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2
舆论不一律到一律过程中媒介的作用解读——以“问题大学生事件”报道为例
□毕东平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对刘海洋伤熊、马加爵杀人、张亮亮虐猫等“问题大学生”事件，新闻媒体不仅做了大量客观的事实报道，而且重点向公众提供了心理健康和教育体制两个解读框架，并逐渐在舆论领袖、新闻娱乐化、沉默的螺旋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媒体提供的解释逐渐促成受众的认知一致和舆论的一律。
关键词舆论不一律舆论一律框架建构社会认知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6)12-214-02
从2002年的刘海洋伤熊，2004年马加爵杀人，一直到2005年年底的张亮亮虐猫，对此类极具新闻性的事件，媒体做了详尽的报道，在社会上掀起了一阵阵的反思热潮。在历次的反思中，社会各层由多方面的反
思逐渐转向热衷于直指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和现行教育体制问题。在这一过滤、简化的过程中，媒介的作用十分明显。
一、“刘海洋事件”报道中受众认知框架的形成
框架的定义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指“界限”（boundary，如摄像机的镜头）之意，可引申为对社会事件的规范，人们借以观察客观现实。凡纳入框架的实景，都成为人们认知世界中的部分：另一类则是指人们用以诠释社会现象的“架构”（building frame），以此来解释、转述或评议外在世界的活动。①2002年，清华大学四年级学生刘海洋先后两次把掺有火碱、硫酸的饮料，倒在了北京动物园的狗熊身上和嘴里。这一事件成了2002年3月份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值得注意的是，媒体此时对于刘海洋伤熊事件的报道面是比较广的。参与者众多，不仅有心理学家、教育学家、法学家，还有市民、人大代表、政府官员等；话题厚重，从人文教育说到精神黑洞，从动物福利说到公民道德，甚至反思到了化学危险品的安全管理。所表达的意见也相对比较多元。
马加爵事件经过新浪网2月27日—3月27日一个月所转载的各家媒体关于刘海洋事件的97条报道中，对受伤熊的伤势报道最多，约占总报道量的1/3，虽然对熊的伤势充满同情、关爱的报道实际上会隐含对刘海洋的谴责并对受众造成影响，但毕竟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其次是较多的对于法律适用问题的讨论，共有8条。如“反虐待动物呼吁立法”、“法学专家会诊伤熊案，建议以故意毁坏公物财产论处”等。直接对刘海洋进行道德批
判的有2条，倾向于同情刘海洋、为其行为开脱的有3条，都是亲人家属的意见。直接指向刘海洋心理问题的报道达到13条，反对意见有2条。呼吁不要把刘海洋的行为完全归结为教育缺陷和心理问题。
可见，对于刘海洋伤熊是否由于心理缺陷，媒体的报道一开始并非完全的“一言堂”。《三联生活周刊》还做了题为《刘海洋伤熊之前的故事》的报道，其中刘的同学多次表示了对指责刘海洋心理问题的报道的不赞同。他们认为刘海洋是一个很正常的人。这样一来，媒体所谓的心理缺陷的判断就与刘海洋身边的人的判断出现了矛盾。
对于一个事物的判断本来就是复杂的，很难说究竟是媒体塑造的刘海洋还是亲人朋友眼中的刘海洋更接近真实。但是，面对突发事件，特别是像天之骄子伤害动物这样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容易引发讯息形态的舆论。首先，公众需要不断地消除外部信息刺激引起的对环境的不确定性认识。其次，信息舆论是满足公众希冀他人移情，或应对较为模糊环境的一种社会手段。②所以，受众总是倾向于为不确定的问题寻一个确定的答案。而心理专家、教育专家等等的解释不仅言之凿凿，而且十分契合公众认为中国素质教育不高的普遍心理。
关于素质教育，几乎整个中国社会已经达成了共识：我们的教育模式存在问题，培养出来的学生“高分低能”。一时之间，应试教育成了众矢之的，而所谓素质教育则似乎成了万众仰慕的灵丹妙药。同时，由于公众舆论常常夸大父母离婚导致子女走上犯罪道路的影响，社会上盛行“单亲子女等于问题儿童”的刻板
思维模式。因为公众在对某个问题做出判断时，要以他已经形成的观念为判断基础，记者也同样如此。所以，当绝大多数公众已经接受了关于素质教育和单亲家庭子女的社会舆论时，再遇到刘海洋事件，迅速地把这件事与其脑海中的观念联系印证起来是非常自然的。刘海洋的经历恰巧与人们头脑中的刻板成见无比契合，所以对于媒体给出的心理缺陷的解释，多数公众也就来者不拒了。
无论是出于吸引眼球的目的，还是身为“社会公器”的责任感，媒体都有充分的理由投身于源源不断地为公众提供消除不确定性的信息热潮中去。但是，在市场化时代，我们基本可以保证媒介发布公众想要知道的最新事实，却难以保证媒介能在多大程度上努力探求真理。对市场化的媒体而言，挖掘出受众能够接受的答案往往才是最重要的，并由此完成社会对大众媒介作用的期待。所以，媒体选择“心理问题”和“教育体制问题”作为报道重点而舍“法律问题”或者“为刘海洋平反”，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说刘海洋事件中一开始意见还比较多元的话，在马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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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事件中，高度的新闻娱乐化则从一开始就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了马加爵的“心理问题”上。媒体不遗余力地在马加爵身上挖掘最能调动受众口味的娱乐元素，也就是他的“怪异行为”和“阴暗心理”。于是人们“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很特别，也很好
玩”③
媒体的议程设置使马加爵的怪异之处被无限放大，使人们跟随着媒体把注意力放在其心理问题。
一般认为，娱乐化的新闻可以间接缓解民众的政治热情，消解民众不满情绪，起到国家与社会间的润滑剂作用。马加爵事件比刘海洋事件沉重得多，它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毫无禁忌的反思也许会触发人们对国家体制和社会制度的各种联想。于是关于马加爵的反思也就被限制在浅尝辄止的心理健康层面。而因为在两年前媒体对刘海洋伤熊事件的解读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此时马加爵和刘海洋身份的相似，让人们也非常容易接受这样的解释，舆论变得强度大而且单一。
由此，媒体就为受众设置了一个认知框架，这个框架只框进了心理和教育问题，其他的多元观点都被过滤掉了，媒体所提供给受众的是一个经过选择、构建的、变得相对简单的世界。而且，在刘海洋事件中媒体为受众构建出来的这一认知框架，在以后的马加爵事件和虐猫事件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媒体甚至不必再像上次来一次多元观点的过滤，直接就可以驾轻就熟地瞄准这两个问题进行报道了。这是媒体促使舆论从不一律到舆论一律的第一步。
二、舆论领袖与“沉默的螺旋”排斥相反观点
媒体即使通过建构框架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上述两个问题上，但仅在这两个问题上也还存在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在舆论由不一律到一律的过程中，起作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舆论领袖。
在体中，舆论领袖对于舆论的形成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施拉姆说，“这类领袖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年龄的人当中都都有，要看人们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样的知识。”在刘海洋事件中，当受众中存在大学生有无心理问题的分歧时，心理专家的意见便为公众所期待和重视。于是他们就成了这次事件中的舆论领袖。心理学家便极力使用心理学的专业知识解释公众的问题，所以在众多心理学家的解释中，这些大学生无不存在心理问题，是有缺陷的一人。
在此，政府官员也同样发挥了舆论领袖的作用，从而形成更大范围内的舆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纷纷痛心疾首地谈到事件反映出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和教育模式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民主体制不健全、又有长期的官本位文化传统的国家里，经由媒体发布的官员的言论，在很长时间内被普通大众视为“黑头文件”，是权威的、毋庸置疑的。即使现在这种影响也并不能完全消除。“由于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具有很大的政治权威，大众传播媒介也具有较强的政治性质，因而它们对个人意见和全体意见的影响比任何国家的
都强大。”④
作为舆论领袖的官员对专家意见的附和也极大地整合了公众舆论。使之越来越一致趋向于认同心理专家的解
释并逐渐积淀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至于一些反对意见，常常只是在网络上以扭曲的形态流传，如“纪念马加爵君”的文章等。
舆论形成后，还有去劝服不同意见的倾向。因为每个人在把自己的观念推销给别人并被别人所接受时，总能获得满足的快感。而当强大的舆论形成后，这种劝服也相对容易。媒体在这里还充当了说服的中介。刘海洋母亲说：“我在一个星期之内，学会了无数专业术语，比如单亲家庭带来的偏差、忽略情感
教育等等——这都是各个媒体教给我的。自从孩子出事，我不
断地在接待记者，三四个小时地录制电视。”⑤
在媒体的这种狂轰滥炸之下，即使刘海洋的母亲，大概对媒体的众口一词也将信将疑了。而张亮亮的母亲则向媒体宣布她已决定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可见，母子二人都接受了媒体和社会舆论所灌输的观念。他们的“俯首认罪”意味着已被强大的舆论力量所裹挟。或者退一步说，即使他们的表现并非出于真实的意愿，至少也可以证明，他们认为承认所谓心理问题，无疑最符合公众意愿，最易于获得公众和社会的谅解。因为心理问题、教育体制的舆论进一步强化，其力量更加难以抵挡。“沉默的螺旋”理论的提
出者诺依曼认为，人们感觉舆论压力的最强大的来源就是大众媒介，因为媒介具有积累性、无所不在、内容雷同等特点。于是媒介的意见被认为是主流的、有发展前途的意见，可以公开发表而不会受到孤立的意见。在这个意义上，大众媒介作为已有的较强的的舆论和未来更广泛的相同舆论之间的中介，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于是，最初媒介提示和强调的意见，在“沉默的螺旋”作用下，转变成了实际的公众舆论。其结果是人们发自内心地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更加痛心疾首，对不完善的教育制度更加深恶痛绝。于是矛头所指都对准了教育界，似乎只要教育体制真正实现了素质教育青少年就绝不会再出现心理问题，似乎只要一个人走出校门，他无论做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都不关教育的事了。难道实行素质教育的国家就没有学生杀过人？难道社会上其他杀人的人就没有受过教育？这样简单的思考已经成了被人们的大脑遗忘的角落。在媒体喜欢越俎代庖、代为求证的今天，人们已渐渐习惯于接受媒体所提供的简单的答案。
三、结语
框架一方面有架构客观现实的意义，是一种“再现”的过程；另一方面，框架也是人们思考的依据，借以联系外在世界。唯有透过框架的展现，我们才能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它是联系人与社会文化的桥梁。舆论领袖则可以以其专业性和权威性引导普通大众，它们共同把舆论由不一律引向一律。但是框架与舆论领袖的意见既有协助人们思考或整理信息的正面意义，又可能成为人们意识形态或刻板印象的主要来源，“框架”了主观认知世界的活动，具有负面效果。
2005年冬的虐猫事件的讨论刚开始，《南方都市报》就有评论一针见血地预言了媒体的惯用手段：“我知道，围绕这起让
人心悸的研究生虐猫事件，一场宏大的舆论反思热潮将要重演：时评家的反思开头，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动物保护者、法学家、市民、人大代表、小学生紧随其后，驾轻就熟地把反思送上
高潮。”⑥
那么，这种毫无悬念的反思是否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当人们进行反思就如举行一场例行仪式的时候，这样的反思还有意义吗？
注释：
①张克旭，臧海，韩纲，何婕.从媒介现实到受众现实.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年02期.
②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控制.10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③朱大可.马加爵狂欢.燕南网.2005-3-24.
④陈力单.舆论学——舆论导向控制.5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⑤刘海洋伤熊之前的故事.三联生活周刊.2002年3月10日.⑥h ttp://www.cs online?.2005年12月12日17时56分.星辰在线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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