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18-03-29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优秀拔尖人才培育重点资助项目
(gxyqZD2018073)。[作者简介]田宏宇(1983-),女,淮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文学评论和美学研究。
“善之为善,无问西东”
田宏宇
(淮南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
安徽
淮南232038)
[摘要]在消费时代,善的内涵不断被误读:善如果得不到回报是否该继续坚持?善是否只是个体
伦理的选择问题?在这个方面,《无问西东》用亲情、爱情和人性三个维度的不同故事探索了善的本意,追溯了人性的真实。善之为善,在于内心所给出的“真心、正义、无畏和同情”。这里的善超乎条件、传承
绵延,是人性面临善的悖论时的选择与救赎。
[关键词]《无问西东》;善;亲情;爱情;人性[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530(2018)04-0057-07
善是一种选择。人可以不为善,可以选择功、利和欲,但是这样的生活总是有所缺憾的。对一个事物或者一个人的理解越深,善的本质越能显示出它存在的意义。如果有人以为,善是无用的,那么他只是浮在生活的因果关系链条之中,得不到救赎。
一、善的误区
《无问西东》中,张果果对四胞胎的捐助引发人的深思。善需要付出却得不到回报,那么善的意义在哪里?或者善只是一种偶尔存在的令人感觉光芒神圣的感受,只有某些人才能受到善的眷顾,得到善的青睐,践行成圣成仁之路呢?
很多人更多看重的是现实的因果。从路边老人摔倒去扶反被讹,到江歌案中善良女子因善反被杀。人们
越来越学会用冷漠来伪装自己,用逃避来保护自己。很少人会再认为:善也是一种修为。实际上,善根植在心中,同时也需要去学会,去履行。
由此,善陷入到一种误区之中。其表现有二:(一)“有条件”的善,乃功利之善
这个观点源自于古希腊苏格拉底关于善的论述。苏格拉底在追问善和美的关系时提出善是能够产生好的结果的,并为之举例。其言外之意,就是如果将善作为因,那么好的结果作为果就会出现。当这种因果关系建立起来时,人们不禁追问:行善是否能带来好的结果?我如何才能做到让自己在善中有所得,而不是有所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会对
善做出考量,即,这件事是否值得去做。而事实上,这种善无非是因果关系的沽名钓誉罢了。
在功利之善的目的下,善分为了两种,一种是物质价值的交换,一种是精神价值的收获。第一、物质价值的交换。消费主义的盛行,使得文化建立在一种欲望和利益交错的时代观念基础上。现代人的幸福建立在为自己身体的欲求而服务的基础上。事物的交换价值胜于价值本身。从社会价值和相对经验的角度考虑,善是否值得我去追求,它是经过多重考量的:它是否符合我面前所拥有的经济实力和所具备的潜力,它是否对我发展前途带来潜力?而对方会不会因此反馈给我更多的价值,包括精神价值的肯定?然而,人们忽略的是,在这样考量的同时,善已经与物质利益建立起了等价的关联。人们之间为善的目的已经沾染了或者被异化成为了与劳动力市场和商品交换一样的法则。第二、精神价值的交换。善具有了
一种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这种高度使得施与者和被施与者处在完全不对等的位置。为善的一方虽然在物质上无所求,乃至于付出很多,但是精神的制高点却给施与方带来了愧疚与压力,同时也使得自身受其牵制,而无法实现真正的善。
(二)善的问题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问题
江歌案的全部经过在道德理性对人们不再形成强制性和公共性要求的时候,人类的存在状态呈现了多元的特征。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2018年第4期第20卷(总第110期)
No.4,2018
General No.110,Vol.20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第20卷
这种“怎么活都可以”的时代,产生了伦理的松软度和多重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理性规范的统一性。
每个人各行其是,并贴上了个性的标签。在话语权纷繁的时代,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就能获得合理性。在追求生命之“轻”的时代,“重”反而显得不合时宜。可是,“合情”就真的“合理”吗?善需要底线,同样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因此在这个基础上,看待张果果的道德困境就显得尤为明显。首先,物质价值交换的目标是双赢。张果果既要能够捐助四胞胎,同时又要能让公司的奶粉成功地推销出去,获得盈利。这种善看起来是文雅的,是集精神高度和物质利益为一身的完美体现,实际上却是善的匮乏。它缺少了真正面对善的勇敢,缺少了真正承担善的正义。善如果需要物质利益作为支撑的话,那么它只是附庸风雅的虚幻与浮华。在浮华被打破时,质疑和失落会显露出不善的本质;其次,精神价值的交换,即道德的优越感。当张果果面对四胞胎的父母时,救助者的身份无疑赋予了他一种优越的光环。这种光环一度让他感觉到存在的价值,但是也让他产生了恐惧和失望,因为优越者不能丧失优越者的位置。在公司陷入困境而再度面对四胞胎家庭时,他已经捉禁见肘、四面楚歌了,他该如何继续完成这种救助?他想回到自己的那个小天地中去,却纠葛于他和四胞胎家庭已经建立起来的牵连。这种牵连改变了他自以为是的高高在上的看法。他发现,原来他和四胞胎家庭都是困境中受苦的人;第三,善的选择问题。面对生活瓶颈和事业被骗的两难处境,是否还继续资助四胞胎变成了一个选择题出现在张果果面前。是否应该继续资助四胞胎家庭?继续资助会不会陷入一个无底洞?与此同时,公司里的尔虞我诈,使他开始怀疑人与人的真诚和善意。他是否该为自己的利益搏一把,通过与robert合作重新获取自己在公司的位置和价值?张果果明显陷入了当代社会的道德困境和人性悖论中去了。
二、善何以为?
了解善的结果,需要探寻善的渊源。善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解答。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自我意识。意识到自我生命的存在,就意识到了人和处境之间的关系。当面对世界的空旷和坚硬时,人感受到了自身的无能为力;当感受到人和人的陌生和距离时,人感觉到了存在的孤寂和恐惧;在这种情况下,人和人之间需要聚合在一起相互取暖,获得生存的动力。这种聚合就诞生了文明的种种形式:真善美。真,即追求对象世界的本相。它实际上就是要求重新打破主体世界和客体世界的距离,在两者之间通过理性获得一种连接与融合的点;善,即追求伦理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它通过确立伦理道德的原则和规定,使人们在其中获得结合的力量,消除个体孤独的恐惧;美是在承认既定世界的基础上,通过主体的情感想象,形成与前两者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态度和方向。它要求返回主体情怀之中,通过悬置、观照和融合,确立主体存在的价值。然而,在这三者之中,真始终存在着主体和客体不可逾越的距离;美在审美转身和艺术散步中容易迷失于想象的幻相而陷入遮蔽和遗忘;善则纠缠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纠葛和反复,在相对性和经验性中泥潭深陷。真正的理想是真善美的统一。来自于同一个根源(愧疚和恐惧)的三者,善需要借鉴于真的绝对先验和美的超越眼光,才能克服自身的问题,冲破人与人之间高墙的间隔,打破世俗相对性的困扰,使人保持对自己的忠诚,恢复起积极的力量,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结合。
由此,善需要实现两点:
(一)善和美的结合
善是在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伦理道德关系。而消费社会中的交换关系在异化着人与人之间的存在关系,使它呈现出一种“供给-满足”式的条件循环。沙利文曾对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过这样的表述:“亲密是两个人之间的某种状况,这一状况能使个人价值的所有方面都发挥出来。这要求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我称之为是通敌的关系,我理解的关系就是一方的态度完全适应对方表达出来的要求,目的是为了双方都能得到同样的相互的满足,一般来说是为了给对方有一种安全感,使用的都是类似的手段。”[1](P246)在这种情况下,善就成为了“有条件”的交换。即只有在对方能够满足自己所需(物质或者精神)的前提下,自我才肯付出。善从一种主动的、积极的给予变成了被动的、消极的索取。
美是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渡。必然王国指的是经验王国,此处特指消费社会的各种规则和关系的制约;审美世界属于自由王国,它要求内心的独立和自由,要打破的就是消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使被动付出通过一种“积极的量”在必然之中寻求自由意志的意义和价值。善和美的结合,就是将外在必然的力量转变成为主体观照的对象,成为内心自我生发的精神,而不是受限的存在。它将变成一种自我生命力量的丰富,而不是自我的损耗和由损耗带来的伤感和悲观的情绪。
(二)善与真的结合
善的问题在于经验的介入,产生于人与人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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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处境和伦理悖论。后现代解构的语境下,个体伦理的多元性,使得抽象的概念无法形成统一的标准,而人的身体诉求和精神欲望使善陷入了选择的困难和混乱之中。舍勒指出:“现代现象最根本的转变是人的实存类型转变,即人的理念的转变。它包括人的身体、欲动、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本身的样式转变,不仅是人的实存的转变更是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2](P17)个体存在的理念和客体理念的冲突,使得善的底线呈现出多重与暧昧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善需要和真结合。
在康德的三大批判中,真属于纯粹理性批判,而善属于实践理性批判。善和真的结合,呈现于实践经验和先验理性的融合。康德说过:“一切道德的概念的所有的中心和起源都在于理性,完全无待乎经验,……这些概念不能由任何经验的(即非必然的)知识抽象而得;就是因为它的起源这么纯洁,它才配做我们最高的实践原则。假如我们加上经验的东西,那么我们加多少,就把这些道德概念的真实力量并我们行为的绝对价值减少多少。”[3](P26)康德的理念是将善拉回到先验的领域,诉求于纯粹理性的提升。它使善超越了经验的相对性和可能性,而直抵善的“真”。
由此,善的内涵就主要呈现为:从人性本源的角度来看,善源自于人面对广袤和神秘世界的恐惧和孤独。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善则来自对人性问题的补足和提升。而善的实现也表现为两点:善与真的
结合;善与美的结合。在面对孤独和恐惧之时,善需要调动人内心的力量,返归真的本相,追求美的澄明之境,同时又需要提升对方的生命感,召唤生命的丰富和充盈,从而获得存在的力量。
三、“善”何以达成?
(一)善与美的结合:亲情之善
亲情是一种对于生命无私的祝福和护佑。人来到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亲情所给予的温暖和食物,生命的恐惧和孤寂将是巨大而不可想象的。亲情是人所接受到的人世间的第一份馈赠,也是第一个温暖的善意。作为亲情的善意,并非世俗所说的养儿防老,具有因果循环的目的论的特点,它让人感受到的是善的无条件性。对于付出者母亲来说,这是由内心而生发出的本能。我爱他,只是因为他是他,不因为任何时间和空间中的条件而发生改变。对于接受者孩子而言,这种爱所带来的善意是他感受和认知这个世界的开始。这种善是可以被召唤的。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儿童的前三年往往注定了这一生的性格和命运,从被爱,到爱人,这种召唤出来的巨大的善意使人从孤独的恐惧之中解脱出来,并且继承与传递下去。人本是弱小的,但是因为这份善意变得强大;人本是孤单的,却因为这份亲情的善意而变得充满了温暖的光芒。
电影中沈光耀的母亲是一个亮点。在三代五将的显贵之家,作为母亲得知儿子参军的举动之后,她没有苦苦哀求,没有安排人监视关注儿子的举动,更没有使用强行定亲手法打消儿子的念头,而是千里迢迢
来到儿子的学校进行规劝。因为,在她看来,亲情的意义、善的传承不在于束缚,而在于给予儿子生命的感受,享受生命存在的乐趣。
她是这样说的:“当初你离家千里,来到这个地方读书,你父亲和我都没有反对过,因为,是我们想你,能享受到人生的乐趣,比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比如同你喜欢的女孩子结婚生子。注意不是给我增添子孙,而是你自己,能够享受为人父母的乐趣,你一生所要追求的功名利禄,没有什么是你的祖上没经历过的,那些只不过是人生的幻光。我怕,你还没想好怎么过这一生,你的命就没了啊!”
这段话说得柔软而打动人心,韧性而震撼人心。母爱是善的源泉,它与社会上其他伦理关系对于善的需求不同。母爱是人性最深层的渴求,因为它超越了功名利禄和对个人努力的要求,同时它又体现了人和自然最深刻的渊源。对于社会上的其他伦理关系,它代表的是一种思想的关联、秩序的法则和情感的纠葛。然而,无论思想、秩序抑或现实的情感都是讲求条件的。这种条件需要主体奋斗、顺从、按照规定做事,释放自己的能量和潜力才能获得。正是因为这种条件性,它会让人生疑,会让人产生计较,并且生发痛苦。但是母爱却会打破自我的顾虑,使他真正学会如何去善待他人而不顾忌是否被善待,学会如何去关心别人而不担心别人是否值得关心,学会去爱别人而不计较是否自己同样被爱。
光耀的母亲是无私的,她对光耀的教育充满了爱和关注,同时又是放手式的,她不在意光耀是否获得功名利禄,是否获得人生的荣光,她在意的只是他本身,作为人的本身,他是否获得了生存的乐趣。也正
是这种爱,传承到了沈光耀的身上,使他在西南联大的日子,总是能够急人之所需,同时也使他在战争面前表现得坚定、勇敢而且义无反顾。这都是源自于对人类的爱。这是母爱的无私给予和牺牲所带来的善的精神。它使人即使在做危险事情时都依旧笃定,而且充满了温暖和光芒。这一点在电影中被描绘和渲染得淋漓尽致,尤其在呈现沈光耀人格魅力的过程中。电影中虽然充满了离别的伤感和战争的硝烟,但它总体上的格调是温暖、向上而阳光的。当电影镜头调转到母子相聚场面时,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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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雕细琢的,是安静祥和同时又高贵典雅的;当电影镜头调转到西南联大读书的场景时,它是充满着知识的亮光和知识分子的坚守、浪漫和骨气的。尤其是在空袭发生时,他们即使在山窝窝里还坚持教学,还在为未来积蓄力量,它展现的不是战争的残忍,而是人性的崇高,这种崇高不断地给电影增添亮。也正是这种亮,使沈光耀在牺牲时,整个战争场面恢宏而又壮观。沈光耀的目光中蕴含的不是怯懦伤感和恐惧,而是一种温情、柔软和坚毅。在他深情的说:“我回家了。”同时,镜头展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铺叙了他对待这美丽、美好、美妙世界的留恋和深情。用善来阐释美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落叶、明月和小桥流水,精致、平静同时又充满诗情画意,需要感官的调动、想象的介入和情感的柔和与无比细腻;另一种则是广袤的天空、浩瀚的大海和千山万水的无边无际。光耀的牺牲具有后者的意义,让人震
惊、唏嘘、彷徨和憧憬,没有前者的平缓宁和,却带着生命的愤怒和辽阔,携着理想的崇高和胜利,让人重温康德的那句话,让我们肃然起敬的不是头顶的星空,而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令。
《人民日报》在评价时说:“他奔赴一场劫难,却像奔赴一场盛宴。”[4]他用最壮烈的方式阐释了他对善的追求和感受。
(二)善与真的结合:爱情之善
对于不少人来说,爱情是一个对象的问题,选择和谁共度一生,是爱情选择时的关键,也是纠结在爱情十字路口上最大的难题。在《边城》中,选择大佬还是二佬,其实是决定翠翠幸福感的根源。然而爱情首先不是对待一个人的态度,而是对待世界的态度。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提出参禅的三种境界:“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祗是山,见水祗是水。”[5](P1052)用它来形容爱情恰当不过。当一个人初识爱情时,如同堕入情网一般,两个陌生人忽然拆除掉了陌生人之间的隔阂,发现了对方的亮光。这个时候是人世间最怦然心动且激动人心的时刻,这种有如神助的感觉,使人们貌似识破了对方存在的本质,照亮了彼此的存在。亲密的关系使得各自倾诉彼此的苦乐,进而获得对人世间情感的初步认知。这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随着爱情的深入,这种堕入情网的强烈情感开始逐渐变为细水长流的日常相处,感性的痴迷转变成了理性的关照,以自我的观点观之,对方总是不尽如人意,巨大的希望就会带来莫大的遗憾和愁苦。
为了当初的承诺和初衷,自我对对方的改造和控制欲反而取代了当初的迷恋感和幸福感。这时的双方都既有着过去的羁绊,同时也伴随着现实的失望。两者的矛盾,必然伴随着磨合,而磨合则意味着各自用个性去左右甚至取消对方的意志。这个阶段就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爱情到了第二阶段,乃是理想和现实发生冲突的阶段,也是爱情中萌生痛苦和纠葛的时刻;爱情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重新认知自我和回归自我的时候。人在爱情之中迷失了自我,且让对方也失去了自我。但是到了第三阶段,人所认知的爱情从索求和被爱变成了给予和主动爱。他不会计较自己损失多少,反而会通过某种忘我的方式体验到自己生命的力量,并且用自己生命的力量召唤对方的活力。这个时候他会尊重对方的存在,他会理解和倾听,他会表达和给予,就像马克思所说的,用爱去换取爱,用信任去换取信任。这时的爱,是给,也是得。两者取得了平衡,而双方也回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这个境界就是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
由上观之,当一个人处在第一阶段时,他对待世界的态度是迷恋和惊喜,以及伴随着之前的落寞和恐惧,这时他对待爱情的态度是贪婪的,也是独占的,如获至宝;当一个人处在第二阶段时,他对待世界的态度是控制和欺压,尤其对比着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时,他妄图恢复从前爱情的本貌,寻初心时的珍贵和美好,这种强烈的改造和努力恢复的野心,使双方失去了自我的完整性和独立性,而在互虐之中互相折磨;当一个人处在第三阶段时,他对待世界的态度就转变为欣赏和分享,那么他的爱情的态度就从一种被动转为积极。他歌颂爱情,但同时也保持了和世界的一种积极的连接。我和你,一起分担,共同
来面对和承担这个世界的美好和沉重。爱情之善就处在这第三个阶段。在爱情之中使自己成长,使对方也获得生命的力量,两者在互相尊重和理解之中,更加通达人性之真,展现生命的光芒。
回观《无问西东》,尤为纠缠的一对夫妻就是许伯常和刘淑芬两人的爱恨情仇。当初两人初识即互相爱慕。许伯常承诺过刘淑芬,这辈子愿意和她共度一生;为了这句承诺,当许伯常去攻读大学时,刘淑芬倾其所有来资助和支持自己的爱人来完成他的理想。没有想到,许伯常却渐渐发现了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并在毕业后提出悔婚。对爱情抱着美好和执着希望的刘淑芬被现实打懵了,她提刀相见,用生命威胁许伯常来履行他的诺言,结成了这段强扭的瓜不甜的婚姻。不曾想到这场婚姻才是错误的开始,许伯常从此变成了冰人,而刘淑芬则尽最大力量来挽回。她吃咸菜白水,好吃的给他;她辛苦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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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清闲的给他。可是许伯常依旧不为所动,两个人互相憎恨。刘淑芬恨到极点就是热暴力,而许伯常恨到极点就是冷暴力。在电影之中,刘淑芬说道:人们看到的是我在打你,却没有人看到你每天都在打我,……你的冷漠让我觉得我是多么糟糕的人。影评之中有的人同情刘淑芬,觉得许伯常忘恩负义,做了现世的陈世美;而有的人则站在许伯常的一边,认为刘淑芬是恩情。中国向来是恩爱夫妻,用恩来锁住爱,用义务来取代自由,许伯常同样是不幸的存在。
因此,爱首先是一个对待世界的态度,而不是一个对象的问题。如果站在这个角度来考虑,刘淑芬对待世界的态度是由孤独而产生的依赖,由恐惧而产生的控制与占有。当她面对这个孤寂的世界时,许伯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救星。她一生的意义就是紧紧地依靠这个救星。要么生,要么死。这种决绝使她的一生变成了一个疯狂的复仇史。然而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两者的不对等。从表面上看,许伯常的衣食住行全部依赖于刘淑芬,连读大学都是刘淑芬资助的,刘淑芬是一个强者,而许伯常是一个每天挨打挨骂成为家常便饭的弱势存在;但实际上,作为知识分子的许伯常却用自己独立的思想将刘淑芬彻底排除在了门外。性情的高傲和对自由的坚持,使他根本不屑于这种生活,深深地以之为耻,并将两个人明明在一起的生活坚决地划清了界限。这种鲜明的不对等的位置使得双方都陷入到了困局之中无法自拔。刘淑芬渴望精神上的怜惜却不得,只能用现实的要求逼迫许伯常;而许伯常希望现实中的自由而不能,就使用精神上的冷漠施虐于刘淑芬。直到刘淑芬绝望跳井,许伯常才突然感觉到了自己的冷酷和无情,感受到了对方的发怒不是因为憎恨,而是来自于多么深的恐惧和多么大的不安。他是一个受苦的人,而刘淑芬同样也是一个受苦的人。如果只是自恃自己的处境,那对于彼此来说都意味着隔绝、折磨和孤单。
与许伯常和刘淑芬并行的是关于陈鹏和王敏佳的爱情故事。故事徘徊在三个人之间,学医的李想,中医药房中的王敏佳和物理工程系的陈鹏。王敏佳一开始被一心想要支边、对祖国和人民有着大爱的李想所吸引,她在李想的身上看到了青年人的诗和远方。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如她所料,因为对老师的尊敬和爱戴,又因为正义而勇敢的情怀,她和李想写了那封几乎差点要了她的命的信。在揭出真相时,王敏
佳勇敢地站在了李想的前面,而她却因此掉入了命运的低谷,被众人公开审判、冤枉和殴打那场戏以极大的尺度展现了人性的黑暗和盲从。在王敏佳被人殴打毁容乃至于差点丢掉性命时,陈鹏却托起了她,成为救赎她的人,也成为最后给她托底的人。陈鹏一开始就选择了她,在亲眼目睹她和李想的感情时,陈鹏选择的是放手和退出,来成全自己的爱人。在他救回王敏佳的那个晚上,王敏佳对陈鹏讲:“这段日子,我连眼睛都不敢闭,一闭眼就觉得自己往下掉,一直往下掉,下面特别黑,我特别害怕。”陈鹏对她说:“我就是那个给你托底的人。我会跟你一起往下掉,不管你掉得有多深,我都会在下面给你托着。我什么都不怕,就怕你掉的时候把我推开,不要我给你托着。”让人泪奔的是陈鹏的这段迟到的表白。它展现了爱情的本质,它不是一场爱与被爱的纠缠,而是一种给予和救赎的力量。在陈鹏和王敏佳之间,其实也有救赎的恩情,但是这种恩情不同于许伯常与刘淑芬的恩情。后者将这种恩情作为婚姻的捆绑和枷锁,而陈鹏则将这份恩情从高高在上的救赎者的位置下降为两个同命相怜的人的互相怜惜和取暖。它是灵魂与灵魂的靠近,远离了世俗的是非和因果。它呈现的是爱情在苦难面前巨大的生命力,而不是爱情在现实面前的唏嘘感叹。
善与真的结合,强调的是底线的力量。它就像陈鹏的“托底”,使得善在伤痕累累和经验纠缠中,深深地怜悯、同情并且靠近。它将经验的矛盾转换为一种体验的统一。赫拉克利特曾指出:“你们不明白矛盾这东西本身并不矛盾:那是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就像琴弓和琴一样。”[6](P90)换言之,经验的矛盾恰恰是存在具有生命力的展现。它在道德困境和人性悖论中萌生出一种主动贴近和情愿与之共苦的情怀。
善与真的结合,是抚慰不安和惶恐,倾听贫穷和怨怼,靠近受苦和虚弱,它是受难的灵魂的护佑,同时也是对纯真之善的追求。
无怪乎章子怡在后来采访时这样评价王敏佳:“她经历了磨难,那种托底的爱,更多的是人与人的信任,是大爱。”而这种大爱,无疑就是爱情之善的本质。
(三)真善美的统一:人性之善
必须承认的是,我们已经从集体伦理过渡到了个体伦理的时代。人性的底线无限地被宽宥和扩大,而与此同时伴随而来的就是人性难以想象的复杂和不可阐释性。人物不同的处境会导致不同的善恶是非。人们判断的根据是什么,言说的底线在哪里?自身辩护的理由能否成为衡量事情是非黑白的标准?这都是需要考量的范畴,然而“不能因为自己的不幸而去伤害他人的生命”,却成为在道德相对性年代人性之善的一个不能冲破的基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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