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信息传播特点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信息传播特点
黄国育1邓世雯2
（作者单位：1.广东佛山珠江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珠江商报社；2.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摘　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信息传播出现了以下特点：直播中形式被常态化运用，主流媒体占据了媒体报道的优势地位，充分投放，并且通过社交媒体广泛传播。频繁召开新闻发布会，引导舆论朝好的方向发展。医学专家作为发言人，承担沟通政府和民众的作用。公民表现出极强的公民参与意识。疫情期间出现了“信息疫情”，还有一些不当的媒体宣传，值得我们警惕。
关键词：疫情；信息传播；特点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暴发，其被国际卫生组织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文拟梳理疫情期间的信息传播特点，便于复盘和反思防疫中的信息传播工作。
１新闻媒体报道内容和特点
１．１新闻报道的内容
2019年1月20日，国家领导人对疫情作重要指示。当晚，钟南山院士在央视《新闻1+1》发声，证实了“有人传人现象”和“有医务人员感染”，主流媒体开始介入[1]。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信息传播有了一些新趋势。新闻资讯分别起着以下几种作用。（1）发布防控信息，发挥了检测环境的作用。在此次疫情中主要表现为公布新冠肺炎感染相关信息、公布交通信息、发布个人科学防护的提醒等等，以此缓解公众的恐慌情绪；（2）激发人们的积极情绪，包括宣传防控工作所遵循的口号标语、展示物资捐赠情况，也包括对医护人员救援情况的报道；（3）宣泄社会不良情绪，在此次疫情中，社会情绪宣泄表现为人们对阻碍疫情防控工作推进的相关人员的愤怒；（4）探究和解密，满足人们的探究欲；（5）表达遗憾惋惜情绪，包括在清明节期间发布信息哀悼在抗击疫情中牺牲的医护人员，在“吹哨人”李文亮逝世后痛切悼念。
１．２新闻报道的特点
１．２．１直播常态化
此次疫情报道中，各主流媒体依托其客户端上线了直播专题。国家级媒体开辟了《疫情24小时》和《人民战“疫”》的“24小时5G直播”。央视与电信合作开辟“慢直播”。而其他媒体也积极参与到直播中，如凤凰视频客户端开设“风直播”，澎湃新闻开设“上直播”等。直播使受众产生真实而独特的参与感与在场感。
１．２．２新媒体传播功能日益重要
手机被公众作为疫情信息获取最主要的载体，使用率为95%。疫情信息获取渠道上，的使用率为62%，是公众获取信息的最主要渠道。新闻客户端使用率为56%，排名第二。网络媒体疫情信息传播满意度评价中，人民网、新华网、腾讯网位列新闻网站满意度前三，新闻客户端满意度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人民日报》、腾讯新闻、新浪新闻。
抗疫情口号全国地方媒体也利用新媒体对疫情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广东的珠江商报社将疫情相关稿件全部先网后报，移动优先，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珠江商报社设立了24小时值班制，源头上确保先网后报顺利推进；严格落实新媒体三审制度；抽调多名校对参与新媒体审稿工作以减少稿件的差错；充实三审人员力量，把审稿工作做细做实。
１．２．３频繁召开新闻发布会
此次疫情期间，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天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依托移动视频直播，实时传达重要信息。新闻发布会一方面及时发布信息，使受众了解疫情现状，消除受众的不安情绪，另一方面在一些事件中，引导有关问题向积极方面发展。
２民众与商业平台信息传播特点
２．１民众的公民意识强
公民利用监督权利，表现出极强的公民参与意识。2月4日到2月27日这将近一个月时间内，以及3月2日到3月13日这12天中，民众聚焦相关新闻，它们的主要报道对象是医生、病人以及社会问题（包括武汉人在外地受到歧视、国人在国外遇到的困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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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还涉及复工情况、政府、对为何错过最佳防控期的探讨、物资、疫情情况（包括国内国外）、志愿者的活动、捐款、企业等。民众对此表达了不满情绪。此外，部分报道中还暴露了有关部门的决策失误，以及这样的失误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如“中国新闻周刊”2月5日刊发的深度报道《武汉之憾：黄金防控期期是如何错过的？》中，对武汉错过疫情黄金防控期进行了反思，反映出有关部门可能存在的失职。
在此次疫情中，公民表现出了以下心态。首先，民众关切疫情防控进展，对湖北省武汉市、黄冈市的卫健委、疾控中心、各级红十字会的工作表达了关注。在上述机构防控工作出现纰漏之际，民众表现出了很强的监督兴趣。此外，民众对医护人员的工作表达了感激之情。再次，在这次疫情期间，民众开启了一股学者崇拜风，对张宏文、李兰娟等抗击疫情的学者表现出了比较强的依赖性和信任感。歧视湖北籍民众的风气也持续了一段时间。民众热心公益和物资捐赠。疫情期间的隔离举措，让民众有了大量被隔
离的时间。媒体前期宣传的“宅在家里就是为疫情做贡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同于“非典”期间，此次的隔离具有全民性和云隔离属性，虽然在物理空间上民众被分割成一个个的小单元，但是由于移动媒体的应用，民众开启了云生活。网购、Vlog、封城日记、抖音短视频、网课平台、微博等媒体，强化了民众由于隔离而被削弱的社会属性。例如，珠江商报社在疫情期间，除了各类创意海报，珠江商报社还开设了珠江商报社君Vlog系列视频栏目，Vlog包括《均安：一个小镇的“战疫时刻”》《谢谢你，每一个在风雨中坚守的顺德人》《凌晨4点的顺德》《顺德公安战疫时刻》《请再坚持！不要让无数人的努力功亏一篑！》《湖北，我们来了》等视频。同时，珠江商报社还在抖音平台制作了200余条抖音小视频，以短平快的形式记录顺德战“疫”的各个重要瞬间，收获了2 000多万的点击量和23万的点赞。新的传播方式，消解了受众隔离的烦躁情绪，即使是隔离在家，民众也进行了诸多创造性的文化活动，比如居家无聊指南、宅家旅游等等。
２．２商业平台发挥信息整合优势
商业平台在此次疫情报道中发挥了数据监测及可视化呈现、信息整合和即时辟谣等优势。1月21日，凤凰网新媒体、阿里巴巴、腾讯上线疫情地图，可视化展现各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治愈病例等数据。专业医疗平台“丁香医生”与《人民日报》合作制作“人民日报-丁香园/丁香医生联合版疫情动态地图”。凤凰新闻客户端增设“患者同程查询工具”，搜狗搜索也联合央视新闻和新华网推出“患者同程查询”。在此次疫情报道中，商业平台借助优势资源进行了不同方式的信息整合。凤凰新闻开设专栏，设置以热点命名
的专栏。腾讯将中的热门文章进行整合与分类[2]。
３负面传播现象及应对
３．１信息疫情及应对
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召开了一个会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会议中出现了一个名词——infodemic，可以直译为“信息疫情”。信息疫情（infodemic），指社交媒体和网络中过度传播各类疫情信息，导致恐慌和焦虑过度蔓延的情况。《麻省理工科技评论》随后刊文指出，新型冠状病毒是第一个真正的社交媒体“信息疫情”。国家信息中心、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院组成联合调研组，形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众认知与信息传播调研报告》，研究发现，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调研时间1月20日—2月13日），约九成公众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疫情信息，超五成公众因疫情感到“稍有紧张”。在“信息过载”环境下，人缺乏可靠信源和专业指导时，会产生焦虑、恐慌。
钟南山团队发表《基于SEIR优化模型和AI对在公共卫生干预下的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发展趋势预测》，通过模型，预测如果隔离措施推迟5天，中国的疫情规模将增加3倍，达到351 874例。但如果提前5天采取措施，感染人数将是现在的三分之一，或不超过25 000例。
此次疫情期间，疫情早期没有及时报告给公众，这给防疫工作的开展带来极大的不便和困难。长期以来，
很多人把“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当作了新闻报道的指导方针，并且把它推向了极端：“正面宣传为主”就是表扬报道、成绩报道为主，“报喜不报忧”。实际上，在灾难报道中媒体不应粉饰太平。
总结这次疫情的经验教训，政府要把信息转化为可利用的资源，战胜信息疫情，以此进行防控工作。具体来说，在处理与公众利益切身相关的信息的时候，要及时准确地、精准地发布官方信息，把事实快速地向公众公布。对于尚未有定论的信息，政府要保持审慎的态度。培养权威专业信息源、建立可信赖传播渠道与机制，通过钟南山、李兰娟、张宏文等专业权威人士，分阶段地披露消息。更关键的是树立和保护政府公信力。
在此次疫情里，危机传播分四个阶段。在危机潜在期，媒体需要做好预警作用。在危机突发期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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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媒体在做好警示的同时，还需要缓解公众恐慌情绪。媒体应该公示救援信息协调、分析伤亡讯息、衣食住行用供需。及时处理社会化危机。此次疫情里，泉州酒店倒塌事件、公务车私拿口罩事件，大理截取重庆物资事件，需报道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披露人为影响的原因。在危机解决阶段，媒体需要协助政府做好防控工作的复盘。
公民个人除了需要配合好政府的工作，自身加强信息素养，不至于使自己被信息疫情“感染”也是很重要
的一步。个人如何应对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纷繁复杂的信息呢？首先，对于来源广泛的信息，公众需要甄别信源，对非权威信源保留更为审慎的态度。其次，判断信息所处的阶段。事件的发生发展有一个过程，信息的披露公开也有一个从刚刚公布到经过调查和检验的过程。公众应该审慎对待处于突发曝光阶段的信息。对于正处于发展调查阶段的信息，公众不要盲从。
３．２值得改进的文化现象
３．２．１　宣传偏向问题
媒体宣传报道中的女性形象有时会格外引人注意。媒体报道了怀孕九个月将临产的女护士上前线、流产十天的女护士上前线、护士妈妈集体断奶奔赴一线、女护士集体剃头的新闻。力量本身就很弱小的弱势人牺牲，媒体不应该以此来制造感动。媒体宣传过分注重牺牲和感动，渲染女护士“剃头”“落泪”的“奉献精神”，实际上是新闻煽情主义的一种表现。新闻应该秉持客观公正的报道观，不能任由对情感诉求强烈的内容泛滥。煽情新闻停留在浅层的自我感动与感动，却忽略了对报道对象、受众的影响。这样的报道不仅忽视报道对象的诉求，也由于过分注重情感传达，无法使得公众保持理性态度和认识。进一步来看，例如“让女护士剃头”举动的背后，也存在还暗藏着管理上的失当和的形式主义问题，实在不宜加以过多地渲染。
此外，本次疫情的新闻报道中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那就是宣传穷苦老人捐款。《四川日报》宣传“68岁
的换位工人给武汉捐款10 071元”；《扬子晚报》报道“常州老大爷扔下50万捐款就走”；看看新闻宣传“87岁老人捐出1 000元生活费支持防疫”“退休环卫工捐出十万元，卡里只剩13.78元”。赞美弱势体的牺牲，除了收获悲情与感动，并不能对疫情防控起到正面作用，甚至会伤害到弱势体。过分宣扬温情、奉献、感动，也会在无意中遮蔽一些更重要的问题，比如对疫情期间管理问题的反思。
３．２．２媒介话语的隐喻
疫情防控关系人民众的生命安全，关系国际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件需要严肃认真对待的事。但是，此次疫情中，信息传播却有娱乐化趋势。有网民说“武汉你这个小笨蛋快好起来，33个小朋友都在帮你哦，给你呼呼”；有网友称呼新冠病毒为“阿冠”；有网友取了网红名字挖掘机天团，称呼施工叉车“小黄”“大红”。个别媒体、权力机构也在迎合这样的趋势，比如，官媒开直播号召给“小火”“小雷”施工现场的挖掘机营业打榜。。媒体话语如果充斥着“呕泥酱”“旺旺市长”“阿冠”“孝感妹妹”这样的话语，是值得警惕的。在莱考夫和约翰逊合著出版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拟人被看作一种概念隐喻。作者认为拟人是典型的一种本体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认为隐喻不仅仅是语言修辞手段，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隐喻概念在一定的文化中又成为一个系统的、一致的整体，即隐喻概念体系，在人们认识客观世界中起着主要的和决定性的作用[3]。“阿中”“阿冠”“孝感妹妹”，这些拟人化的称呼，简化理解复杂的共青团组织、国家、病毒和疫情，这种概念迁移必然带来误解。使用这样的隐喻，我们可能会忽视斗争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４结语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信息传播出现了以下特点：直播中形式被常态化运用，主流媒体占据了媒体报道的优势地位，充分投放，并且通过社交媒体广泛传播。频繁召开新闻发布会，引导舆论朝好的方向发展。医学专家作为发言人，承担沟通政府和民众的作用。公民表现出极强的公民参与意识。商业平台在此次疫情报道中发挥了数据监测及可视化呈现、信息整合和即时辟谣等优势。最后，疫情期间出现了“信息疫情”，还有一些不当的媒体宣传，值得我们警惕。参考文献：
[1]栾轶玫，张雅琦.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的信息呈现与媒体表现[J].新闻战线,2020(3):12-15.
[2]栾轶玫，张雅琦.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的信息呈现与媒体表现[J].新闻战线,2020(3):12-15.
[3]赵艳芳.语言的隐喻认知结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评介[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3):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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