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林烈烈大鹏飞
野林烈烈大鹏飞
野林烈烈大鹏飞
林鹏，字翮凤，号蒙斋。1928年生于河北易县南管头村，今狼牙山镇。1941年林鹏参加革命，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1958年转业山西，1990年离休。林鹏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山西分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和评委；现为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林鹏以草书名世，擅大草，遒劲豪迈、气势磅礴，出版有《林鹏书法》；擅治印，其印质朴厚重，出版有《蒙斋印话》。他不仅是一位书法家，更是一位学问家、思想家，出版有书法理论《丹崖书论》、长篇历史小说《咸阳宫》、学术随笔《蒙斋读书记》《平旦札》《遐思录》《读书记》《回想集》《书艺谭》等。
《名作欣赏》的魏思思女史寄来了“林鹏四书”（《书艺谭》《读书记》《遐思录》《回想集》），嘱我写一点感想。我写《国学?诗韵?
书情：姚奠中学术评传》时，就涉及到姚先生和林先生对彼此书法艺术的互相品评，知道林鹏先生是著名书法家，尤擅狂草，与姚先生、张颔先生并称“山右三贤”。不过我于书法是外行，虽也偶然见过林先生的书艺，只觉得凤舞龙飞，天风海雨，气势慑人，自惭浅薄，无力深入鉴赏，对林先生的其他方面，了解更少。
待到翻阅浏览了“林鹏四书”，我真实的感觉是两个字：惊讶。真没想到，双塔寺下，汾河岸边，竟有如此高人、奇人！曾经同在一城生活多年，却没有去拜访请教，缘悭一面而失之交臂，嗟乎！如今只能隔山隔海，遥致敬意了。
读“四书”，我想到了四个词：一曰真书家，二曰真通人，三曰真思者，四曰真仁侠。为什么都要加“真”这个修饰词呢？因为当下是个“假作真时真亦假”如火如荼的大时代，以假乱真之风厉而烈，求真其实良不易也。
林先生是书法家，也是书法研究者，著有《丹崖书论》《中国书法全集?傅山卷》等书法专书，且是篆刻名家。我非书道中人，自不敢妄评乱议，但凭直感，觉其书、印皆大气磅礴、真气内敛、浩气长
存，有山河雄丽而又悲壮的韵味。而阅读《书艺谭》，则更觉得意，每每为其“奇谈怪说”（不要改“奇谈怪论”）所吸引，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见道”之论。
《书艺谭》的主体是“傅山研究”，但开头有几篇论书法“本源”等的文章和访谈，最后一篇《蒙斋书话》也属于泛论，可谓提纲挈领。林先生的书法观，并不局限于书法艺术和技巧本身，而是直捣黄龙直抵垓下追根溯源，重点谈汉字和中国文化以及传统对书者的影响。他说：
要写好汉字，必先认识汉字，认识汉字的特点和优点。……外国人不懂得中国的音韵学，就像中国人不
左派右派是什么意思懂得外国的神学一样。因为他们本土没有这种东西，所以对此无法想象。……汉字给书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书法给汉字增加了无穷的魅力。
20世纪以来，中国人只说欧洲人已经说过的话。欧洲人怎么能了解中国文化呢？所以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知之甚少，不甚了了之至。大家都说书法是传统艺术，至于传统文化是什么，又说不清了。
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先秦肇始的儒家文化，塑造了“士君子”的高尚人格，此人格体现于书艺，最杰出者就是傅山。我于书法研究界不熟悉，但我想，以水平论，林鹏先生可能是傅山研究的“第一人”，确实揭示出了傅山“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的真谛。因为林先生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奇人”。
林先生“奇”，但奇中有朴，他说的、写的，都让人眼睛一亮而提神，再一细想，却又是那样平淡普通自然。如他说傅山的优秀书法作品，是凭着一股狂劲写出来的，“他永远无法重新创作他已有的作品，因为他无法重复他曾有过的狂气。少而狂倒也无甚足贵，老而狂那就可贵得很了”。也许这句评赞傅山的话，也可以移之于林先生自己。老而狂更可贵，与“将军年老不言兵”的常论大异其趣。但林先生的“狂”，并非不知天高地厚，恰恰相反，乃奠基于他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先秦典籍的广泛而深入的阅读和研究基础之上，虽然批评20世纪的中国人过分崇法西洋而轻视了传统，对西方的东西也并不陌生，旁征博引，广涉中西古今，实际上持一种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本位而放眼世界的视野和立场。
什么呢？是学术随笔？但形随而实不随，自有内在的严密逻辑和扎实理据，姑名之为“论笔”。林先生是“
通人”，他把学术、艺术和人生都打通了，因而不管谈什么，写什么，可谓一通而百通。先秦的历史和文化，何其古奥，他却总是把艰深的学术说得深入浅出。读他的学术文字，真让人感到有理而且“过瘾”，这是了不得的功夫。他说：
中国有广大的版图，又有统一的语言文字，而且有大一统的天下观，应该说这正是士们的功劳。也许有人会说，这种以天下为己任，就是把十字架背起来了。人们常常把士叫作知识分子。其实今天的知识分子，怎么能同古代的士相提并论呢？古代的士有明确的以天下为己任“仁以为己任”的思想，就算十字架，他们背得起来。而今天的知识分子能行吗？古代的士们有天经地义的五亩之宅，这就构成了他们的人格基础。后来拿周工资或月工资的知识分子怎么能同他们相提并论呢？
法家提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种理论有很大的虚伪性。从法律产生以后，什么时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过？
古往今来的历史学家们，在秦楚之际楚汉相争的这个题目上，不知道做了多少文章。他们的文章，是如此渊博，如此精彩，又如此的不着边际。他们的文章极少提到刘邦入咸阳约法三章的事，即使提到了也是一笔带过，绝不予以思考。他们不知道一个流氓无赖、狗屁不懂的刘季，却一下子抓住了历史的根蒂，法律和法制的根蒂，也就是仁义道德的根蒂，这就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大原则，人心所向。
说《史记》是谤书，这是有道理的。原因就是《史记》继承了春秋战国的以儒家为代表的先进思想，而
这一思想体系中的许多东西，对秦汉以后的统治者是非常不利的，这一点也是有目共睹的。难道如此编撰历史，不正是对秦汉以后的统治者的诽谤吗？想一想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儒，这一切就都清楚了。
正因为儒家有“易位”的主张，我们可以说儒家理论中有些东西对暴君是一种威胁，所以历史上所有的暴君都批孔家。林先生认为商朝被纣王剖了心的比干没有坚持儒家“易位”的政治原则，容
忍了纣王的极权和暴虐：
事到其间，没有道理可讲，强权就是公理。所以，只有一个出路，等待亡国。有了一个武王，可以兴兵伐纣。如果没有武王呢？那就只好等它慢慢烂下去，此所谓“鱼烂而亡”也。殷商是很快就亡了，谁的责任？比干的责任。他为他的“过失”，付出了血的代价。虽然这么说，比干同后世封建王朝中那些怀宠不去的大臣们相比，还是伟大多了。
读林先生的文字，能感到有鲁迅风，那种“撕下一切假面”的尖锐和彻底，但更比鲁迅多了学术的底蕴。鲁迅写的毕竟是杂文，而林先生写的却是“论笔”。既是“通人”，又是学者，因而，林先生就不会是单纯的学究，而必然同时是一位思想者。对林先生，很难用“自由主义”“新左派”和“文化保守主义”这样一些时髦名词“加冕”。他根据自己的阅读、研究、历练而得出自己的看法、观点和理路。这在《遐思录》中更有鲜明的体现。此书的开篇是《被遗失的真理――仁者无敌》，后面接着好几篇谈“仁者”的话题。有一篇的题目是“士人文化与帝王文化的对立”，可以说也就是全书的“基调”。他说：
有了皇帝，才有帝王思想和帝王文化。在两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上，能够同帝王思想帝王文化相抗衡的，就是士君子文化。士君子文化就是自耕农的文化，它是从三皇五帝时候就发生、发展并逐渐根深蒂固的自由平等的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是这个伟大文明特立独存的根。是古代广大的自耕农的士农们，创造了岿然而有余的华文华语和十三经，创造了秦始皇们非常害怕的诗书百家语，等等，等等。中国古代的士君子文化，至今还没有真正被发掘出来，还有待于重新认识。
有了刘邦，有了朱元璋，话就好说了。所谓帝王文化，不过就是流氓文化。帝王本人不是流氓出身的，照样继承这个传统。
历史上的士文化，就是抗争文化。谁能抗争，谁就有成果。谁抗争得巧妙，谁的名气就大。笨拙的遭受迫害，不敢抗争的遭到唾弃。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来龙去脉，条理分明，容易认识，容易理解，不同于西方。囿于西方的各种观点、概念，所以总说不清中国的事情。中国先秦史是主动的、辉煌的；中国近代史是被动的、
可怜的。
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是一个批孔的世纪，还有，是一个阿Q运动的世纪。社会在前进，虽然很慢。过犹不及，欲速则不达，无可奈何。
孔子发现了人，创立了仁学，这就是古代民主理论的根本。西方叫“天赋人权”，人权是上帝赋予的。中国没有上帝，中国就是人。人本身就具有尊严，具有权利，当涉及第二个人的时候，就具有义务，这就是仁。
林先生作为思想者，最耀眼的特点还是“通”，因为他的思考不是单纯来自书本，更来自人生的实际遭遇和历练。林先生没有上过大学，更没有得过硕士、博士学位，不是大学教授或者研究院的研究员，他是参加过三场大战争的一个战士。他说：“实际生活不是为空洞教条而设的，人们说了什么，当然也很重要，但是还有更重要的，这就是人们究竟做了什么。”我觉得这段话很重要，文科特别是中文，不是“科班出身”，其实未始不是一件幸事，因为可以避免“科班”教育中那些“教条”的戕害。那些不仅“空洞”而且“迂阔”的教条，对一个尚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年轻人先入为主的损伤，后来要经过多少努力才能清除。这是我多年任教于大学的一个观察和体会。上中文系，对真正有天分的文科生，绝不是一个好选择。我自己本科读的是果树森林专业，也没有读博士学位，不过跟着姚奠中先生读了三年硕士而已，尽管红学界调侃我“是个种果树的”，我却并不感到遗憾而是庆幸。其实姚先生也没有受过严格的科班教育，他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习了一年，就转投到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第二年章太炎先生就去世了。姚先生的“学历”，如此而已。周汝昌先生是燕京大学外文系本科生，然后读中文系的研究生，没有毕业就去成都的华西大学外文系任教，研究生毕业论文还是在四川写好寄回燕京大学“补”的，以至于有宵小之辈还要“考证”周先生研究生学历的“真假”。鲁迅只是个江南水师学堂的专科生，胡适一生拿了无数文科博士学位，胡适与鲁迅，谁的文字更好，水平更高呢？
正是从生活本身而非从教义和教条出发，林先生对“革命”的正、负面都有极深刻的思考、极生动的表述，他写论笔、随笔，写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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