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房政策挤出低技能劳动力了吗？
作者：毛丰付 王雯雯 徐燕舞
来源：《产业经济评论》2022年第02期
關键词：人才房政策;低技能劳动力;挤出效应;共同富裕
一、引言
人才房政策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下，地方政府为引才留才所推出的一系列解决人才住房问题的重要政策措施。2017 年，武汉发布“来汉留汉人才租房购房8 折优惠”的人才房政策①，仅三年就实现了新增109 万大学生留汉②，可见引才政策成效之显著。“抢人大战”不断升级，各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人才房政策，涉及租房补贴、购房优惠、人才公寓配给等多项内容。现有研究证实，人才房政策对于城市吸纳高技能人才产生了显著的积极作用（刘旭阳和金牛，2019;吴耀国等，2020），从而有力地激发了城市创新发展的活力（Glaeser，1998;刘春林和田玲，2014;毛丰付等，2019）。
人才房政策能够有效吸引高技能人才已成为广泛共识，但少有学者探讨人才房政策对于低技能劳动力配置的影响。人力资本导向型住房政策具备集聚人才的作用，高低技能劳动者之间通过知识溢出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Duranton，2006），进而产生就业机会增加、工资水平提高等方面的溢出效应（Mazzolari 和Ragusa，2011;Glaeser 和Lu，2018），提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可支配收入，因此，人才房政策能从收入角度有效增强低技能劳动力的城市定居能力。然而，不同城市存在以房价为主的居民生活成本的巨大差异，跨城市流动后，生活成本的相对上涨往往会抵消收入的增长，降低低技能劳动力其相对收入（张军涛等，2021）。具体地，人才房政策吸引高技能劳动力涌入后会显著提高住房需求量，导致房价持
续走高（陈斌开等，2015），且人才专用房会挤占用于保障其他体的住房资源，使得低技能劳动力获取保障性住房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不仅如此，高房价还会导致城市物价水平的上升，最终从居住与消费两方面增加劳动力的生活成本，故高额的生活成本可能成为低技能劳动力流出城市的重要“推手”（刘金凤和魏后凯，2012;张莉等，2017）。综上所述，人才房政策是否会对低技能劳动力定居城市产生挤出尚未明晰。从劳动力市场整体福利角度而言，探究人才房政策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影响效应，关注低技能劳动力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扩大中等收入体，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①。
在此背景下，本文利用文本计量法得到的275 个城市的人才房政策数据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从个体微观角度实证考察人力资本导向的住房政策对低技能劳动力定居城市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发现，人才房政策的实施对低技能劳动力有显著的挤出作用，其中居民生活成本上涨效应强于工资增长与就业创造产生的收入增长效应。通过70 个大中城市的人才房政策发现，“货币补贴型”人才房政策会明显挤出低技能劳动力，而“实物配置型”人才房政策会吸引低技能劳动力定居，“政策强度”与挤出作用呈显著的正向关系。异质性分析揭示，人才房政策对于拥有高中或中专学历、在本地无房产的劳动力有着更强的挤出效果，但当低技能劳动力的配偶为能够享受住房优惠的高技能劳动力，或是其流入
地为我国西部地区时，人才房政策不再对低技能劳动力产生显著的挤出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在大力吸引高技能人才的同时，应更加重视低技能劳动力为城市发展所做的贡献，进一步提升城市开放度和包容性，注重保障低技能劳动力的福利水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本文以技能偏向型住房政策为研究对象，但有别于刘春林和田玲（2014）、吴耀国等（2020）研究其引才与创新绩效，本文对人才房政策可能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负面效果进行系统分析，是对人才房政策研究的有效补充;二、本文在城市所处区位，政策类型及强度，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房产拥有状况及未来流动意向等层面更为细致地考察了人才房政策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影响，对促进低技能体在城市安居乐业、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三、本文对人才房政策影响低技能劳动力定居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构建了人才房政策通过工资增长、就业创造、住房拥挤三条渠道产生收入增长与成本增加效应，进而影响低技能劳动力定居决策的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框架，可为后续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人才房政策实施对低技能劳动力产生挤出效应的理论
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的数据与变量;第四部分为人才房政策与低技能劳动力定居城市之间的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包括基准回归、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与异质性分析;第五部分是对低技能劳动力未来流向的进一步分析;第六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含义。
杭州人才房申请条件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传统劳动力流动理论认为，流动决策本质上是个人进行成本收益比较以追求更高效用的结果（Sjaastad，1962）。在此，本文基于收益和成本两个角度，重点阐述人才房政策的实施可能影响低技能劳动力在城市定居的作用机制。
（一）收入增长效应
人才房政策的实施会有效吸引高端劳动力在城市中集聚，进而可能从工资和就业两方面对低技能劳动力产生正外部性（陈浩和孙斌栋，2016），吸引低技能劳动力定居城市。一方面是工资增长。高技能人力资本集聚会对低技能劳动者产生知识溢出（踪家峰和周亮，2015），提升低技能者的劳动生产率（Duranton，2006），从而对城市工资水平有着明显的提升作用（Moretti，2004;Liu和Yang，2020），而且相较于更高技能水平的劳动力，低技
能劳动力的工资增幅更大（Glaeser 和Lu，2018），因此，城市实施人才房政策后更能够吸引低技能劳动力定居。另一方面是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由于人才房政策吸引的高技能劳动力对保姆、清洁等生活性服务业的消费需求较高（Mazzolari 和Ragusa，2011;陆铭等，2012;袁志刚和高虹，2015），再加上此类就业的增加难以被机器替代，以及越来越依赖于高低技能劳动者在地理上的接近（Manning，2004），促使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增加（夏怡然等，2015）。此外，城市发展也需要低技能劳动力从事生产环节里的辅助性岗位（蔡昉等，2020），使高低技能劳动者之间技能互补，从而提升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和就业量。所以城市实施人才房政策后，低技能劳动力定居的概率增大。由此，本文提出：
H1：人才房政策将从工资增长渠道与就业创造渠道产生收入增长效应，吸引低技能劳动力定居城市。
（二）成本增加效应
我国人才房政策的实施可能会从多个渠道抬升低技能劳动力以住房成本为主的城市生活成本，将低技能劳动力挤出城市。首先，人才房政策将导致城市住房成本高企。高技能人才本身有着更强的居住需求和购房意愿（余泳泽和张少辉，2017），提供住房、发放房补等政
策的实施更是增强了这一体的住房消费能力，引起住房需求旺盛、价格攀升，而高房价往往是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决定因素（高波等，2012;Foote，2016;宋弘和吴茂华，2020）。其次，住宅用地总供应量一定时，人才房会挤出市场上的普通商品房和其他保障房。由于土地配给的有限性，建造人才公寓等增加人才房的措施可能会造成其他类型的住房供给数量减少，低技能劳动力更难获得政府提供的住房保障，且购买住房难度增大。进一步地，城市的高房价还具有类似通货膨胀的传导效应，会引起物价水平普遍上升，导致低技能劳动力的生活成本增加，抑制低技能劳动力流入（李超和张超，2015;张莉等，2017）。最后，低技能劳动力获得地方财政支持的力度可能减弱。在人才竞争加剧、引才政策不断加码、享受补贴人数不断扩张的背景下，人才住房补贴总额的快速增长将加重地方政府财政负担，在财政支出规模既定时，地方政府拨付给低技能劳动力的保障支出可能会被压缩，因此，低技能劳动力的可支配收入相对减少，生活成本相对增加。基于此，本文提出：
H2：人才房政策将通过住房拥挤渠道产生成本增加效应，使低技能劳动力迁出城市。
三、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作者通过网络爬虫技术、政策文本分析与人工手动整理得到人才房政策数据，政策文本主要来源于各城市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相关部门的公开信息网站，并用“北大法宝”检索库补充。其它城市数据则主要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方统计年鉴以及中指数据库，最终得到275 個地级市的城市样本数据。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城市人才房政策对于个体流动决策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本文对城市层面数据都进行滞后一期处理。本文的微观个体数据主要采用的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的2016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在剔除了城市数据缺失较多的样本、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高技能流动劳动力样本和在“您今后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5 年以上）”问题上回答“没想好”的受访者样本后，最终获得96 061 个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下的低技能流动劳动力的有效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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