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诗心与儿童文学的故事艺术
作者:方卫平
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第05期跟艺术有关的故事
作者:方卫平
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第05期跟艺术有关的故事
;1997年年底,我在山东作协的儿童文学年会上与张炜先生结识。10多年来我们偶有联系,不常见面,但作为一位读者,我从张炜的文学作品和他的艺术思想中获得了许多阅读的乐趣和感悟;而作为一名儿童文学研究者,我对张炜在他的散文中曾多次笔涉的童年生活,则更是充满了探寻的兴趣。2012年,一家文艺理论刊物邀我主持一个儿童文学研究栏目,我首先便想到了张炜先生。那一年,张炜正好出版了他的儿童小说新作“半岛哈里哈气”系列。应我的邀约,他为该栏目第一期撰写了题为《诗心和童心》的专稿。这篇情感丰沛、充满诗意的文稿,诠释了作家张炜对童年、文学以及儿童文学的艺术与精神的深刻见解,它包含了一位作家在尽阅世事的繁芜之后,试图从迷离的生活中析取出那个诗意的核心,从复杂的人性中析取出那个纯真的核心的努力。“童年的纯真里有生命的原本质地,这正是生命的深度”[1],这样的表达或许让我们想起了本雅明对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精神的指认。因此,张炜并不把儿童文学当作一种异质的文学,或者把儿童文学的写作当作一种异质的写作,而是在他的关于童年的书写中探寻着生活的某种本质之美以及人性的某种本真内涵。
2014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张炜的又一部儿童小说新作《少年与海》。阅读这部由《小爱物》《蘑菇婆婆》《卖礼数的狍子》等五个章节构成的长篇小说,我们可以更鲜明地体会到作家所说的“诗心”和“童心”如何在一种有关童年生活的叙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传达,又如何将这些童年生活的日常故事提升至“诗”与“美”的境界。小说本身就是一阕诗意的海边童年生活牧歌。在精力过剩的少年时代,“我”与虎头、小双这三个男孩忙碌地探寻着海边生活的各种秘闻逸事,也在这一过程中悄然接收、吸纳着来自大海和林地的丰厚滋养。他们在这里结识了充满奇趣的海边人事,也领略着人与海、与自然、与天地融为一体的生存感觉。这里有绰号“见风倒”的护园人与被孩子们昵称作“小爱物”的林间“小妖怪”之间的朦胧情爱,人们口中由妖怪“闪化”而来的蘑菇婆婆与老歪、老熊之间的恩怨纠葛,被人们认作“狍子精”的林间老人和他的奇妙“礼数”,还有从伍伯和他的镶牙馆流传出来的各样动物故事……童年的泛灵视角赋予小说的叙事以一种亦真亦幻的质地。正是因为经过这一视角的过滤,小说中的海边生活被赋予了一份生动的奇趣。我们看到,这个源自“童心”的视角能够从普通的生活里发现最新鲜的诗意,同时又懂得以天然的善意来理解和对待生活本身。这也正是那尚未从天真状态剥离出来的“童心”的质地。
实际上,在《少年与海》里,这一视角不仅仅属于孩子,也属于成人。故事中的海边人
似乎都沉浸在一种尚未与自然割裂的生活感觉里。在人们关于老歪与老熊“不二掌”之间隔世恩怨的传说中,在二转儿关于自己如何与狍子精相遇的叙述中,在伍伯关于前来镶牙的各样动物的亲身讲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在人们眼中还保留着活泼的生命感的自然世界,或者说,它就是人们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诚如作家所说:“我们的敏感,对自然的莫名的感激,更有一些趣味和向往,如今都离我们非常遥远了。”[2]而《少年与海》所描写的恰恰是这样的敏感、感激和趣味尚未离我们远去的时候。那些关于海边精怪、林间小妖以及山野动物的奇异故事被糅合入海边人的日常生活,人与野地、野物之间也以这样的方式展开着彼此的交流、对话。小说中的野地秘事因此而染上了生活的亲切和淳朴气息,小说中的海边生活也因此而拥有了一种奇幻、灵动的韵味。
这份“诗心”与“童心”彼此相映的独特趣味,一直贯穿到了小说的语言表达层面。这部小说采用了海边少年“我”的第一人称叙事,与这一叙事人称相应,其叙述语言也透着一派孩童的天真。例如,作家这样描写“我们”眼中的世界:“小蜥蜴四处乱瞅,猫就把它们逮住了”[3]“这里的夜晚星星大,没有月亮时就格外大”[4],这些看似简单而不无稚气的描述,恰恰烘托出童年心理和语言的天然情味。这是淳朴到了极致的诗的语言,让人想起萧红笔下的呼兰河畔生活。再比如孩子们听了老万的胡诌之后,对“见风倒”到底是男是女的问题生出的猜
疑:“可是我们都想弄清‘见风倒’到底是男是女——当我们凑近了端量时,觉得他绝对是男的:嘴唇上有一层黄黄的小绒胡。不过有一点不妙:他的眉毛又细又弯,这可是个问题。”[5]这样稚气而认真的考证与猜疑,完全是孩子才有的心性。
需要强调的是,小说对于“童心”的如此书写,所着力传达的远不只是童年稚气的情趣。透过童年的目光和心性,我们不只看到了童年看待世界和生活的纯真意趣,更看到了经由这一纯真之眼所抵达的对于那被俗世欲望和功利熏染了的日常生活的诗意。比如“我”对于老歪提出的“海边日子为什么过得太快”这个问题的感叹:“原来他一个人住在泥屋中,远离村子,一天到晚净琢磨这样的大事!原来他不是在这里等死,而是想着海边日子为什么过得忒快——这才是顶要紧的大事啊!”[6]“海边日子过得忒快”,这实在是一项于生活的实利无所助益的莫名烦恼,但正是这被许多疲于生计奔波的现代人遗忘了的时间焦虑,恰恰包含了人的存在感的某种根本体验。“我”叹服于老歪“一天到晚净琢磨这样的大事”,真心认为“这才是顶要紧的大事啊”,这叹服的表层满是未更世事的孩童稚气,然而深入下去,我们却能从它的孩子式的天真里读出一种纯净的生命诗意。在这里,“童心”本身成为“诗心”的一种表达。
《少年与海》是一部艺术性很强的儿童小说,它的叙述、它的描写以及它对海边日子、
野地生活质感的把握与呈现,包括小说中恰到好处地流露出的童趣和幽默,都让我们感觉到这是一部精致的艺术作品。我们可以说,张炜的这部作品展示并证明了儿童小说可以抵达的毫不逊于成人文学的文学性的高度。
但从儿童文学的接受层面,我对张炜的儿童小说创作还怀有另一份期待。我们知道,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类型,儿童文学是文学性与儿童性彼此塑造的结果。在这里,“文学性”与“儿童性”的关系是一个相反相成的悖论——在儿童文学的创作中,每当由于作者才情和文学功力的不逮而造成文学性缺失时,我们一定会格外强调文学性在其中的重要意义;反过来,当我们发现某种文学性考虑的过度扩张伤害到了作品的儿童性时,我们一定又会格外重视儿童性的问题。对于儿童文学的创作和批评而言,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们也可以说,“文学性”和“儿童性”的考虑代表了儿童文学作用于儿童的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我们怎么以真正体现高文学品质的童年书写来引领、塑造、提升孩子的阅读;另一个方向是我们怎么通过真正贴近儿童读者心性的文学创作,来使优秀的儿童文学更好地走近孩子。
正是站在儿童性的角度,我对《少年与海》这样的儿童小说所采用的故事艺术,尚存有两点想法。
其一,《少年与海》中的每个故事,其叙述都十分顺滑流畅,也充满生活的质感。但与此同时,它的叙事起伏相对平缓,叙事高潮也并不明显。然而,故事的高潮对于儿童读者来说,其实有着特殊的意义。一般说来,孩子总是期待一个故事从低处走向高处再高处,直至令人心悸的顶点,最后安全地滑落到另一个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平稳面上。这种阅读带来的情绪的极度收紧和放松的过程,提供了故事最古老的一种愉悦感,它对我们似乎有一种天然的魅力。我们从通俗文学中可以看出人类故事趣味的这种原型——文学史上被读者广泛接受的通俗文学作品,无不是那些包含了意外而又明确的叙事高潮的作品。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读经验的积累,孩子会逐渐学会接受其他类型的故事呈现方式,但在一定的年龄阶段,这种基本的故事高潮体验既包含了儿童需要的一种阅读快感,也是将孩子带入作品世界的重要途径。简单地说,成功的叙事高潮使儿童故事更能够抓住儿童读者的兴趣。如果像《少年与海》这样的作品,在从容、漂亮地推进叙事的同时能够加强故事的这种“坡度”,它相对于儿童读者的吸引力和可读性会更强。
其二,故事里的少年们对生活怀有一种原始而蓬勃的兴趣。面对周遭发生的一切,他们始终在热情地观察,专注地倾听。这面朝世界的“看”与“听”,是少年时代特有的一种身体和心灵的吸收姿态,也是少年走向成长和成熟的前奏。但他们在故事行动中的卷入度和参与度却
不高,我们更多地看到他们是作为故事的旁观者或轻度参与者出现在里面。然而,从儿童阅读的特点来看,孩子在阅读故事里,总是倾向于先对故事中的某个儿童角(或变形的儿童角)产生认同,这一认同的程度往往决定了他们阅读故事时的投入程度。在《少年与海》中,由于小说所提供的认同角并非故事情节的直接推动者和强力参与者,这导致儿童读者在进入相应的认同位置后,仍然感到一种与故事的疏离感,进而影响他们投入故事的热情。如果作家能够让孩子成为故事的完全主角,让孩子的行动成为故事情节推进的第一动力,故事对孩子的情感“抓力”也会更强。
我得承认,提出以上看法,是我个人站在一个儿童文学研究者的角度对一位儿童文学作家的期待。就纯粹的“文学性”而言,《少年与海》的独特、灵动与精致显而易见,但是从儿童文学的故事艺术来看,“儿童性”如何与“文学性”融合,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艺术话题。
注释
[1]张炜:《诗心和童心》,载《文艺争鸣》2012年第6期,第99—102页。
[2]同上。
[3]张炜:《少年与海》,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4]同上,第10页。
[5]同上,第9页。
[6]同上,第76页。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
(责任编辑 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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