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钱学森、袁隆平的故事
邓稼先：两弹是他的勋章
1986年，国内公开报道了“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名字，当年大漠上腾起蘑菇云的谜底终于揭开。当人们以感激的心情来颂扬这位功臣时，他却平静地辞世而去。而党和国家授予他的“五一”劳动奖章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却永远闪耀着光芒。
（一）生平
21岁便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26岁在美国成为“娃娃博士”；取得学位后第九天便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
1958年以后神秘地“消失”。在戈壁大漠中，创造出世界上研制的最快速度。中国两弹之父是谁
临终前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志成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
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中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中国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并于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当时的副总理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二）背景
杨振宁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
邓稼先回答：“无论是，还是，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激动得流出泪水。
邓稼先的一生，是中国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他在抗日救亡的呼喊中长大，在“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西南联大校歌声中走上科学之路。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抱定了以科技强国的宿愿，将个人的事业与民族兴亡紧密相连。同时，他在党的教育下知道了应该如何发动众进行科研攻关，为此而终生奋斗不惜个人的生命。
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核弹、和卫星），西方人总感到不可思议。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还是，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看后激动得流出了泪水。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三）故事
他从美国归来，带了几双尼龙袜子送父亲，还带回一脑袋原子核的知识。
岳父支援的一点粮票，他都用来买饼干与同事们分享；他在基地度过10年单身汉生活。
邓稼先于1950年夏天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完全可以留在那里并拥有良好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待遇。但他毅然回来建设仍一穷二白的祖国。同年国庆节，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中国研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邓稼先还强调试验的基本原则是亲临第一线。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10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一次，航投试验出现降落伞事故，坠地被摔裂。他抢上前去把摔破的碎片拿到手里检验，自己受到致命的辐射伤害得知患癌症，他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险要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钱学森回国前的故事
1949年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徐徐升起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所以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他这一曲折的斗争过程，表现了钱学森那时对祖国的挚爱之情，是非常感人的。
1950年9月中旬，钱学森辞去了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职务，办理了回国手续。他买好了从加拿大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把行李也交给了搬运公司装运。
然而，就在他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忽然收到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的通知——不准回国！移民局威胁道，如果私自离境，抓住了就要，甚至要坐牢！
又过了几天，钱学森被抓进了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看守所，“罪名”是“参加过主张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的政党”。
钱学森交给搬运公司的行李遭到美国海关及联邦调查局的检查，据说从中“查出”电报密码、武器图纸之类。移民及归化局要“审讯”钱学森，说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后来又说钱学森在美国念书时认识的几个美国同学之中，有几个是美国共产党员。移民及归化局扬言钱学森“违反美国移民法”，要把钱学森“驱逐出境”。这话说出口没多久，又连忙改口。因为要把钱学森“驱逐出境”，这正是钱学森求之不得的! 在看守所，钱学森像罪犯似的，被监禁着。钱学森曾回忆道：“我被拘禁的15天内，体重就下降了30磅。在拘留所里，每天晚上，特务要隔一小时就进来把你喊醒一次，使你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于极度紧张的状态。”
移民及归化局迫害钱学森引起了美国科学界的公愤。不少美国友好人士出面营救钱学森，为他辩护律师。他们募集了15000元美金作为保金，才算把钱学森从看守所里保释出来。
1955年6月，钱学森写信给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同志，请求党和政府帮助他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总理得知后非常重视此事，并指示有关人员在适当时机办理此事。经过努力，1955年10月18日，钱学森一家人终于回到阔别20年的祖国。不久，他便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
袁隆平故事
袁隆平，平头小脸，其貌不扬，土里土气。你想不到他是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而正是这个显得有些平凡和土气的老头，以自己不懈的努力和才华，在古老的土地上创造了非凡的奇迹——目前在我国，有一半的稻田里播种着他培育的杂交水稻，每年收获的稻谷60％源自他培育的杂交水稻种子。
是怎样的力量把一个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并且积极影响着16亿人的命运呢？又是一种怎样的力量促使着袁隆平年轻时违背母亲的意愿作出自己的人生选择？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促使他执着于杂交水稻的研究而最终走向成功的呢？“知识＋汗水＋机遇＋灵感＝成功”是他一生的缩写。
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从一棵天然杂交稻开始，袁隆平开创了水稻育种的新历史。作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是中国的英雄，也是有着世界性贡献的杰出科学家，他获得的一系列国际奖励可资证明。若回答“下个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没有哪位科学家比袁隆平更有资格回答了。
关于超级杂交水稻，不善言辞的袁隆平有着讲不完的故事。当别人问他成功的秘诀时，他以“知识＋汗水＋灵感＋机遇”作了精辟的回答，并且还讲了一个故事。
“从1953年到1966年，我在农校一边教课，一边做育种研究，每年都去农田选种。从野外选出表现优异的植株，回种子播种，看它第二年的表现，这样来筛选具有稳定遗传优异性状的品种，这称为系统选育法，是常用的一种方法。1962年，我在一块田里发现一株稻鹤立鸡，穗特别大，而且结实饱满、整齐一致，我是有心人，没有放过它。第二年我把它种下去，辛苦培育，满怀希望有好的收获，不料大失所望，再长出来的稻子高的高，矮的矮，穗子大小不一。这时候一般人感到失败就放弃了，我坐在田埂上想为什么失败了呢，我想到第一年选出的是一棵天然杂交种，不是纯种，因此第二年遗传性状出现分离，而如果按照那棵原始株杂交种的产量来计算，亩产能达到1200斤，这在60年代是非常了不起的——我突发灵感，既然水稻有杂交优势，我为什么非要选育纯种呢？从此我致力于杂交水稻育种。”
谁能够想象到，一个关系着十几亿人吃饭问题的伟大的探索与成功，就这样由袁隆平的一个意念而开始并最终诞生了。
为了杂交水稻，袁隆平几乎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知识、汗水、灵感、心血，没有什么不是为了那梦寐以求的杂交水稻。在研究的初期阶段，为了获得一株必需的水稻天然雄性不育株，他和新婚妻子一起，在1964年到1965年连续两年的酷暑季节顶着烈日大海捞针般地寻觅在安江农校实习农场和附近生产队的稻田里，在前后共检查了4个常规水稻品种的14000多个稻穗后，终于到了6株雄性不育的植株。
身体的劳累还在其次，学术界权威的质疑与反对，使袁隆平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当时学术界流行的
经典遗传学观点认为，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许多不良的因子已经被淘汰，积累下来的多是优良的因子，所以自交不会退化，杂交也不会产生优势，从而断言搞杂交水稻没有前途，甚至说研究杂交水稻是“对遗传学的无知”。然而无论是科学道路上的挫折、失败，还是人为的干扰、破坏，所有的磨难都无法动摇袁隆平执着的梦想。他坚信实践才是真正的权威，火热的生命加上知识的力量能够改变一切。
1966年，经过两个春秋的艰苦试验，对水稻雄性不育株有了较多的感性认识后，袁隆平把获得的科学数据进行理性的分析整理，撰写出首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在中国科学院出版的权威杂志《科学通讯》第4期发表。这篇论文的发表，标志着在国内开了杂交水稻研究的先河，这不仅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水稻育种课题的启动，而且开创了一个划时代的崭新的研究领域。在随后的30多年间，他在杂交水稻这个领域始终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他的研究成果一个接一
个，他创造的杂交水稻神话一个接一个。从1976年至1999年，我国累计推广种植杂交水稻35亿亩，增产稻谷3500亿公斤，相当于解决了3500万人口的吃饭问题，确保了我国以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
袁隆平用知识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圆了华厦民族几千年都在渴盼的梦想，写下了一个震惊世界的神话。
1999年6月，“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昭示着高科技与资本的紧密结合，将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对于科技与知识的力量，怕是鲜有人能比袁隆平有着更深切的认识了。
“假设我们的超级稻大面积推广时1亩平均增产400斤，推广1亿亩每年就可以增产粮食400亿斤，相当于目前国内一个中等省份一年的粮食总产量。而我搞超级稻研究，只需要国家1000万元的投资。所以科技进步产生的效益是巨大的。那么，水稻亩产提高的潜力到底还有多大呢？我跟你讲，潜力非常大。在理论上，水稻的光合作用对地表太阳能的利用率可以达到5％。目前全国水稻的平均亩产为800斤左右，只相当于利用光能的12％，通过科技进步，只要把光能利用率提高到理论水平的一半即25％左右，即意味着亩产翻番。我们的超级稻成功并推广后，预计可使全国水稻平均亩产增至1200～1300斤。现在我的学生们，年轻的一代的科研人员技术手段更先进了，开展分子水平的育种，效率更高。展望一下，达到3％的光能利用率是可能的，那时16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就解决了。你说科技的力量大不大？”
梦，诞生于儿时那片美丽的园艺场
然而，回眸袁隆平的成功之路，可能谁也无法想到，他之所以会如此义无反顾的选择以农业作为自己奋斗一生的事业，竟只是缘于儿时感觉到的刹那间的美丽。1930年9月，袁隆平出生于江西德安。他的童年及青少年时代主要是在武汉和重庆度过。对于这样一个生长在大城市，并自小就上教会学校的人来说，在风华正茂的时候违背母亲的意愿选择学农，实在是出人意料。
“大约我6岁时一次郊游，曾在武汉郊区参观了一个园艺场。满园里郁郁葱葱，到处是芬芳的花草和一串串鲜艳的果实。我觉得那一切实在是太美丽了！美得我当时就想，将来我一定要去学农。”
没有指点江山的豪情壮志，没有功成名就的意气风发，有的只是质朴的表白，有的只是对美丽的特别感悟与无悔执着。时隔60多年的漫长岁月，袁隆平忆及当年的感受，仍不免双眼灼灼，神采焕发。可见当年那片花果鲜艳的园艺场，在风雨飘摇、国事艰难的年代，曾是多么深刻地打动了一个孩子纯真的心。这片美丽的记忆，成了袁隆平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情结与梦幻，使他从此与“农”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正是这片美丽的永远，最终改变了袁隆平一生的命运，并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16亿中国人的命运。
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的袁隆平，为了追求心中的梦，毅然从四川重庆来到了偏僻的湘西雪峰山旁的安江农校任教。
在安江农校，他一呆就是19年。回顾在安江农校的教学生涯，袁隆平感触良深：“我在教学过程中，积累了较多的生物学知识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因此在以后的作物育种科研中，才具有一定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里，袁隆平以非凡的努力完成了知识与经验的积累，为将来的科研打下了基础；同时，一场梦魇般的饥荒最终促使他全力以赴的编织杂交水稻梦。安江农校成为袁隆平腾飞的起点。
一生的付出，为的是战胜记忆中那梦魇般的饥荒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一场罕见的饥荒席卷神州大地。安江农校宁静的校园也无法幸免。袁隆平为这沉痛的现实深深感到不安。在这种情况下，青年袁隆平响应党的号召，和学生们一起来到黔阳县的硖州公社秀建大队支农。生产队长老向企盼地对他说：“袁老师，听说你正在搞科学试验，如果能研究出亩产800斤、1000斤的新稻种，那多好啊！我们就可以不怕饥荒了，苦日子也就可以结束了。”老队长的话又一次唤醒袁隆平蕴藏在心底的童年之梦，从那一刻开始，他将“所有人不再挨饿”奉为终生的追求。
“三年困难时期，我亲眼见过有人饿死倒在路边、田坎上，很多人因饥饿得了浮肿病。当时我们农校的老师被下放到艰苦的地方锻炼，在集体食堂里，我们吃的菜就是一大锅红薯藤，加一小酒杯的油来煮，跟猪食差不多。饭是双蒸饭，用水蒸了两次，饭粒儿看起来大，吃下去一会儿就饿，整天想的就是能吃顿饱饭就好了。
“人类能否战胜饥饿？我认为主要靠科技进步，再有一个和平环境，通过不断研究，取得农业科技的不断提高，就能解决饥饿问题。我是学农的，每年做点优产育种研究，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曾经做过一个好梦，梦见我们试验田里种的水稻，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帚那么长，粒子像花生米那么大，我们几个朋友累了，坐在稻穗下面乘凉。”
回忆起当年的那场灾难，袁隆平那种济世情怀，那种对生命的真挚的呵护与关爱，让人分明感受到了一位伟大科学家
内心的崇高与博大。
梦当然只是梦。为了通过科研的力量在实践中一步步接近这个梦，袁隆平以一种义无反顾的精神一头扎进了杂交水稻这个世界性的难题中。不为别的，就为了让现实中落后、贫困的农村能变得富饶而美丽。为此，他所经历的困苦与磨难超出了常人的想象。但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着，努力着，“真的，我从没后悔，我这个人有点痴，认准的一定要走到底”。他一直这样说，也一直这样做。杂交水稻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培育杂交水稻，是他生命中最强的音符
对于一个几千年来受贫穷与饥饿折磨的民族，有着高产量的杂交水稻良种来帮助解决吃饭问题，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贡献啊。难怪一些地区的农民称他为当代“神农”，而国际同行称他的研究是“全人类的福音”。他先后获得了国内国际多项顶尖大奖，身兼数十个学术和社会职务。浩瀚宇宙中，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小行星闪烁翱翔；风云市场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股票隆重上市。袁隆平，由安江农校的一名普通教师，终于登上了中国“杂交水稻之父”的殿堂。
不知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辉煌、荣耀、名利，却丝毫也没有使袁隆平发生任何改变，他还是始终如一的恋着杂交水稻事业。从播种到收获，他依然风尘仆仆的骑着摩托车去试验田；从春夏到秋冬，他依然分秒必争的察看着育种基地。他心中想的只有他的试验，只有他的杂交水稻。
“通过科技进步，现在我国常规水稻的亩产平均为700斤左右，我们培育的杂交水稻平均亩产达800斤左右。我们正在研究一种超级杂交水稻，亩产将达到1500～1600斤，有希望在2～3年内培育成功，那时又将推动全国的水稻产量上一个大的台阶。我们‘超级’稻的培育十分紧张，不管我在哪，都要求基地三天报一次数据，这样我就可以随时对情况进行分析。我们有信心，提前两年实现亩产800公斤的目标。”
1998年，国家国资局对“袁隆平”品牌进行了无形资产评估，认定其价格达1000亿元人民币。对此，在社会上反响很大，各方面给予积极评价，并誉为昭示着中国知识经济的风暴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时代的真正到来。“农平高科”上市后，社会上有人称“袁隆平一夜之间变成了亿万富翁”，他却很平静，对此一笑了之。他仍然一如往日的奔波在试验田地里。
“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还有两大心愿：一是把超级杂交稻研究成功，大面积应用于生产，这样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再一个是让杂交稻进一步由中国走向世界，‘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届古稀之年，但袁隆平仍是魂牵梦萦着杂交水稻；虽已没有了园艺场的美丽与缤纷，但那种淳美与质朴，却更能透出一种科学巨人所特有的崇高品质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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