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显现国际会计准则的缺陷
金融危机显现国际会计准则的缺陷
【关键词】公允价值；国际会计准则；金融危机
假如不是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可能极少有机会让大家反思国际会计准则的缺陷和问题。国际会计准则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在中国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应当充分考虑国际化与国家化之间的巨大冲突，要作好接轨事前的风险预报工作，而不能“事后诸葛亮”；更不能在危机时刻实行鸵鸟战略，甚至饮鸩止渴。
有很多人把国际金融危机归咎于衍生金融工具创新风险和金融监管滞后，但笔者情愿从国际会计和审计角度探讨一下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即国际会计准则本身存在的严峻缺陷。以下笔者就国际会计准则凸现的几大致命缺陷进行分析:
一、公允价值能否真正保证公允、合理?它会给全球金融市场乃至全球商品市场带来哪些致命影响?
(一)公允价值的取得途径分析
国际会计准则提出猎取公允价值的三条路线：一是假如存在活跃市场，则交易价就是公允价值的代表；二是假如市场不存在相同产品的成交价，则类似产品可观测到的成交价就是公允价值；三是上述两条路线失效，则需要对产品进行价值评估来量化其价值。
从公允价值猎取途径分析，它具有“市场客观性”和“主观推断性”双重属性。这种双重属性和两个标准的最大问题就是简单导致“估值偏好”主观上的正面和负面效应。事实上，这种估值偏好也正是金融工具本身所具有的“助推效应”。假如市场条件越好的时候,
证券及资产价值越简单被高估，相反，越是市场条件恶劣时，证券和资产价值越简单被低估。
以金融资产为例，国际准则规定，以公允价值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进行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从某些方面讲，公允价值的确增加了投资产品的公开透亮性和公正性，也有效预防了金融机构和交易人员以本钱价掩盖市场价格下滑的会计舞弊风险。但是，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猎取公允价值的信息。
(二)公允价值的计量给全球资本市场带来的影响
我们从会计环境、全球资本化程度两个方面分析。首先，公允价值计量标准完全受到本土会计环境和资本环境的影响。假如在活跃市场与不活跃市场两个环境(一个是纯粹竞争性的资本环境，另一个可能是有条件竞争或约束性竞争的市场环境)基础上分析，前者可能以公允价值猎取途径相对更简单、更具代表性，后者可能以公允价值猎取途径相对更困难、更具个案特征。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美国的会计环境肯定适合公允价值；而中国会计环境肯定适合本钱与市价孰低。事实上，无论以公允价值计量，还是以估值模型计量，甚至以本钱与市价法计量，首先应当考虑自己国家或企业的基本会计环境。例如，国内的市场开放程度、资本流淌规模、会计信息透亮公开程度、有效的市场调整机制等都构成基本会计环境和资
本环境因素。我们假如脱离这些环境因素，一味、盲目地确定国际会计准则，将会得到极为沉重的教训。其次，由于公允价值不合理给全球各国造成的影响，还受到各国资本化程度的约束。也就是各国资本融入全球资本总量的多少和比重。
有一种物理现象称为“共振”，全球金融危机也与共振有关。国际会计准则有关公允价值计量类似于全都的“口令”，假如各国资本化程度越高，本国会计准则融入全球化的程度越高，则全球金融动乱给该国家造成的损失就越大。反之道理亦然。当然，我们不能在全球金融动乱时，把国际会计准则给各国带来的负面影响看得过于消极，市场失灵究竟属于短期现象。
我们不能总在“市场有效”时分析公允价值问题，应当考虑国际会计准则在什么样的市场条件下、当市场失灵到何种状态时，可以临时放弃公允价值，选择一些替代方式对金融资产、负债或损益计量。笔者认为，我们应当把金融行业的流淌性风险、信誉风险对各种会计要素的影响，纳入国际会计准则调整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进可攻、退可守”的敏捷战略。
二、国际会计准则由于公允价值计量所导致的估值偏好的.正负面效应，存在着以下几种缺陷
(一)由于国际金融动乱，使金融机构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严峻丢失了会计的一贯性
任何一个资本市场(包括美国)都存在着“市场有效”和“市场失灵”两种状况，但是，当市场高涨时，由于交
易价格偏高，也就简单导致相关产品价值的高估；相反，当市场低迷时又会导致产品价值的低估。同时也表现出在市场交易不活跃，证券或资产需要估值模型定价时，真正合理的价值内涵是不简单发觉的。例如，各种不同模型结构差异、各种影响结论的变量差异，使最终估值结论完全带有主观随
便性。这就产生了“模型风险”。
(二)严峻降低或化解了金融机构的抗风险力量
在市场活跃时，以所谓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产品利润丰厚，管理者往往盲目乐观、大胆冒进；股东投机欲望也更严峻，结果导致各种金融风险不断上涨。一旦市场看空，金融资产价值被低估，根据国际准则，金融机构就要根据资产属性计提减值预备或削减全部者权益，又将影响企业盈利水平和资本充分率水平，此时为了规避不利影响，金融机构又会大量抛售资产，大家越抛售造成资产估值水平越低廉，如此恶性循环，直至银行破产。
(三)加剧了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的“非理性投资行为”
有些充当企业喉舌的金融分析师和评极机构，在金融动乱时为了规避责任，往往助纣为虐，在极短时间内就会变更同一企业、同一债券的信誉等级，这不但加剧了市场恐慌，也形成了负面因素叠加、几何放大作用。事实上，公允价值应当是在一个完全健康的市场环境下使用的，这个有效的市场必需具备敏捷
的调控机制和健全的政策体系(当然包括会计政策)。既要防止经济过热，也要防止经济过冷，既不能在市场高涨时“火上浇油”，也不能在市场低迷时盲目看空。
三、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完善国际会计准则
首先，我们从全球金融监管角度，分析会计准则“国际化”与“国家化”之间的冲突。在金融风暴来临之前，国际化始终受到盲目吹捧。例如，自由贸易比任何国际救援项目都更快速、更有效地提高所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自由贸易能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多极化条件
下，一切贸易壁垒都消退了，世界是平的，一切能流淌的东西都会流淌，更包括了资本。但是，有谁能想到，危机时刻全球金融风险也在快速扩散、金融危机造成的严峻损失也不断从大国或发达国家，转嫁给小国或进展中国家。总之，全球金融危机在国际化条件下，不断加剧了“共振的振幅”，这时的全球金融无监管状态真正消失了。
其次，解决国际化与国家化之间的冲突应充分强调全球金融统一监管体系与各国监管的有机协调。这里既考虑统一监管体系的参加者(即由谁监管和对谁监管)，又要考虑如何监管(即监管方式和手段)。只有各国参加者按照统一政策、方式和规章，互相协调之后才能实现最终监控目的。当时，在处理全球统一监管与各国监管模式两者冲突时，最麻烦的问题就是既要考虑全球利益，又要兼顾参加者的各国利益。实现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全球资源合理配置等，这些都是解决冲突的基本策略。
最终，统一的全球监管要以各国监管为基础。全球经济“多极化”分布关键是由于各国的历史进展和文化传统差异所导致的。说究竟，各国监管差异和会计准则差异都是由于“文化差异”所导致的，文化根基已经渗透到每个经营者和监管者的骨子里。例如，偏好风险、大胆冒进、过度贪欲、投机欲望剧烈；与投资谨慎、经营保守、生活有节制、理性投资，形成了鲜亮的文化差异甚至文化隔阂。有鉴于此，全球金融危机当头，才应更好地注意各国文化协调与沟通,“文化霸权”或“单边文化”必定使全球金融风暴损失更严峻。
总之，在世界各国经济进展过程中，现代金融业始终都是一种
>全球金融危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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