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的社会文化意义解读
红包的社会文化意义解读
作者：刘华芹
来源：《西部学刊》2019年第03期
        摘要：红包作为一种新的红包形式，其在中的流行既是对中国传统礼俗文化的延续与发扬，又与现代追寻娱乐精神的大众文化相契合，同时又与当前的社会结构相关联。红包的符号运用除了能够彰显社会分层，还可以起到社会动员、社会支持以及调和体内部矛盾的作用，本文基于对一个“70后”老同学的考察.就此进行了研讨。
        关键词：;红包;传统礼俗;大众文化;社会结构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3-00102-05
        传统意义上的红包是过年的时候长辈给予小辈的压岁钱，表达对未成年小辈的关爱和祝福。在一些地方，红包也是成年小辈对年老长辈表达孝心的方式，是一种地方礼仪文化，遵循人际交往的规则。红包的数额受地方习俗的影响，也根据红包给予者经济能力以及与接受者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定。红包作为礼物，与其它礼物一样具有情感、伦理和工具的功能。
        在时代产生一种新的红包形式，即红包。红包自2014年1月26日上线以后，迅速流行开来。根据企鹅智酷2016年3月发布的《“”影响力报告》中的数据，近七成用户每月支付/转账额度超过100元，红包是支付中渗透率最高的功能，有84.7%的用户用过红包。春节期间及特定节假日更成为收发红包的高峰期。
        关于红包的研究，学界主要集中在经济、金融、新闻与传媒、法律领域，有关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微乎其微。对于红包的社会文化意义，目前有限的文献呈现出了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红包缺乏礼物流动、情感价值和信用制度的约束，违背了中国传统的道义精神，也消解了红包作为礼物的符号价值和交往意义。另一种观点则强调红包的社交意义，认为红包的流行，代表了随网络兴起而复兴的“礼物经济”，红包兼有互惠互利和馈赠分享的意味。
        以上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作者的经验主观彩浓厚，缺乏具体情境和资料支撑。红包使用范围非常广泛，其影响与意义不能一概而论。除了部分商家发给用户的公共营销行为，红包主要在中流动，而具有多元性，有基于亲缘的亲属，基于地缘的同乡，基于业缘的同学、同门、同事、同行、合作伙伴，基于趣缘的各种兴
趣，以及基于某特定目标而建立的各种临时等。这些不同类型的，由于其主要联结纽带不同而构成了不同的交往情境，考察红包的意义不能脱离这些不同类型的关系体及情境，要把红包现象放到具体的情境中去研究。鉴于此，本文采取个案研究的方法，聚焦一个高中老同学中的红包现象，考察成员使用红包的具体情境、行为及其社会文化意义。这个老同学是一个以“70后”为主体的体，本文称之为M，以下是M的基本情况。
        M是山东省招远市某高中文科班的，2016年春节期间建，截止2017年6月，共有62位成员，其中男性29人、女性33人。除去两位老师，其他成员都是70年代生人。成员部分在线下的现实中有一定的交往，这种交往一部分基于同学情分，另外一定程度上也基于地域性——大部分的同学分布在胶东半岛，在工作或生活中易产生交集。据统计，在62位的成员中，烟台所辖范围内有45名成员，其中烟台市区有9名，下辖的招远市有35名、蓬莱市有1名;分布在山东省其它城市的有9名成员，其中青島有6名，威海、莱芜和滨州各1名;分布在省外的成员只有8位，其中两位属于招远市属单位长期外派，一位在丹东，一位在喀什，他们的家属则在招远市，另外6位分别在保定、杭州、广州、佛山、上海和天津定居，但他们的父母辈还在招远居住和生活。从成员的职业来看，有近十分之一的成员
属于私营企业主和企业高收入者，三分之一以上属于专业技术人员和公务员，主要在学校、律所、公检法系统、政府部门工作，其他近一半的成员属于个体工商户、产业工人、商业服务员工及赋闲在家人员。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6年6月下旬至2017年6月下旬M里的聊天记录，所有记录都存储在笔者的手机储存卡里，以方便查和导出。从保护的隐私性考虑，对从名到个体成员均进行了匿名处理。
        一、传统礼俗的延续与发扬
        红包在M中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延续了中国传统礼俗文化，发挥着传统红包的情感和伦理功能，这尤其体现在节假日的问候与祝福以及喜事分享和庆祝两方面。
        一是节假日的问候与祝福。红包在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和一些新兴的节日里出现的频率更多一些。在春节、元宵节、中秋节这些传统节日里，诸如“过年好，给家人拜年啦”“中秋节快乐”此类的红包不断，这种情境下的红包延续了成员在传统节日里向亲友表达喜庆、团圆和祝福的文化意义。根据观察，发红包的高潮是大年三十晚上及初一清晨，在传统面对
面拜年的初一至初三，里红包数量并不多，大家忙着线下的走亲戚，可见里的祝福与娱乐并未挤压传统方式的拜年活动，红包在同学中只是传统方式之余的一种有效扩展，且主要维持在线上空间。
        除了传统节日，伴随着一些新兴的诸如妇女节、母亲节、父亲节、教师节这些特定身份体节日的流行，红包的问候与祝福用场也扩展到这些节日，彰显了这个体成员的社会性别身份、家庭身份及职业身份。作为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对生命历程和身份角的体会已比较深刻，因此在妇女节、父亲节、母亲节中成员通过发红包表达对他者和自我身份角的理解和祝福，同时也借节日的机会露个面儿，与同学们联络一下感情。
        例如，在2017年的“三八”妇女节有7位男生发了“女同学们节日快乐”“女神专属，节日快乐”“发红包的男士抢吧”等11个红包。在父亲节，有7位女生发了“父亲节快乐”“父爱如山，节日快乐”等9个红包，也有4位男生发了“祝愿父亲们幸福安康”“当爹的节日快乐哈”等4个红包。因为里有两位当年的老师，以教师为职业的成员数目在中也占到五分之一强，因而在2016年教师节，里非教师成员发了总计17个以“教师节快乐”为名的红包，表达对教师成员的感谢和祝福，此外还有引发的娱乐红包11个。红包在这些节日里起到了自我表达、体表达和沟通感情的作用。
        二是喜事分享与庆祝。喜事分享与庆祝是红包出现的另一重要情境。有些成员工作、生活中的喜事会在中分享，发红包是相伴随的一种表达庆祝的方式。例如，2016年9月12日，成员M9生了二胎，甚是高兴，在里发布“喜获千金一枚”的消息，里顿时恭喜声一片，有9位男生2位女生发送了祝贺红包，M9自己也发了一个“同喜同喜”红包。
        线下部分同学的相聚也是值得庆祝的事情，聚会者除了自己高兴，也会让里其他成员分享一下相聚的快乐。通常的模式是参与聚会者在里发布现场照片，并必不可少地发送红包，参与聚会者及里围观成员参与抢发红包和评论。由于成员平时各自忙碌，相聚一场并不容易，无论三五人的小聚还是十一假期三十余人的大聚无不采取这种模式。
        例如2017年正月十二日晚上，外派至丹东工作的M1回到招远，兄弟们便组织了一场聚会。聚会人物有他的3位结拜兄弟M5、M9、M11，还有在招远市某中学任教的两位男生。最初是M1以“我回来了”为题发一个50元的红包拉开了序幕，在此过程中他的三位结拜兄弟都发了红包，两位任教的男生只参与了抢紅包，没有发红包。这次的红包数额比较大，分别是66.66元、66元、66元，这个数额跟正月有关，也跟出场人物有关，M1在工作单位主管财务，意气风发，正月难得回到家，又跟兄弟们聚会，自然高兴，所以出手就是50元。而平时
很少在里说话的M9身为某局副局长以“同学们万事顺心”为名，取数字“66.66”的谐音表达美好祝福，其他两位兄弟M5和M11便也跟着分别发了金额为66元的红包。除了聚会参与者，里围观者有3位男生、7位女生，其中M7曾是M1的老同桌，发了一个题为“欢迎M1回家”的30元红包，围观女生F5和F3与M1私交不错，分别发了一个题为“新春快乐，万事如意”的8元红包和一个题为“快下手吧”的6元红包。
        在喜事分享与庆祝的情形下，从是否发红包以及发送的数额可以看出参与者与当事人关系的亲疏远近，体现了人情的原则。由此，不管是节假日的问候与祝福，还是喜事分享与庆祝，都是对中国传统礼俗文化的一种延续。不同的是，节假日中线下红包在亲缘关系中的流向是长辈给小辈或者成年小辈给长辈，在业缘关系中是老板给下属员工派送，体现了某种阶序性，红包则打破了这种阶序，每个成员都可以自主地参与其中，这与追寻娱乐精神的大众文化相关联。
        二、大众文化下的娱乐实践
        除了对传统礼俗的延续与发扬，红包的流行也与当前追求娱乐性的大众文化相契合。大众文化在我国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程度的提
高而兴起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强调消费的、世俗的、娱乐的、技术的和时尚的文化。娱乐性是大众文化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在很多情况下红包都具有消遣娱乐的意义。
        里的红包形式通常是“拼手气红包”，也即设定有限的红包数，但每个红包的数额随机分配，因此大家拼的是速度与手气，每人会根据手机网速的快慢抢到或没有抢到红包，以及抢到数额不等的红包。抢过之后各种表情符、小动画和语句所表达的夸张心情让人忍俊不忍：有表示感谢的，如“谢谢老板”“老板很乖，一定能生二胎”;有表示赞美的，如“有土豪的味道”“这个发红包的好帅”;有“显摆”的，如“哇，我发财啦”“终于弄个最佳”;有“母亲节红包数字吐槽”贫富不均的，如“能不能退回去重领”“某某手气真好！”;有抱怨没抢到的，如“转个身，红包没了”“关键时刻没信号了”;有自我安慰的，如“一分也是爱”“终于心理平衡了，看到0.01”;有要求重发的，如“报告！我没抢到，要求重发”“来吧，我已经准备好安全帽啦”，等等。
        娱乐的一种常见方式是红包接龙游戏，参与者通常遵循最佳者发的规则，即抢到数额最大红包者要接着发红包，以使游戏进行下去。这个规则是得到大家认可的，至于发放的具体数额则没有什么统一标准，即使是小数额也没有关系，但通常都不大，很少超过10元。参与者在拼速度和手气的过程中，有惊喜，有打趣，并穿插着闲聊，极大地活跃了里的气氛，
达到了游戏和娱乐的效果。红包接龙游戏在春节期间玩得多一些，参与人数相对也多，因为春节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它为抢红包提供了行为正当性的道德许可和体狂欢共识。例如2017年正月初四下午的红包接龙游戏中，在75分钟的时间里，该有20人相继参与，共发送了50个红包。上文已提到，大年初一至初三的时间里，除了发送祝福红包，红包接龙并不狂热，可见大家都在忙于线下的走亲访友，F5更向笔者坦言她在家里招待了里的两拨同学，从侧面说明了线上互动有助于扩展至线下的人际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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