们急应努
力进行以下各项挽救的策略:
(一)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以巩固赤的联合战线。这种“左”右倾距离日远,是破裂
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两党关系之主要原因,帝国主义
之新政策和商人之恐慌还在其次。我们固然不幻想这种“左”右倾的距离能够相近而至于零,我们必须注意联合战线之巩回的程度,乃以这种“左”右倾的距离远近为正比例。
(二)督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武力和民众结合”的口号,对内继续民主的统一争斗,即推翻都市中封建的军阀政权,推翻乡村中封建的地主土豪劣绅政权之
争斗;对外继续独立平等的争斗。在过去的经验,国民党每次得到一点军事胜利,便马上向敌人妥协而右倾,而
失败,现在的右倾大部分也是为了要与敌人(帝国主义
者及国内封建势力)谋妥协。要挽救其现在的右倾,惟
有继续争斗,惟有督促其实行武力与民众结合继续向敌
人争斗,才能挽救民众日益向左,武力政权日益向右之
危险的现状。
(三)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有些同志
主张国民党的军事势力应该集中,这是一个幻想。国民
党的军事势力集中,不但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国民
党的军事势力集中与反动局面之促进必成为正比例,军
事势力越集中,反动越大;集中越快,反动来的也越快;
集中在谁手中,谁就先反动。这乃是国民党之党的威权
不能制裁军事首领的必然结果,也可出说是民主主义不
发达的国家的必然运命。
(四)扩大民主主义的宣传。以前的宣传都集中在
民族主义一方面,这种简单的宣传运动,每会为军事独
裁者所利用。现在为抑制军事独裁的局面之向前进展及
向右反动,必须开始作民主政治的宣传和运动。抽象的
宣传民主主义是不够的,必须指出必须实现国民会议,
省民会议,市民会议,乡民会议,城乡政权归人民,才是民主主义的政治之具体的表现。更须切实说明凡是民主主
义的政府,必须向左站在民众方面,给民众以充分的集
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抗租之自由,而不能向右站在帝国主义、大商买办、地主、土豪劣绅方面压迫工农运
动。尤须珍重说明,此时的农民运动,正是帮着民主主
义的政府向封建的地主、土豪劣绅进攻,正是为〈民〉主
主义的政府扫除其敌人,巩固政府的基础,而不是加害于
政府。民主主义的政府不应该援助他自己的敌人(封建
的地主土豪劣绅),压迫他自己的帮手(农民)。
(五)改善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一切众组织和
运动,尽可能的和国民党合作,尤其要援助左派的势力
发展,使左派领袖获得众,努力在小资产阶级(农民、
手工业工人、店员、学生、小商人)的众中发展左派的
国民党组织,竭力援助左派达到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之胜利。这一政策我们从今天起即须开始工作。右派早
已着手活动,派人到各地集合他们的势力,甚至于拉拢
西山会议的分子、工贼及一切反动分子入党做他们的
众,以备第三次全国大会与左派竞争。第三次全国大会
如果胜利从于右派,则国民党的联俄联共政策及对工农
运动的态度,必更有大的变动,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
的。
(六)扶助左派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派政府,
军事首领不任政府的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须在政府管
理之下,以减少国民政府之军事独裁的性质与形式。
(七)确定我们对于中小商人的政策。我们此时对于
中小商人的政策非常困难,因为各地手工业工人及店员
对于厂主店东之罢工,乃是小资产阶级当中的利益冲突,
两方面都是民族的联合战线中所需要的,我们势不能偏
袒那一方面,而又不能中立,我们只得采取下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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