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展览中考古文物的阐释模式
博物馆展览中考古文物的阐释模式
内容提要：博物馆展览从器物描述、文物解读到主题阐释的发展和转变，是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学科发展的成果。而阐释理念的发展并不是“淘汰”或“取代”，描述、解读和主题阐释并不相互排斥。在具体的策展实践中，根据展览主题和展品类型，综合应用阐释手段，合理处理各个阐释层次之间的主次关系，以更有效地传递知识、信息，才是展览成功的关键所在。同时，博物馆应更加注重描述性阐释在信息传递中的重要作用，利用适当的陈列手段突出信息传播的重点，根据目标观众对展览信息的偏好确定阐释层次的侧重点。
关键词：博物馆；展览；考古；文物阐释
一、阐释理念的深层发展与观众认知模式的矛盾
作为文化遗产大国，我国的考古文物构成了博物馆收藏、研究、展示的主体。而博物馆围绕历史文物所进行的“阐释”则与相关的学科发展和社会变迁紧密联系，处于不断的发展与嬗变中。
1.从器物描述到主题阐释
最基本、最常见的文物阐释是基于考古类型学对器物本体的描述，即“描述性阐释”。从考古学诞生起至20世纪60年代，类型学（typology）一直是考古研究最主要的分析手段，旨在通过对器物的形态特征、装饰风格的分类描述建立年代序列、构建文化谱系和研究文化关系，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博物馆阐释的基础。
基于考古类型学的分类展示并不是对展品的简单罗列，而是力求通过完善的分类体系来揭示藏品本质属性，但这种分类体系往往使博物馆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一方面，器物类别作为经验性的归组，并不能涵盖器物的所有属性。例如，一件精美的、纹饰丰富的史前陶器至少具备了历史和艺术的双重属性，而类型学的分组方式侧重于建立文化序列，并无法提供艺术史上的阐释。
另一方面，基于考古类型学的器物描述往往有一定的范式，如“侈口”“鼓腹”“圈足外撇”“是××文化的典型器物”等艰深、晦涩的考古学术语频频出现在博物馆的展品说明中，很难激发普通观众的观展热情。
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基于器物本身的描述性阐释所能够提供的信息相当有限，使其难以在更
加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被认知。虽然20世纪初兴起的文化历史考古学（cultural-historiacalar⁃chaeology）将复原历史文化作为目标，但囿于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无法从根本上达到“透物见人”的目的。
20世纪60年代，以路易斯·宾福德（Lewis R.Binford）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即过程考古学，processual archaeology）认为，考古学应该抛弃历史学的描述性方法，而进行规律性的探索，并将考古学的研究目标定义为三个范畴，即复原文化历史、复原人类的生活方式、重建文化过程［1］，而现有的考古学分类和比较根本无法达到考古学的预期目标。
于是，民族学、生物学、环境科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被用于考古学研究，增强了考古学家提炼、分析和复原信息的能力，也直接促使了博物馆阐释理念的纵深发展。
从器物层面来说，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介入使得考古学家能够对文物进行全方位的立体研究，策展人有足够的学术支持在纵横的时空坐标中对器物功能、艺术风格、社会意义等进行综合性的“解读性阐释”。
从更宏观的层面看来，新考古学强调“系统论”，认为文化是适应外界环境的系统，系统的各
个组成部分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维持着系统的正常运转，传统的类型学分组未必能够反映社会系统的运作和演进方式。而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后过程考古学（post-processualarchaeo⁃logy）则进一步指出，人的思想和能动性对文化的塑造和环境同样重要［2］，鼓励多元阐释，强调相关性（context）研究的意义，即处于不同背景中的器
物具有不同的意义。
以此为基础，博物馆展陈理念开始由实物主导向信息主导转变。在信息主导型陈列（information-oriented exhibition）中，展品本身不再是展览唯一的焦点，而已经转变为信息传递的重要实证。
策展人根据展览主题来组织展品，“并以考古学为核心，对博物馆展陈中的考古文物、资料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的系统阐释，使文物能够与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相联系，赋予其情节性和故事性”［3］，即所谓“主题性阐释”。这也是目前博物馆学界较为推崇的阐释方式。
2.基于观众研究的阐释悖论
博物馆展览从器物描述到主题阐释的发展和转变，是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学科发展的成果。根据新颖的展览主题来合理构建展览框架、组织展品，按照“设计”好的思路对观众进行历史叙事或引发观众思考，是当代策展人津津乐道的工作。
然而，观众是否会按照馆方设计好的方式层层深入地理解展览所要传达的信息和主题？那些传播主题鲜明、学术研究基础扎实，并在信息解读的过程中充分应用考古学阐释方法的展览，能否真的给观众带来最佳的观展体验？
博物馆观众研究的数据表明，人们对新事物的认知总是从具体的细节开始的，如“这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它用来干什么”“它值多少钱”；而很少有人关注器物背后的抽象信息，如“器物在历史过程中的质量变化”“为什么这幅作品会成为抽象艺术的里程碑”“这些器物有什么象征意义”等关于展品的解读性内容并非观众关注的焦点所在［4］。
换句话说，“描述性阐释”比“解读性阐释”更符合观众的认知模式。而在“主题性阐释”的层面，策展人强调以器物组合的形式来传递展览信息，存在于展览信息链条中的个体特征被弱化。
或许新颖的展览主题在展览宣传上更吸引眼球，但在实际的博物馆展厅环境中，参观过程的
不连续性是博物馆观众的普遍行为。这首先出于人体的本能反应：在陌生的环境中，人们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熟悉适应，寻适合自己的参观方式。同时，受参观时间和体力所限，人们无法在有限的参观时间里观赏所有的展品，因此大部分观众无法按照策展人预设的逻辑和线路观展。
此外，人们的认知过程是一个信息加工系统，面对陌生事物，人们通常会依据一定的线索从记忆中寻所需要的信息对新信息进行认知加工。如果新信息能够与观众的认识结构相沟通，那么就十分容易被观众吸收，反之则被观众排斥［5］。
在参观过程中，观众倾向于为陌生的展品寻“参照系”，用已有的经验和知识理解新的事物。因此，即便在参观时间相当充裕的情况下，人们也倾向于选择一些自身感兴趣的内容仔细阅读，而略过一些相对枯燥的内容。
尽管策展人根据既定的展览主题给出了完整的故事线，但大部分观众所获取到的展览信息仍然是碎片化的。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现代博物馆所推崇的阐释理念与观众需求背道而驰？笔者认为，博物馆
作为公众服务机构，应与一般的娱乐性场所相区别，利用文物藏品进行普及性教育、为社会公众提供持续的文化补给是博物馆的根本使命，有意识地将学科研究成果转化为公众所能接受的知识和信息是博物馆人孜孜以求的目标。
虽然博物馆体验的最后效果与参观个体的人生经历、知识结构、性格特征、同行人员等密切相关，但博物馆创造出的特定环境、陈列语言的合理应用亦会对观众的博物馆参观体验施加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阐释理念的发展并不是“淘汰”或“取代”，描述、解读和主题阐释并非相互排斥。
根据观众行为模式和理解能力，如何在展览中综合应用阐释手段，合理处理各个阐释层次之间的主次关系，从而更有效地传递知识和信息，才是展览成功的关键所在。
二、案例分析：展览中几种常见的分层阐释模式
实际上，博物馆阐释与观众认知行为之间的矛盾已引起博物馆的注意，博物馆尝试根据展览主题和类型而采用不同的阐释模式，对信息层次作出必要的取舍，创造更好的观众体验。
古代人传递信息的方式1.主题性阐释下的文物解读
根据一定的展览主题、以打破原生遗迹单位的器物组合来传递展览信息的主题性阐释，仍然是目前博物馆展览最常见的阐释模式。尤其是对于地方历史文化陈列而言，主题性阐释具有明显的优势。
荣获“第十六届（2018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的“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以下简称“'湖南人’展”）、“陕西古代文明陈列”均采用主题性阐释的模式：“湖南人”展以第一人称视角展示湖南的历史与文化，层层递进，以打破时空关系的主题来组织展品，力求达到“见人见物见精神”的目的；
“陕西古代文明陈列”则以陕西古代文明发展历程为主线，重点突出周、秦、汉、唐各时期的文明成果。这种主题传播的模式将历史的情节性、故事性与具体的文物联系在一起，能够迅速、有效地引导观众理解展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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